716、郭旭东将军论当代国际军事战争：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

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86：关于最大文字狱，国安干预香港民主，齐崇淮因坚持真理加刑，讨川震遇难学生保险费被判刑，困难户求政府救济被抓，除夕访民收留点被清剿、乞讨被驱赶、洪茂先禁见家属，下乡返城特困群体，因实名票被劫访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关于下乡返城人员的相关新闻：

一、2012年月18日新闻《武汉市下乡返城人员继续请愿讨说法》，内容如下

媒体2012年1月18日消息：昨天上午，武汉市数十名下乡返城人员到政府部门请愿讨说法。

据介绍，当下乡返城人员准备到武汉市政府时，被搞维稳的政府干部明生洪等人粗暴地阻止并赶走，后来大家只得到武汉市社保局。市社保局的副局长张玉哲、陈昌顺忽悠不给正面答复，将这几十人推向民政局。到了民政局，民政局说社保局陈昌顺讲假话。无奈之下这批老人手举着“冤”字向社会求救。

据介绍，武汉市下乡返城人员虽然2011年获准参加社保，但参保费每人四万多元全部是自己出的，许多人是四处借钱交的参保费，政府方面未按承诺分担。按规定，参保人员应从当年开始发放退休金，但政府方面不予认可。

二、2009年8月14日新闻《‘棚户区’内的特困群体——武汉下乡返城人员群体写真（组图）》，内容如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湖北省武汉市数万人员，被以支援农村建设、支援新疆建设、支援边疆建设的名义下放到农村、农场，这些人员就被称为“三支”人员。本文所要介绍的特困群体就是“三支”人员中的“支农”人员群体。

图1：武汉下乡返城人员

1961年至1965年间，武汉市约有l万名城市居民，因“精减城市人口”被“下放”到武汉市周边农村支农”。当时，他们中的父母一代人多在40岁左右，原是武汉市区的个体业主、小商小贩，还有一些人靠从事搬运、打短工为生。他们当中，也有少量的社会青年和一些所谓成分不好的人员和家庭。到农村后，由于这些“支农”人员“人地两生”，不会干农活，生活一直过得很苦。当初他们到农村时，武汉市政府承诺，只让他们在农村呆5年，但谁知他们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多年。1975年后，武汉三支人员陆续返汉，近万名“支农”人员也随之回到武汉。“支农”人员返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当地农民不欢迎外来户分占他们的承包地。

图2：部分武汉下乡返城人员维权代表

当“三支”人员返回城市后，由于他们早已没有了武汉市城区居民户口，返城人员中大量的是随父母一起下乡的子女，这些人返城后什么都没有。因此，他们成了武汉市区的“二等居民”、“黑人”。在当时的就业制度下，他们不可能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正式工、临时工，只能靠、打短工、当苦力、摆地摊、拾荒等为生，收入微不足道，十分可怜。

图3：武汉下乡返城人员居住的"棚户区"

图4：韩家墩街道综合社区的"棚户区"

除了户口和工作外，下乡“支农”返城人员的居住问题同样非常糟糕。他们虽然返回了武汉，但绝大多数人早已失去了在武汉市的住房。由于无房可住，返城人员只得用塑料布、废旧木板，油毡等搭简易棚居住。现在，在武汉市桥口区韩家墩街道综合社区、桥口区宗关街汉西二路等多处形成了武汉下乡返城人员“棚户居住区”，直到现在，大多数下乡返城人员及其子女都还住在这些棚户区内。

图5：就在"棚户区"旁边的垃圾场

1989年，无处栖身的12户“下乡返城人员”，在这个社区(南北长50米，东西宽6米)的地皮上，盖起四处漏风的简易平房，一住就是20年。如今这些低矮的平房早已破烂不堪，冬天寒气袭人，夏天热似蒸笼。在这些平房门前，有一条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而在多雨时，常常成为“水乡泽国”。在12户的对面十几米的地方，则是一处不算小的生活垃圾堆。这12户“下乡返城人员”，近20年来就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断向区、市政府诉求，改造他们这个社区，但至今区、市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去看过他们。

图6：一些下乡返城人员租住的房子

图7：宗关街汉西二路 “下乡返城人员”集中居住地狭窄的巷道

在宗关街汉西二路 “下乡返城人员”集中居住的地方，原先是一片棚户区，从1985年至1989年，陆续建造起多栋几层高的简易楼房。如今，在这里居住的60多户“下乡返城人员”，人均居住面积最多有10平方米，最少只有4平方米。比如，有一户姓陈的“下乡返城人员”，一家三代挤住在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因为住房太小，儿媳妇实在忍受不了，只好悲痛欲绝地离婚而去。她说，她爱丈夫，更爱儿子，但非人的生活让她再也熬不下去了!她的儿子已上小学6年级，和父亲、爷爷奶奶挤住在一起，每天放学后只能以床当桌子做作业。

图8：考上大学的武汉下乡返城人员程君同学家中最贵的电器

武汉下乡返城人员认为，正是当年强迫他们下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造成他们现在的凄惨处境，他们被媒体称为是当今中国最可怜、最无助的特困群体。正是鉴于上述情况，武汉下乡返城人员认为十多年来一直在上访讨说法。现在他们虽然获得了武汉市户口，但生活处境依然艰难。他们仍住在棚户区内，靠每个月二、三百元的低保为生。而和他们同样性质的“支疆”人员，现在已获准参加社保，到了退休年龄的“支疆”人员每月能领到一千八百余元的养老金。

图9：2009年8月10日在湖北省委门前请愿的返城人员

正是因为这样，武汉下乡返城人员的上访维权活动仍在继续。他们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发生在2009年8月10日，当时加上围观群众近千人员造成湖北省委门前道路受阻。2009年8月12日，七名武汉下乡返城人员专程到随州向民生观察工作室诉说冤情。在来随州的人员中，有八十多岁的婆婆，她表示即使只能活几年也要讨个说法。

在中国的城市里，还有这样一大批下乡返城人员，他们是城市的特困户，他们为此而上访，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但是‘官员’却背信弃义，一改承诺，使他们在水深火热中进一步挣扎，‘官员’对此却始终熟视无睹！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2日新闻《列车实名制，成都访民春节上访被截访》，内容如下：

1月20日，成都访民陈茜被严密看守在家中，不得出门。21日其丈夫林龙华冲出家门，买了k1364票上车，打算进京上访，列车即将到宝鸡时，突然对他进行查票，然后勒令其下车，林龙华询问理由，列车长王宁说：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不许你们进京上访。

林龙华说：我春节去北京玩不行吗?
列车长王宁说：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必须下车。

林龙华不下，与列车长争执；此时，成都市房地产局的截访人员曾明江也出现在他身边，将他强行拉下火车，此时列车以行至宝鸡，林龙华被交给了宝鸡铁路公安，押送回成都。

另，林龙华的妻子陈茜，因被限制自由，与看守他的人发生冲突，被殴打。

郭将军，火车票实名制的巨大截访威力越来越显现出来，列车长斩钉截铁地明确告知买火车票的老百姓禁止上访，‘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不许你们进京上访’。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除夕夜，北京警方突袭访民收留点带走多人》：

今天早些时候，北京大兴警方突袭访民收留点，将在此居住的数十位上访人士和无家可归者带离。

据该收留点工作人员付楠介绍，北京警方是在多名工作人员外出采购年夜饭用品时，实施的突袭行动。警方突袭时，除一名制服警员外，全为便衣。在结束突袭时，北京警方将收留点多个房间进行了封锁。

媒体随后多次致电被带走访民的电话，均无法接通。

郭将军，百姓由于冤情才上访，结果访民收留点也被清剿，而且还是在除夕夜，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2日新闻《百余访民除夕在京乞讨大批警察弹压，1人摄像被带走》，内容如下：

百余访民除夕在京乞讨被驱散，一摄像人员被带走。

据悉，今天中午，一百余访民在北京王府井新天地附近乞讨，被大批警察和成群便衣驱逐冲散。一名在现场摄像的市民被王府井执勤警员强行带走。

而有被驱散的访民到北京永定门救济站求救时，又被强令支付住宿费、伙食费。

郭将军，百姓为了冤情，无家可归，乞讨流浪，本来应该得到‘官员’的人道救助，可事实完全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官员’的任何人道救助，反而被驱赶，正义市民也被带走，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2日新闻《除夕夜，警方禁入狱农民领袖见家属》，内容如下：

媒体消息：除夕夜，河南警方禁入狱维权领袖与家属会面，媒体致电慰问。

据悉，今天上午，早前入狱的河南维权代表洪茂先家属致电监狱管理方，要求官方允许洪茂先在新春佳节与家人会面。但狱方以洪茂先是因维权入狱为由，拒绝家属与洪茂先会面的要求。

今天夜间，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义工致电洪茂先的夫人袁齐琴，天网义工向其转达天网创始人黄琦和天网全体义工对洪茂先和家人的问候。并详细了解了洪茂先入狱后的情况。

洪茂先是河南农民维权领袖，2011年8月4日被当局逮捕。今年1月5日，洪茂先因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向官方赔偿4万2千元人民币。

郭将军，关于洪茂先冤案众所周知（参见《郭旭东将军论当代国际军事战争：国家规则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官员’不但至今不为其平反，反而以其维权入狱为由，拒绝其家属与其在除夕夜会面，‘官员’没人性到什么程度！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9日新闻《上海潘红珍年底讨生活费被抓到出所》，内容如下：

媒体2012年1月19日消息：今天上午，上海拆迁户、访民潘红珍和妹妹等人来到上海青浦区赵巷镇新镇居委会，反映年底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救济，结果被抓到了派出所。

据潘红珍的妹妹向媒体介绍，她姐姐和她家的房子在2009年就被强行拆迁了，但补偿安置问题至今未解决。现在潘红珍的女儿又患了重病，生活陷入困难才不得不到政府和居委会讨说法，谁知竟被抓。

郭将军，百姓被强拆，补偿安置问题至今未解决，上访又被禁止，生活困难求‘官员’救济，结果被抓到派出所，老百姓真的是一点活路都没有了！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2日新闻《国安涉逼工运人士刺探香港工运和政治人物》，内容如下：

重庆国家安全局被指涉嫌威逼被扣工运人士张蜀杰前往香港，刺探及渗透当地社运人士及组织，张蜀杰现已逃亡到瑞典，他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周四将在瑞典国会作证，指责中共非法跨境执法和监视及干预港人的结社自由，严重损害香港的一国两制。

综合工人国际委员会 (The 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简称“工国委”) 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网站资料和该会与社会民主连线立法会议员梁国雄21日记者会的资料，现年24岁的中国内地人士张蜀杰自2009年起为《社会主义者》双月刊当记者，报道内地工运情况，并在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发表文章，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后不久被重庆市国安拘传，以长时间站立等酷刑逼他“交待”与工国委的关系和所有信息，又要求他刺探香港工运和左翼人士情况，否则他可能“被失踪”，甚或以“接触被取缔的组织”和“涉及国家安全”等罪名而受监禁。

张蜀杰佯装同意，并在国安审视和指示下与香港工运人士继续交往，后来更在国安支付旅费的情况下来香港出席会议，并要求他以手机拍摄与会者的照片和收集其他人的个人信息。

张蜀杰来港后，有国安人员在港接应，并用电话短讯指挥他的行动，包括多出席游行示威等公开场合、透过向社运团体捐款以建立信任和套取情报，主要目标为香港的「八零后」社运人士、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和社民连、梁国雄等人。张蜀杰来港后即向梁等人求助。梁国雄表示，事发前已认识张蜀杰，亦曾看过由国安人员发出的手机短讯，相信事件真确。

梁国雄续称，事件涉及内地执法人员在港跨境执法，促请港府主动调查。根据香港的小宪法 - 基本法，内地官员无权在港执法，遑论监视或干预港人的结社自由活动。

张蜀杰去年底在工国委、爱尔兰国会议员乔-赫金斯（Joe Higgins）、欧洲议会议员保罗-墨菲(Paul Murphy)以及梁国雄等人协助下，避过国安监视而逃往瑞典。他和梁国雄本星期将出席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国人权与民主问题听证会。

工国委指出，这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专制当局的野蛮统治和无法无天，亦反映中共的政治镇压已经延伸到香港，所谓“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其自治权正受到严重侵害。

工国委为一左翼组织，主张立即完全实现民主权利，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工人贫农政府。

郭将军，内地‘官员’连香港民众的民主自由都在控制和干涉，何况内地老百姓呢？内地老百姓哪里还会允许追求民主自由、异议和维权呢？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北川家长索要遇难孩子保险费被政府拒绝》，内容如下：

11日，四川省北川县500名5.12死难家属再次到北川县政府讨要死难学生保险费，县政府再次装聋作哑，家长们无奈之下把新县城唯一的交通主干道阻断，造成交通瘫痪。

元月11日上午，北川县500多名在5.12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家属，前往北川县政府讨要死难学生保险费，政府派一名主管交通的副县长与她们谈判。该县长只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对家属提出的问题不做任何回答，家属们要求政府拿出诚意解决问题，希望出来一位能为她们解决问题的领导与她们谈判，但都被以领导们不在为由拒绝，家属们对政府这种做法非常气愤，无奈之下把新县城唯一的交通主干道阻断，造成交通瘫痪。

在这种情况下，县长及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等官员现身出来与她们对话。家属们要求政府为那些在地震中死亡的学生赔偿校方责任保险费，但县长也只是敷衍她们，根本不给解决问题。

县长说话前后矛盾 难属不满

北川县5.12难属彩云（化名）气愤地对表示，由于其它地区有赔付这笔保费，“我们手里有证据”，可她们那里是地震损失是最严重的地区，为什么不赔付？县长曲永安（音）回答他们说“县政府没有买这笔保险”，之后又说“如果其它地方都赔付了也给你们赔”，因此她们对县长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非常不满。

家长们认为，当初孩子们在学校都填写了保险单，但现在这些证据都被埋在废墟中，对于县长所说的政府没有买保险的说法，难属们无法接受。她们说，如果政府真的没有买这笔保险，即使其它地区赔付，保险公司也没有理由赔保；如果政府买了这笔保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保费。有人怀疑这笔巨额保费可能已被贪官和保险公司合伙贪*污，因此县长说话才前后矛盾。

孩子死于豆腐渣工程让家长无法释怀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家长们认为，孩子的死亡主要是由于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而政府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孩子的死亡实际是3分天灾7分人祸，这让她们一直无法释怀。为了调查事实真相，艾未未、何红春等都遭当局打压与判刑。

灾民没有收到各界的救灾物资 生活艰辛

由于地震，大部份房屋都被震毁，百姓们都要购置新房，政府给的那点买房优惠贷款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大部份民众主要靠个人借贷来购置新房。

彩云又说：“我们外出打工挣的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我们要还买房的贷款。这里的老百姓生活的非常艰辛，有苦无处诉。现在的政府根本就不是人民的政府，是收百姓金钱的政府，根本不为人民服务，打着我们的旗号把钱都收进了他们的腰包，我们从来没有领到国家的任何支援物资。”“政府一手遮天，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

另一位5.12难属小丽（化名）表示，她们这些死难孩子的家长很多都去了北川政府，人员最多的时候有400至500人，政府派来很多警察现场“维稳”。
她说，北川老城的房子政府要求必须捐赠，不捐赠在新县城买房子就不给办房产证。为买房子，她家欠了很多外债，生活非常艰辛。为了讨要这笔保险费，何红春被政府判刑，她希望政府能把孩子的保险费还给她们。

据她了解，由于何红春是为她姐姐家的孩子讨要保险费而非为自己所生孩子讨要，因此被政府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判刑5年缓刑3年。

郭将军，5.12川震真相至今也没有公布，何红春等维权或帮助别人维权而受到迫害的人至今也没有平反，受害百姓生活愈加困难，他们一旦维权就受到‘官员’的打击和镇压，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2日时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组图)》，内容如下：

最近我看了一本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看完这个说是“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的《大事记》之后，深思良久，感到有一些“大事”有意地被简单化了，或者说太笼统了，让人们不能了解历史的真相。

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灾难：有的被关进监狱成为囚犯，大多数人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或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有的自杀，还有的被枪毙，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反右派运动绝对是“一件大事”。然而，反右派运动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受害者的有关数字在《大事记》里就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载。我的感觉是有意淡化这一段历史，不敢说出历史真相，有意让人们忘却这一段历史，以掩盖制造“这一大冤案”的罪魁祸首的罪行。

关于反右派运动，我在《大事记》里找到的有关内容有如下两条：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于1980年基本结束。

第一条中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这里暂且不说，我另有文章讨论。

第一条中还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扩大化”严重到什么程度，扩大了多少人？都没有说。其实，这是最本质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还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究竟造成了什么样“不幸的后果”，有没有整死的，有没有枪毙的，有没有自杀的，有没有饿死的，有没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全国迫害致死了多少人，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第二条中说，“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但是，“错划”了多少人，“改正”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有改正，为什么没有改正，这些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也都没有说。

关于这些数字已经有文章披露出来了。郭道晖老先生（1948年加入共*产*党，入党六十多年了）写的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说的就很清楚，文章中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我们要问，为什么前后两个数字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看起来说假话的年代还没有过去，说假话者还在说假话。从上面数字可以计算出错划右派有317万多人（除去不予改正的96人还有错划右派3178374人），错划率高达99.9969％，正确率仅为0.003％，即十万分之三。“扩大化”扩大了33109倍。换句话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317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3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请。另外，从上面披露的数字可知右派再加“中右”分子共计有461万多人。就是说有46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受到打击和迫害，这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

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李锐老先生（毛*泽*东秘书、毛*泽*东研究专家，1937年5月参加共*产*党，入党七十多年了）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可知除上面所说461万多个受害者之外，还有50万人受到打击和迫害，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显然这50万人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461万多再加上50万就是511万多人了。还有，有的地方在工人中也划了右派。例如有文章说人民日报社把报社工厂中工人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报社反右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当了二十多年的“坏分子”，境遇同样悲惨。文章中还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晞、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自杀的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五。然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请看《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这一类“工人右派”转划为“坏分子”的人，二十多年境遇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样的“坏分子”全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还有在“中专”学生中也划了不少“右派”，也都送去劳动改造（我们劳动改造时就有“中专”的学生右派）。后来有规定不在“中专”学生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又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的帽子，命运同样悲惨，他们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另外还有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当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党委知道），当时也称为右派。现在看来，应该叫作“编外右派”。（当时正式右派与“编外右派”的区分在于：正式右派是指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有记载的，就算正式划为右派的人。而“编外右派”是指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在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这些人和右派一样都送去劳动改造，与正式右派毫无区别，大家也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况，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编外右派”，当时他们自己也认为正式被划为右派了，跟着正式右派一起劳动改造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这一批人也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这一批人有多少，也是只有天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显然这一批人也不包括在那461万多人之内。

例如北京大学就有这样一批“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就“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笔者本人就是北京大学“错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一类之中的一个。领导说我是右派，让我和右派一起劳动改造。当时我只知道原来说我不划右派，怎么现在又说是右派呢？我想不通，感到很冤枉。但不知道我这个“右派”是“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没有党委批件”的“编外右派”。由于我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还到处上访告状，给中央写信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党委认为我态度不好、不认罪承认错误，因此，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经过42年的抗争和磨难，到1999年北大才给我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是“错按右派分子对待”我42年，造成我42年冤案，毁掉我一生。期间让我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打聋，精神失常，落得浑身是病。我的大好青春年华就这样给断送了，一个北大学子的美好前程也都成为泡影。给我平反时我已经是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平反之后，北大党委副书记郝某接待我，当时还有我同班的几个同学作陪。我问他“北大划了多少右派”，他说“北大划了七八百个右派”。我又问他“我算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呢？”他说“你不算在这七八百个右派之内，因为北大划右派的名单上没有你。”他还说：“错按右派对待你四十多年，影响了你的一生，改变了人生轨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当他知道我还当过北京大学第一届学代会的代表时，他惋惜地说“我们耽误了一个好人。”

可以看出，我虽然当了四十多年的右派，享受右派“待遇”几十年，但我还不是右派、不包括在那“317万多个右派”之内，真是千古奇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匪夷所思，这也是中国特色吧！这样算来，右派加“中右”461万多人再加上面所说的这四批人就有511万多人因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而受到打击和迫害，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受害者。若按511万多受害者来计算，就是说为了揪出“96个右派”，竟然冤枉511万多个无辜者，也可以说为了揪出一个右派，竟然冤枉5万多个无辜者。“扩大化”扩大到五万多倍。真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文字狱，但伤害的人数都没有反右派运动伤害的多。可以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再看一看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不幸的后果”：

上面已经说过，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例如戴煌他们那个农场，就饿死好多右派。1960年10月13号，这一天，有一个小队100多名“老右”就饿死七个人。另一个小队百十来名“右派”中，饿死、病死、自戕身亡的前后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请看戴煌先生所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更有甚者是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

“文革”中各地经常枪毙人，枪毙人的布告上经常有一两个右派的名字。究竟全国枪杀和迫害致死多少右派，一般人难以计算，估计约有十万人之多。再以北京大学为例，1957年，当时有师生八千多人，在师生之中正式划右派716人，再加上“中右分子”和“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就有1500人因反右派“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送到劳教农场，有的送到工厂或农村劳动改造，还有的关进监狱。其中有的人死在农场，有的人死在监狱，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病死、有的人饿死。还有几个人死在“人民的”枪口之下。王书瑶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被处决的8人是：林昭、任大熊、黄宗羲、顾文选、张锡琨、吴思慧、黄立众，沈元等。文革时被打死的1人是施于立，劳改时病死饿死6人是：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自杀者10人是：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周云霞、林生方、胡家胎。死因不明者1人姓名不知。这仅仅是在书刊上看到的，在书刊上看不到的死难者肯定还有。估计北大右派中被迫害致死者约有三十人左右。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磨难之后，（有的已经命赴黄泉，）这1500个受害者除1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之外全都给予改正或平反，有的叫纠正。（林昭这样的也都得到改正、平反）可以说全部是冤假错案，这充分说明北京大学1957年反右派运动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全部搞错了。（请参看陈奉孝文章《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张元勋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要知道这1500个北大学子都是北大精英，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具有开创精神，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然而，竟惨遭如此厄运，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令人感慨万千、痛心不已。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

为何以北大为例，这是因为北大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亲临北大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957年年底北大已经划了五百多个右派了，他还嫌少，他在北大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打”是十二个，而“一批”就是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一批”要比“一打”多的多，意思是说还要多划。当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心领神会又在北大搞“反右再补课”，这一“再补课”又多划了一二百个右派，还制造了一批“编外右派”。北大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北大是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样板”，是在全国树立的典型。现在看来北大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有一千五百人受到打击和迫害。可以说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是全国反右派运动的一个缩影，了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就大致了解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情况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家最关注的数字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反右派运动的历史真相，才能反映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如果真是以人为本，真实地、全面地、客观地记述历史，就应该在《大事记》中记载这511万多个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和有关受害者的各种数字。记载这些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和子孙后代牢记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不要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要再让国家走弯路，不要再让人民受苦受难。

能认真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能正确对待冤案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政府。

郭将军，‘官员’现在不仅根本没有认真反省中国最大文字狱这段历史，而且还刻意掩盖，并且在极力制造文字狱，例如在一个月内对三位民主作家陈卫、陈西和李铁分别判处9年、10年和10年的徒刑，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年关时期的‘政治犯’动态（8）》，内容如下：

齐崇淮：2012.1．19，焦霞前往山东济宁的鲁宁监狱看望了在该监狱五监区服刑的丈夫齐崇淮。上次去看他时（2011.11.4）他气色还不错，这次却显得一脸病态，因此一见面就让焦霞感到心疼。

由于齐崇淮案已经被中院维持原判，焦霞打算继续向高院提出再审申诉书，故这次探监的目的就是要让齐崇淮签字。见到他的脸色那么差，焦霞一时连正事都忘了，焦急地问他是不是病了。齐崇淮说，我没有病，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你和孩子们，上次弟弟来时我就说了，你带着两个孩子没法生活，我们离婚算了。焦霞说，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什么婚？有时候我想起来也挺恨你，但是转念一想你又不是做坏事，也是为了我为了孩子为了社会才落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你，希望你健康的活着出来，大家眼睛是亮的，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左右不了政府和官员，只能自己承受，不要再提离婚的事，这四年已经熬过来了，八年就八年吧，我怎么也会熬过去的。

齐崇淮说，他在监狱里已经找了住监检察院负责人，对他们说明了自己无非是得罪了滕州市的一位领导，刚说到这里，旁边站着的警官就立即阻止，不准他说出那个人名。齐崇淮本来是2011.6.25到期，这之前的4.27滕州市委领导找了他，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认为自己没错，何况马上就要出狱了，就毫不遮掩的谈了自己的看办法，表示只不过是揭露了滕州市委盖超级豪华大楼而已，这是事实，出狱后当然会继续据理力争，那领导就威胁说：“你等着吧“！就这样，回去后居然让人连夜起草了新的起诉书！这以后没几天，齐崇淮打电话还说自己挺好，焦霞问他到出狱的时候怎么去接，他含糊地说到时候再说吧。

2011.5.4去接见时，他才说：“我又被起诉了！怕你担心，所以当时没告诉你，就因为我说我没错，他们就这么对付我！”结果，原判四年，本应于2011.6.25到期的齐崇淮于6.9再次被宣判并加刑8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焦霞就焦急万分，恰逢肺部感染，很快就病重，只好于6.28辞去工作，首先拖着病体全力为丈夫的案情奔走，看能否找到主持正义的地方。由于案情敏感，两人就申诉的事商量之后，觉得当务之急是找律师请教，希望能尽早见到律师，他们请的是著名维权律师王全刚和刘晓原。最后，焦霞说今年过年她觉得特别悲凉，去年齐崇淮要出来了，过年时他以前的同事朋友都来看望，谁知却被当局加了八年，这一下，今年发个短讯来就不错了！仅仅因为揭露穷困地区的政府搞超豪华办公楼就坐四年牢后又加八年刑，一家人就落到这种境地，实在叫人觉得暗无天日！

郭将军，正义记者齐崇淮不仅没有得到平反，反而在其将要出狱时，像高智晟那样被‘官员’起诉加刑，‘官员’为非作歹到什么程度，法律成了他们鱼肉百姓的私有工具！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死心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无睹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无良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人性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铁蹄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谎言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私器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亮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对老百姓的伸冤平反通过各种形式明确地予以否定和拒绝，而且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死心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亮明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亮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对老百姓的伸冤平反通过各种形式明确地予以否定和拒绝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死心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亮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对老百姓的伸冤平反通过各种形式明确地予以否定和拒绝，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源自红星在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