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92：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悲闹剧，国情论谎言，参与政治莫须有罪名，朱虞夫案即将开庭，非上访地点上访是罪，藏僧被学习班，诬陷访民搞分裂，下岗工人互助违法，北京菜刀彻底实名制，官员驳美NGO上瘾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网络公开控诉信《青岛林秀丽揭露被精神病293天》，内容如下：
2003年8月27日我(林秀丽)被杀人犯刘根成掐晕，从六楼窗户扔下，邻居报警及时抢救保住生命，法医鉴定重伤和六处轻伤，伤残六处六级。案发后，杀人犯为掩盖他故意杀人的事实，利用他是医生的职业之便，强送我到精神病医院非法拘禁12天，幸亏我借病号家属的电话通知家人才获救，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简单明了，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的罪犯，山东省青岛市两级法院，竟然钱权交易，枉法判决，判杀人犯无罪，后来改判却是重罪轻判，判罪犯3年6个月，罪犯有钱不用坐牢。山东省高级法院竟然不立案重审，最高法也不立案。对待我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山东省青岛市政府信访局和法院的领导利用职权，包庇法院，权钱交易，枉法判决，打击报复我不服判决上访申冤，非法关押我从2007年2月9日开始至今23次 546天，还威胁恐吓我，让法警打我（有照片为证），诬陷我是东突分子，还要劳教我，并说在劳教所里找犯人整死我，就像云南“躲猫猫”事件那样，还诱骗我姐姐说：“林秀丽在北京犯事了，如果你说她有精神病的话，可以从轻处理。”
幸好我姐没有上当，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我家人的手，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进一步迫害。还监视我的住所，联合中介机构让我的唯一生存的生活来源的房子、出租不出去。2009年1月6日我的房门被小偷撬开，小偷找到了，也承认了，派出所就不抓小偷不处理。2009年3月10日我回家，我家楼梯上让人给锁了，我回不了家，问邻居才知道是居委会干的。就这样青岛市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我一个全身六处伤残的弱女子。使我有家难归，有冤难诉，对杀人凶手却一次又一次包庇纵容。2009年4月20日我在北京南站被拉到马家楼，被青岛驻京办的人强行押回青岛非法关押，在这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三天吃两次饭，还是剩饭，还让看押人员打我，强制搜身，搜包，关禁闭，被迫多次绝食。打110，警察来了说是政府行为无权处理。
2010年6月18日，我从北京天坛医院出来，在马路上被北京便衣警察强拉到车上,然后拉到丰台区右安门派出所，19号晚上8点多钟，把我交给青岛住京办又给非法关押十九天。在这期间，我在青岛信访局设的黑监狱里，我只吃过3次饭，2次稀饭，6个奶。吐血18天，开始他们认为我得了肺结核，带我到医院看病，结果不是肺结核，他们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是我的身心健康又一次受到严重伤害。2010年10月25日—2010年11月1日又被关押7天。绝食7天。2010年10月10日---10月13日关押三天，关押在青岛市淮阳路7号。绝食三天。
2011年“元旦”之日，决心以我宝贵的生命来抗议青岛市领导们的腐*败和司法黑暗并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决定自焚于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像前。
郭将军，老百姓如果没有天大的冤情谁也不会上访，‘官员’不但不给解决，反而打击报复，坏人逍遥法外，权钱交易，把百姓逼上死路，请问对此您如何看待？
‘官员’肆意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竟然还诬陷访民搞分裂！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北京超市买菜刀须出示身份证并说明用途》，内容如下：
不带身份证，不能买菜刀等刀具。最近，本市大型商超和家居用品店相继贴出通知，购买刀具实行“实名制”，须登记姓名、说明用途。
昨天，家住大望路附近的张女士准备搬新家买几件厨房刀具，在无印良品朝阳大悦城店购刀结账时，店内工作人员要求张女士出示身份证，否则无法购刀。
“我哪儿知道买刀也‘实名制’了。”张女士因没带身份证，这刀愣是没买成。
记者昨天下午来到无印良品朝阳大悦城店和华贸中心店，发现店内出售刀具的区域贴着通知，提醒市民，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在店内购买所有刀具都要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
通知上写明：严禁卖给行为异常、精神异常者以及未成年人。如遇上述人员买刀具要立即上报属地派出所。对购买管制刀具的单位和个人要实名登记身份证。最后注明，该通知要贴在刀具销售柜台显著位置。
朝阳大悦城无印良品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购买刀具的顾客，店员要登记其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购刀用途等信息。
记者走访了永旺、沃尔玛、家乐福等多家大型超市，发现永旺大悦城店及华堂十里堡店目前并没有刀具出售，而沃尔玛、家乐福在刀具销售位置也摆放了“实名制”提示，顾客买刀时也需要进行实名登记。
昨天下午，家乐福静安庄店内的刀柜前，几名顾客正在挑选刀具。这几天新春促销，原本700元左右的8件套刀具只卖200多元，吸引了一些顾客购买。
记者发现，这个刀柜和其他货架不同，玻璃门已经被锁上，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挑选，在挑好之后再由促销员打开。在玻璃门的一角，贴着购买刀具要登记身份证的提示。
“您带身份证了吗？得登记一下。”顾客还没有挑好刀具，促销员就已经提前发问。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促销员才继续向顾客介绍商品。
据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买刀“实名制”已实行了一段时间，销量没有明显变化。
记者发现不少小型五金店内也有刀具出售，相较于大型商超和家居店的实名制购刀，五金店店主表示顾客不用登记任何信息，便可购买刀具。
北京购买菜刀实名制引起了众人关注，很多大陆媒体官方微博和媒体人个人微博都在转载这个信息，菜刀实名制引起了热议，微博上一片嘲讽声。《沈阳晚报》官方微博说，买菜刀说明用途？除了切菜，还能听到别的答案吗?
四川成都的一民众认为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买个菜刀都要实名制。上海有市民也不解：“政府在害怕什么，越来越没自信了。北京的“海淀翔哥”表示难以置信说：“不会吧，这种带着浓厚的末代亡国气息的主意，谁出的？”
有民众猜测道：是不是因为十大元帅里有一位有菜刀革命的，以前他们怎么样暴动的，现在就怎么样防着我们？”
浙江杭州的一位民众调侃当局说，买两把菜刀的坚决不卖，想玩两把菜刀闹革命，没门。应该给菜刀都编号打上钢印，或把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都打到菜刀上。菜刀实名制以后是不是走到哪里身上都可以带着菜刀了，社会治安不好，防身必备。坐飞机带菜刀行不？
北京的一位历史爱好者表示，元朝时期蛮族铁蹄之下民不聊生，为防止民造反，规定3户人家允许有1把菜刀的实名制度。历史何其相似。也有民众附议说，干脆回到元朝吧。青岛的民众“大雄历险记”认为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鸟事，如今的政府真实太衰了，当官就是捞钱移民坑爹！天津有民众认为中国社会怎么是一群傻子来管理。
有北京人建议说，政府对刀都如此惶恐，殊不知板儿砖亦是凶器，建议对板儿砖也实名制。广东的东方阳建议当局不如把刀厂都关了，把打刀的都抓了更省事。河南开封的“豫阳书院”也建议将全国菜刀生产业务收归兵工企业，每刀编号，党员可买、非党员不可买，每五家配一党员负责专职掌管菜刀，并顺便成立五家连保连座。私自生产制作销售菜刀按生产销售军火论。如此，万事大吉矣！
北京的作曲家郭洪钧表则表示，去年年底，大陆民众评出岁末年终最热词：“实名制”。人们认为如今不但买火车票实名制，微博也要实名制，甚至连购买自行车、避孕药、菜刀都要凭身份证。但是中国最急需的是官员财产的实名制，为何用实名制把百姓关在笼子里当敌人，而不用实名制约束官员呢？
郭将军，‘官员’为了维稳，视人民为敌人，连菜刀都实名制了，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湖南访民于洪刚被救出黑监狱，随即又被关入拘留所》，内容如下：
图片：北京关黑牢，接回遭殴打
今天，媒体得到准确消息，2012年1月14日由赵振甲、张福英等人带领记者从黑监狱中救出的湖南汝城县访民于洪，在2012年1月22日在国家信访局被送到久敬庄，接回地方后被汝城县城关派出所无中生有以“到北京中南海等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
于洪、陈碧香、龚江保十多人，自2011年12月4日“法制宣传日”被关押到湖南省郴州市驻京办黑监狱后，由于黑牢房间内被人为停止供暖，几乎全部在残酷折磨下病倒。直到2012年1月14日，黑监狱中还剩下于洪与两位老年访民陈碧香、龚江保时，知名的辽宁维权人士、曾经被以“反革命”判处死刑的赵振甲得知消息后，带领众多在京访民，并陪同新京报和法制报记者将于洪、陈碧香、龚江保三人从黑监狱中救出。
于洪、陈碧香、龚江保被救出后，修养几天身体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检察院信访局上访，被北京维稳警察送到久敬庄。陈碧香、龚江保两位老人在被驻京办拉到驻京办黑监狱后还遭到殴打，然而才三人被押回湖南省郴州市。可能是最高检察院信访办紧靠天安门的缘故，结果汝城县公安局就想当然地以其到“中南海等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为由，对于洪处以行政拘留10天，将于2012年2月3日获得自由。
目前，黑监狱受害者于洪获救后被关押拘留所，而勇闯黑监狱救人的赵振甲，更是在大年夜被右安门派出所带走至今第七天仍处于不失踪状态。
郭将军，‘官员’为了打击和镇压上访，尽然罗织‘到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的莫须有罪名，古今中外，拦路喊冤是天经地义、极度令人同情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官员竟然认为是罪状，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异议人士朱虞夫案本月31日开庭》，内容如下：
媒体快讯：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案本月31日开庭。今天夜间19时，知情人致媒体，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在1月31日开庭审理。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了朱虞夫夫人，她告诉我们，具体时间是周二【1月31日】上午9时。
郭将军，‘官员’不但至今不为朱虞夫平反，反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莫须有罪名对他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转载的时评《法*轮*功是在搞政治吗？》，内容如下：
2004年10月，大*纪*元网站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其后不久，该报发起召退出共*产*党的运动。据了解，大*纪*元网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法*轮*功成员，故而外界常常把该网站视为法*轮*功的网站，因此把“九评”和退*党都视为法*轮*功的行为。于是有不少人问道：法*轮*功不是一再声称不搞政治吗？发表“九评”和号召退*党算不算搞政治呢？有些人还进一步质疑，法*轮*功是否已经变成了政治组织？或者说照此趋势，未来是否会变成一个政治组织？这和现代宪政民主所坚持的政教分离原则有无冲突？
我们知道，“政治”一词颇多歧义。“九评”和退*党算不算“搞政治”，这取决于你对政治的定义。如果你把“政治”定义为角逐政府权力的活动，那么“九评”和退*党便不算搞政治。发表“九评”是议政，议政不等于从政。加入一个政党或许可算搞政治，退*党则不能算。李*洪*志在2005年4月的一次法*轮*功的法会上说：“法*轮*功是修炼，修炼是超越世俗的，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李*洪*志还表示：“搞政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可是，法*轮*功没有搞政治。”如果我们接受上面对政治的定义，我们就应该说，法*轮*功确实没有搞政治。类似地，共产专制下的所谓政治犯，其中许多人实际上只是思想犯、良心犯，因为他们犯下的唯一“罪行”，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不同政见或不同信仰。不少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学者坚称他们只是要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不承认他们是在“搞政治”。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
不错，“九评”和退*党确实标志着法*轮*功的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人感到意外。不过，当我们回顾法*轮*功抗争过程时便可发现，这种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自从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后，中共政权即开始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当局对法*轮*功的定性逐步升级，最初是指其“迷信”、“僞科学”，继而又定性爲“邪教”，后来更加升级，说法*轮*功“已经”“堕落”成“反动的政治组织”，成了“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台*独势力的工具”。且不说这些指控是如何地与事实不符（例如在台湾，支持法*轮*功抗争的就决不只限于所谓台*独势力，统派中也有不少支持者），问题是当中共当局宣布，法*轮*功“已经”“堕落”成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的”“政治组织”(?)，堕落成“台*独势力的工具”(?)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本来法*轮*功并不“反动”，也不“政治”，更和“西方反*华势力”或“台*独势力”毫无关系。不是别人，正是中共自己，生生地把一个和“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毫无关系，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群体变成了所谓“勾结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动政治组织”，变成了所谓“台*独势力的工具”；不是别人，正是当局自己，硬是给自己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个越来越“敌对的”的“敌人”。
共*产*党的迫害既是持续不断，无所不用其极，法*轮*功的反抗立场也不能不由弱增强。起初，还有许多法*轮*功成员只为法*轮*功自己的权利抗争，对其他受迫害的群体则保持沉默，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成员站到了维护普遍人权的立场。本来，法*轮*功的批判矛头只针对江*泽*民，可是在江*泽*民下台之后，新上台的胡*锦*涛政府拒绝为法*轮*功平反，继续迫害法*轮*功，于是，法*轮*功不能不把矛头指向整个专制制度，指向坚持专制压迫的共*产*党。这种转变不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么？假如说你坚持把它叫做“搞政治”，那么，它只不过是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
法*轮*功成员有没有“搞政治”或成立政治组织的权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大都是基督徒。台湾的陈履安信佛教，当过国防部长、监察院长，还竞选过总统。在德国，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基督徒为主体。德国另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在党纲里写明坚持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如果说在未来民主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中国基督教民主党，道教社会党均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出现法*轮*功民主联盟当然也属正常。
什么叫政教分离？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第一次以明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其全文是“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不得设立国教，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政治的治理机构，应该与宗教分离，对宗教采取不实质介入的方式，国家没有权利或资格在宗教事务中担当仲裁者的地位，它所治理的只是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宗教自由的原则，确保宗教机构或信众在不违犯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的实践，公共权力不能加以限制。
法*轮*功强调个人修炼。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和道教相比，法*轮*功更不涉及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与公共管理。法*轮*功没有自己的理想国构想。这意味着，如果法*轮*功成员参与政治和组建以法*轮*功为名的政党，那无非是强调其个人的道德标准（如真*善*忍），而不会是提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纲领与政策。这也就意味着，同样是法*轮*功成员，在世俗政治中将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以及会归属于不同的政党。正如在美国，同样是基督徒，有的认同民主党，有的认同共和党。如果未来民主中国出现了以法*轮*功为名的政党，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该党并不会获得所有法*轮*功成员的认同。正如在德国，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认同基督教民主党。因此，法*轮*功在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统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比基督教、儒教或道教的可能性都还要小。
郭将军，‘官员’以‘参与政治’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人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并诬蔑对方为‘敌对势力’、‘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敌对势力’、‘反动组织’，等等，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四川藏人生活在恐惧气氛中》，内容如下：
媒体今天发自成都的报道说，四川藏人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这个报道说，在成都一个藏人居民区的小茶馆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僧侣表示，中国当局强迫他和他的同伴们上很多课，接受再教育课。
这位僧侣的寺庙离成都15个小时车程的山里，即阿坝自治州。据流亡藏人说，在那个地区，中国警察本周已经3次向示威者开枪，一些藏人被打死，还有数十人受伤。但是北京只承认有两名藏人被打死，并说，只有其中的一人是被警察打死的。
这名接受媒体采访的藏人僧侣因安全原因，没有透露姓名。他表示自己在成都接受培训。因此，阿坝地区发生示威和警察杀人时，他不在现场，只是听人说了这些事情，但由于当局封锁消息，他看不到外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这位藏人僧侣告诉媒体，当局逮捕了很多人，而这些人什么都没做，所以引发人们的不满。
媒体引述流亡印度的藏人说，四川藏区这个月至少有136名藏人被捕或失踪。这名藏族僧人不愿意多说，只是说，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希望得到和平。
记者感到，像街上的所有藏人一样，这位藏人也非常忧虑。记者还发现，很多军警和便衣将这个藏人小区控制起来，藏人害怕的气氛显而易见。
郭将军，‘官员’通过举办‘学习班’、‘培训班’、‘法制班’等名义对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人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进行打击和镇压已经司空见惯，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9日新闻《人民日报四驳美国NGO：中国人权状况处最好时期》，内容提要：
此前报道：
人民日报驳斥美NGO对中国人权指责：请观察下自己
人民日报再驳美NGO：为西藏牧民建房何以侵犯人权
人民日报三驳美NGO：对中国司法改革观察太片面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否定不了中国的人权进步
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全球年度报告（2012）》。与往年一样，该组织一如既往地无端攻击和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其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外，今年更把人权攻击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显然，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是一份人权报告，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份以人权名义发布的政治报告。
《报告》中政治化人权逻辑的最显著体现，是它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众所周知，“人权环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人权环境”的臆断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以维护人权为标榜的非政府组织所应关注的范围。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报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按照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的说法，“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表明，“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在这样的政治错位中，人们在《报告》中看不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攻击和指责才是真实的旨意所在。
人权的政治化蕴涵着一条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的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起点是把人权与中国对立起来，首先臆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然后按图索骥的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最后达到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在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中国不能选择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在这样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权思维下，《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此，《报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认“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事实上，报告中罗列的“推测”、“被传”、“估计”出来的“事实”恰恰是过去一年公认的中国人权的进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理解了人权政治化的真实意图，只会促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权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觉，中国当然在人权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中国当然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权发展的中肯批评和建议。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责和无端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或许更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13亿中国人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发出高涨的发展热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对此，有网友评论：‘呵呵,有什么好驳的,把美国NGO的人权报告原文公布出来,让全国的公民们自己去评判不就得了,敢吗?’‘又是《党报》，哥笑了~~~~’‘再差的人权也有最好！这句话永远是对的！’‘懒得说，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国家谈这里，无异于太监谈性交的危害。’
郭将军，‘官员’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已经习以为常，也从未有任何‘官员’因此被追求任何责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9日转载的文章《访谈徐高金——他为何不放弃组织下岗工人自助？》，内容如下：
自4月27日到6月27日，算起来与老徐已经有24次长谈了。我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充满斗志同时又悲天悯人的民间人士深感欣慰，为他所承受的一切鸣不平。
第一次知道老徐是4月27日那天，当时他把一封求助信放在我的网页专栏里面：“我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下岗失业人员。2002年2月14日至6月11日，因要求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被江西省公安厅下令刑事拘留近4个月，之后又被监视居住半年，而且没有任何正式合法的结论和解释。完全和部分丧失人身自由近一年，身心遭受严重伤害。赖以谋生的小本经营也亏耗殆尽。今年2月17日，我向执行机关修水县公安局提交了‘要求平反冤案，恢复名誉，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的报告’，至今未作答复。求助于司法部门，律师也以‘没有正式结论不好受理’为由予以推诿。我认为权大于法仍是当今体制的一大弊端，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下岗失业人员合法的劳动生存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特请求社会和法律援助。”
之后我迅速对老徐进行了一次采访，得知老徐是93年下岗，后来从事个体经商，因目睹官场腐*败，巧取豪夺，致使企业纷纷倒闭，不管下岗失业人员的死活，便通过互联网倡议成立全国至地方的“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并向民政部申请登记，由于网上支持者众多，也有境外朋友来信声援，因此受到当局迫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罪名刑事拘留。由于对方拿不出证据，上不了公堂，再加上他的家人多次告状上访，老徐才得以保释出狱。
预感到这是中国民间人士争取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典型个例，我便将以后所有的长谈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6月27日从抽屉里翻出厚厚一叠关于他的记录材料（连A4的纸都写满了36张），通过一番整理，老徐的故事和盘托出。
老徐1952年出生，是司法部举办的全国企业法律顾问培训班第五期结业学员。他所在的修水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边境，近靠湖北九宫山与湖南浏阳市。2001年8月和9月，身为下岗工人的老徐连续两次向国务院民政部用电子邮件形式送交了《关于成立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的申请登记报告》，但两次都没有得到回复。接着，几位地方公安人员到老徐的原单位调查情况。
这个《申请登记报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呢？何以触动了公安机关？“下岗失业工人互助联合会”有那么可怕吗？带著疑问，我把《申请登记报告》拿来仔细一读。上面清楚地提出：
“1、互助联合会宗旨：通过争取政府资助、社会捐助、会员互助等途径为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创业提供物质、教育、法律等全方位的帮助，走出一条互助创业、共同创业、联合发展的脱困致富之路。”
“2、互助联合会任务：（一）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生存权利和工作权利，扶困救危。（二）争取政府给予和落实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物质资助。（三）争取社会捐助，取得全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四）在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下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减免费培训和就业指导中心。（五）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和会员集资参股方式组织开发经济项目，创办实业。”
“3、互助联合会组织方式：（一）本会为社会民间经济慈善团体。（二）凡是年满十八岁的下岗、失业人员均可参加本会。（三）本会由各行业或各地区下岗、失业人员推选代表一至二人组成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二至三人。（四）理事会设立联系部、募捐部、权益部、实业部等办事机构。（五）本会设立扶困救危基金和创业储备基金。”
在《申请登记报告》的最后，老徐留下了他当时的手机号码：13970250938。通读全文，整个报告在行文上无懈可击、环环相扣，看得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起草的。
老徐要求成立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是从中国现实背景基础著眼考虑的。照老徐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特权和资本特征相结合的畸形社会，倘若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发破坏性极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使中华民族再次堕入封建历史改朝换代模式的恶性怪圈。这种前途在现代将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民族分裂和经济崩溃。
回顾国家历史，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无疑意义重大，但当局却始终没有启动政治改革，因此便出现了“官倒、一夜暴富”等腐*败问题，引发了1989年波及全国的北京天安门“六*四”运动。“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腐*败渗透社会各个角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下岗失业者达数千万，黄、赌、毒、黑、坑、蒙、拐、骗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而国企的大量倒闭就与政府有著莫大的关系：一是政府只予索取，不予投入，致使企业丧失竞争能力；二是派遣的官吏无能或者腐*败。所以说政府对下岗工人的惨状负有责任。现在政府对下岗失业工人的救济款不过百十元，杯水车薪，少数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就业上岗，而绝大多数却没有保障。
因此成立这个下岗失业工人互助联合会的意义便在于团结自救，是在整合社会底层资源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对政府功能的一个重要补充。政府应该对老徐此举表示鼓励和赞许。
当《申请登记报告》递交无果并遭到地方公安人员调查后，老徐并没就此罢休。他给自己打气：“我如有不测，一定会有全国绝大多数下岗失业人员为我主持公道，我坚信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我为之努力的目标是利国利民而且合情合理合法。”他继而在2001年12月15日发出《再致国家民政部的公开信》。老徐在信中指出：“要求领导们尽快批复我们的报告，相信领导们不希望全国的下岗失业人员一起离乡背井赴京上访请愿。”即便如此，民政部仍无回复。于是，2002年1月4日老徐转而给公安部治安局写信：“由于民政部对我《关于成立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的申请登记报告》置之不理，漠视下岗失业人员争取合法权益的正当要求，我准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发动万人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请愿游行。”
老徐为何如此急切？这根源于他对工人苦难的深刻体会。他在2002年1月10日撰写的《奢谈中国的稳定和民主》文中说过：“现实对工人阶层来讲，早无稳定可言，工作不稳定，随时可能下岗。就业不稳定，随时可能失业。收入不稳定，随时可能发不到工资。生活不稳定，到处打工，四季漂零。有的生活所迫，不择手段，沦为盗匪，社会能稳定吗？中国工人阶层几十年创造积累的国有资产，不是在被贪官挥霍侵吞，就是在被昏官交‘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谓触目惊心，不胜枚举。剩下个空壳，把工人一脚踼出门，给点活命钱，饿死人会影响改革名声。要么，打发一点小钱，自找活路去吧，遍地是黄金，捡不到怪你没本事。”
如此的义愤也可以从他2002年2月20日撰写的《团结就是力量》文中窥见：“权贵资产阶级的崛起，使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二等公民，再次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预言再一次被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方式又成为人民对历史反思的一面明镜。”当他听闻了5年来在深圳先后为打工仔受理过600多件工伤赔偿案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被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责令停业后，他说：“现在沿海地区‘三资’林立，外商云集，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任意欺凌侮辱工人之事普遍存在，常见披露于报端，中国需要大批周立太这样的优秀律师来维护民族尊严和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不知为人民服务的律师为何不容于‘人民’政府？不禁使人想起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个仰外国资本鼻息的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他告诫世人：“同胞们，要警惕‘买办’政府再生！”老徐对社会衰败前途作出了不详的预料。
老徐期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前途呢？老徐的设计是：“当局应当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破除一党之私，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平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实行直接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从根本上革除凌架于法律之上的党权和不受制约的特权，人民真正享有选择国家制度和政府官员的民主权利，中国才会在新世纪走向真正的民富国强。中华民族才会在新世纪腾飞。”
这一系列言论加之老徐在2002年1月4日所说的要发动万人请愿的戒告，2002年2月14日，老徐被江西省公安厅下令刑事拘留。即便如此，到2002年2月20日他都还在为联合会的事情设想。这一天他撰写的《团结就是力量》一文，表述了他的斗志和无畏。
2002年6月，在老徐被家人保释出狱之前，他在修水县看守所写下了《狱中有感》一诗。全诗共分3节、36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坚强意志：
“政治迫害反民主，社会腐*败摧人权，
为民请命遭冤狱，宁为玉碎不瓦全。
生命亲情诚可贵，为争自由皆可抛，
热血化作正义剑，誓扫妖魔靖人间。”
也可看出监禁生活的辛酸和他对如此遭难的坦然：
“小小囚室六米长，宽三高七南北窗，
铁门森森重重锁，放风间有九平方。
阶下三级囚徒道，六尺通铺尺五高，
自由活动棋牌书，餐时又可当饭桌。
监规八条印?暀W，生活作息有规章，
两睡两坐三顿饭，三朝放风洗澈拉。”
还有当中“黑吃黑”的皮肉之苦：
“新犯进监要过‘套’，洗个‘蒙古•泰国澡’，
一声不吭是好汉，哭爹叫娘定遭殃。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有势也无妨，
最怕干部打招呼，‘过细给他洗个澡’。
牢头狱霸坐上宾，新囚弱犯似奴仆，
闲来无事当玩物，十八游戏脱身皮。”
最后老徐悲愤地问天：
“人间地狱不为过，公理不奈强权何。
耳闻目睹心悲愤，人权尊严何处寻？”
好一个“人权尊严何处寻”！争取下岗工人的权利正是老徐不懈努力的源泉。
保释之后，老徐又被监视居住半年，小本经营被毁，还欠债万余。尽管如此，老徐仍没怯场，反而更加执著地为下岗失业工人呼吁呐喊。他在2003年4月1日的《愚公移山与智公造塔》文中，以寓意明显的文字道出了几代领导人不断造就“新特权壁垒”的真相：
“昔年愚公挖山不止的奋斗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神仙们帮著搬走了门前的三座大山。后人智公决心要开创超越前人的业绩，亲自设计和领导建起了一座宏伟的沙堆金字塔，的确是巍峨壮观，超越前人。后来听说都流行橄榄型，只好交代后人看着办。后人用黄金装饰了一下顶部，现在终于看起来金碧辉煌了。”
这“金碧辉煌”四个字，指的就是手痛治手、脚痛治脚的隔靴搔痒之果，看似迎合潮流，实则避实就虚，贻害无穷。
郭将军，百姓为了生存，进行下岗工人互助也受到迫害、打击和镇压，‘官员‘良心泯灭到什么程度！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3年12月17日时评《谎言中的愚民欺骗和我们的话语权力》，内容如下：
专制极权统治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巩固，其最基本的法宝与特征就是，一靠谎言进行愚民统治，二靠暴力进行武力巩固。在愚民统治中，往往最大的谎言，就是以公民素质低和国民经济落后为堂皇理由来打压民主诉求、镇压民主运动。那么，到底公民素质与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与实现民主有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们对这个最基本问题，如果胡涂并长期受到愚弄，就势必削弱我们的民主诉求和信念基础，尤其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写作者来说，就势必影响和动摇我们运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文学艺术话语权力，对于追求并争取民主进程的前途的认识能力和必胜的坚定信心。
这里，有两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第一、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他们最初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低于目前的中国的现状，而且都赶不上我们中国的五十年代。美国最初实行民主时，还是一个农业国（而工业化是1807年开始，到1860年才完成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左右，我国目前是36%；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而我们现在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不是吹嘘已达1000美元左右之多吗？虽然我国1/4的成人是文盲，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但世界上的义务教育制是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比民主制要晚得多。美国最早的义务教育制起始于1832年的宾西法尼亚州，到1870年才在全美国普及不到2/3，在这以前的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就是普及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我国。
实行了民主制的印度，别说当初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就是今天他们在公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方面，也还是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十多年前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经济富裕和文化素质比我们高了许多，而恰是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崩溃的边缘上，他们的政治文化也走到了极权专制腐*败透顶而又残酷难忍的程度上，并且至今由于专制造成和遗留下来的基础经济匮乏及其政治腐*败等严重问题，也还是让新的并不完善的民主政权，难以一下子解决好和恢复好的已经大伤元气的问题，甚至还要为此背负著沉重的负担，而走艰难又比较漫长的道路。就像一个人的疾病早期不治而到了晚期一样，再想恢复正常，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了。
而富国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民主制。比如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他们实现了经济市场自由，而仍然没有实现政治民主自由。当时的纳粹德国，可谓是世界的强国之一，但却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帝国。
民主是靠历史的政治环境和人民自己争取人权条件造成的。原始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2500年前的雅典就实行了约有历史200多年的民主制；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基本算是或接近是，可见那时的生产条件与公民文化素质是怎样的。
中共在延安抗日时期以民主作为动力口号，所以才动员和吸引了一大批中华英雄儿女去奔赴延安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就是论在中国准备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的。那时中国是什么条件？难道会比现在好？
现在，一面大力宣传说中国国民素质低而不能实行民主，可另一面又在素质最低的乡村大搞基层民主，为什么不在文化素质高的大中城市搞，怕什么，这又怎么说？
我们的专制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教育不发达为理由，硬说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可在另一面又一再削减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目前只占3%左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甚至还要排列在许多非洲贫穷国家的后面。
这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借口所谓国民素质低和经济落后等理由而无法搞民主的说教，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毫无决定意义根据的。虽然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与发展，但也绝不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人权牌时，我们就要特别强调我们经济落后和公民素质低的特殊国情论，而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主权牌时，我们就又要大肆高唱我们经济富强和国民文化经济水平空前提高，等等。这些，无不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而阴谋制造的愚民教育、洗脑宣传的惯用伎俩而已，目的是麻痹和愚弄人民，混淆国内外人民了解真象的视听，特别是以独家新闻封锁来控制言论新闻自由而施行愚民统治，使专制既得利益更长远地稳固下去。
第二，艺术话语权力是属于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言论自由权利，是人的第一天赋人权，是人本能所具有的，这也就是人本身天然的自由权——会说话、要说自己的话——说真话——并能以能够影响更多公众的公开透明传媒方式去讲真话——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自身权力。这是与生俱来的，是爹妈天生就本能带来并由我们自身不断具有的人性善良知识所遗传发展而存在下来的。
换句话说，这个权力并不是靠极权专制者所恩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本来独有而可以使用的。它一是用来自卫，二是也能用来为同类他人代言的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就是指人的政治权利，因为人是政治高级动物，而低级动物是没有政治性的，所以才叫人权。这一点也就是天赋人权概念的来源，而专制主义所大肆宣扬的生存权，那不仅是人的权利，也是其它动物的天赋权利。适者生存嘛，凡是生存下来的动物，都具备了这样的简单生存权利。
这里特别讲明这一点，也是这里使用人权一词的真正原本定义，而绝不是专制定义的伪人权。在自由民主国家里，这个作为一般而言的人权即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是人人法限公证平等享有的。在极权专制国家里，这个作为宪法规定拥有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却已被统治者完全剥夺了。这样一来，在极权专制国家里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就失去了它法限的实际存在意义的有效能力的权力性，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只有了仅仅是生存权的如同牲畜猪狗一样的动物权而非人权，也就是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性的人本能的天赋人权，所有的（政治）人权成为了奢饰品和专供少数有行政权力阶层人的柯断政治资本。
这也就是说，在集权（极权）或称威权（专制）统治的国度里，人人或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人权，已从人本能的天赋资源中被少数人压制下来，或被他们从意识形态的人人参与的领域里清场出去，并将其在完全违犯人道和反人类的强权压迫前提下定为“非法”，使之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的没有掌握政治权力话语的人，要想获得基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权，他们除了要向统治权力者不断地去抗争或勇于牺牲去争取而外，那么他们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有法力保障和社会合法化的有力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我们作为人民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代表——文学艺术工作者——由于我们掌握了各种专业知识，特别我们握有了可以用形象语言这种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和更有艺术多种表达方式与渠道的特殊话语权力，我们就具有了比一般普通老百姓更多代表自由权利发言的机会，和更多抗争极权统治的理由及其这种广泛影响的能力，所以我们所具有的既能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自卫人权而又能为他人弱势群体争取人权的特别职责性与历史赋予的神圣责任性，也就突显重要起来。要知道，专制极权者，就是因为他们握有了暴力统治权利，而才具有了不可一世的权力话语；而我们在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则是由于握有了抗衡暴力统治的真理力量，而自然具有了不可战胜的话语权力。这也就是说，他们因有了统治暴力，而行政权力话语才在他们手上掌握；但我们因有了知识道义，而真理话语权力便在我们这里无比有力。
道义是会最终战胜腐朽的，真理也会最后战胜邪恶的；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最终都会战胜假借代表人民的以专权暴力统治来压迫人民的人。这也是被无数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当然，在专制时代，我们的这种言论自由、我们的这种艺术话语权力在真正行使（抗争）过程中，那是肯定会被屡遭封杀的，有的还因此付出个人牺牲的惨重代价，但封杀一时，却不能封杀永久；封杀一个知识分子文人，但只要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最终肯定被封杀的要战胜封杀者本身；铁制黑夜再漫长，也不会永远阻挡自由光明的到来，况且子夜会永远准备著黎明的诞生。
这是正辞一方面的必然结果，而反辞另一方面的同理，也可以必将这样证明，越是封杀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越说明极权统治者的心虚力弱；越说明我们的专制主义体制，已经到了最后气数已尽的时候了；越说明连非暴力的基本人权言论都不能容忍的、可悲的、必然民心彻底丧尽的、犹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样的垂死挣扎时期的来临；越说明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一旦真正行使起来后，就无不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巨大核威力……
我们可以回头往前看，印度的布衣总理圣雄英•甘地所领导的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是使印度和平赶走了英殖民者并取得了人民民主的胜利吗；美国著名的黑人维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不是以精彩的震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而演说出了一个美国黑人从此彻底摆脱了种族歧视的黑暗历史的伟大纪念日吗；南非的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得拉，不是以几乎大半生的坐牢，于是就坐出了一个自由而又全民族完全和解的新南非吗；坦桑尼亚的首任民选总统尼雷尔，不就是号召他的反对党集体轮流主动去坐政府的牢房，这样一举把专制政府坐垮的吗；即使在前苏联那样的惨无人道的黑铁暴政统治下，苏联体制内的以亚•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连高尔基都包括在内的大多数著名作家，他们不是选择了不甘沉默状态下的不时发出的对抗声音，就是一直决不投降的以异议人士身份的或者流亡或者坐牢的英勇至死的坚决抵抗，而最终不也是在死囚里或者在逃亡日月下，有幸迎来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和伟大祖国的巨变吗？！前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当年他就是以资深剧作家的身份，来号召和发动了捷克几乎全体作家，都首先采取的与专制政权决不合作的和平怠工运动，并以艺术的话语权力，扞卫捷克人民的自由权利、争取民主诉求，从而带动了各界知识分子，很快影响了普通民众，一下子迫使专制极权者交出政权于人民……
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在黑暗时代的人的内心，必须保持的最后一道光亮（必要性和伟大性），这也就是在失去了大多数人的一切有效权力之后，或者在人的基本权利处于被强权全面压制的弱势情况下，自由独立作家的艺术话语权力，对于挽救人权、唤醒人心的伟大重要性（就会放射出来）。
综上所述，所谓公民素质和国民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着民主化进程论，这纯粹是专制主义者在一片谎言中的最大愚民欺骗，而且这种并不高明的欺骗，也竟然能够愚弄我们相当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我们知识分子文人在内——不仅使我们蒙在鼓里，还要使我们以其昏昏，反倒使人昭昭……这就需要我们的彻底反省了！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握有的是这种伪知识、假真理的话语权力，那么这种话语权力，就必然成为专制主义者的御用工具，或者成为我们维护极权统治的犬儒主义者的自以为光彩的理由。按照爱因斯坦的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凡没有明辨是非的、不能站在历史前面具有超前的远见卓识的思维能力的、不能具有与强权抵抗到底的顽强意志和大无畏独立精神的文化人，即便他（她）有多高的学历和怎样的通达的专业知识，他（她）也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大意）。鲁迅先生也有过这样的相应的阐述。不管是就广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就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显然，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文人知识分子，我们掌握什么样的知识话语权力，这对于制衡权力、批判社会、抵抗极权、冲破黑暗、改造历史、变革现实、影响公众和导演未来等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决定意义。在中国，只有我们知识分子的整体的明辨是非的独立意识素质的真正提高，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和人民历史命运的真正希望。
郭将军，‘官员’打着‘国民素质低下、国民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所谓国情的旗号愚弄百姓，拒绝民主，强化独裁，进一步为非作歹，并肆意打击和镇压正义呼声，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2003年8月27日我(林秀丽)被杀人犯刘根成掐晕，从六楼窗户扔下，邻居报警及时抢救保住生命，法医鉴定重伤和六处轻伤，伤残六处六级。案发后，杀人犯为掩盖他故意杀人的事实，利用他是医生的职业之便，强送我到精神病医院非法拘禁12天，幸亏我借病号家属的电话通知家人才获救，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简单明了，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的罪犯，山东省青岛市两级法院，竟然钱权交易，枉法判决，判杀人犯无罪，后来改判却是重罪轻判，判罪犯3年6个月，罪犯有钱不用坐牢。山东省高级法院竟然不立案重审，最高法也不立案。对待我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山东省青岛市政府信访局和法院的领导利用职权，包庇法院，权钱交易，枉法判决，打击报复我不服判决上访申冤，非法关押我从2007年2月9日开始至今23次 546天，还威胁恐吓我，让法警打我（有照片为证），诬陷我是东突分子，还要劳教我，并说在劳教所里找犯人整死我，就像云南“躲猫猫”事件那样，还诱骗我姐姐说：“林秀丽在北京犯事了，如果你说她有精神病的话，可以从轻处理。”
幸好我姐没有上当，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我家人的手，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进一步迫害。还监视我的住所，联合中介机构让我的唯一生存的生活来源的房子、出租不出去。2009年1月6日我的房门被小偷撬开，小偷找到了，也承认了，派出所就不抓小偷不处理。2009年3月10日我回家，我家楼梯上让人给锁了，我回不了家，问邻居才知道是居委会干的。就这样青岛市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我一个全身六处伤残的弱女子。使我有家难归，有冤难诉，对杀人凶手却一次又一次包庇纵容。2009年4月20日我在北京南站被拉到马家楼，被青岛驻京办的人强行押回青岛非法关押，在这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三天吃两次饭，还是剩饭，还让看押人员打我，强制搜身，搜包，关禁闭，被迫多次绝食。打110，警察来了说是政府行为无权处理。
2010年6月18日，我从北京天坛医院出来，在马路上被北京便衣警察强拉到车上,然后拉到丰台区右安门派出所，19号晚上8点多钟，把我交给青岛住京办又给非法关押十九天。在这期间，我在青岛信访局设的黑监狱里，我只吃过3次饭，2次稀饭，6个奶。吐血18天，开始他们认为我得了肺结核，带我到医院看病，结果不是肺结核，他们就不管我的死活了。是我的身心健康又一次受到严重伤害。2010年10月25日—2010年11月1日又被关押7天。绝食7天。2010年10月10日---10月13日关押三天，关押在青岛市淮阳路7号。绝食三天。
2011年“元旦”之日，决心以我宝贵的生命来抗议青岛市领导们的腐*败和司法黑暗并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决定自焚于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像前。
郭将军，老百姓如果没有天大的冤情谁也不会上访，‘官员’不但不给解决，反而打击报复，坏人逍遥法外，权钱交易，把百姓逼上死路，请问对此您如何看待？
‘官员’肆意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竟然还诬陷访民搞分裂！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北京超市买菜刀须出示身份证并说明用途》，内容如下：
不带身份证，不能买菜刀等刀具。最近，本市大型商超和家居用品店相继贴出通知，购买刀具实行“实名制”，须登记姓名、说明用途。
昨天，家住大望路附近的张女士准备搬新家买几件厨房刀具，在无印良品朝阳大悦城店购刀结账时，店内工作人员要求张女士出示身份证，否则无法购刀。
“我哪儿知道买刀也‘实名制’了。”张女士因没带身份证，这刀愣是没买成。
记者昨天下午来到无印良品朝阳大悦城店和华贸中心店，发现店内出售刀具的区域贴着通知，提醒市民，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在店内购买所有刀具都要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
通知上写明：严禁卖给行为异常、精神异常者以及未成年人。如遇上述人员买刀具要立即上报属地派出所。对购买管制刀具的单位和个人要实名登记身份证。最后注明，该通知要贴在刀具销售柜台显著位置。
朝阳大悦城无印良品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遇到购买刀具的顾客，店员要登记其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购刀用途等信息。
记者走访了永旺、沃尔玛、家乐福等多家大型超市，发现永旺大悦城店及华堂十里堡店目前并没有刀具出售，而沃尔玛、家乐福在刀具销售位置也摆放了“实名制”提示，顾客买刀时也需要进行实名登记。
昨天下午，家乐福静安庄店内的刀柜前，几名顾客正在挑选刀具。这几天新春促销，原本700元左右的8件套刀具只卖200多元，吸引了一些顾客购买。
记者发现，这个刀柜和其他货架不同，玻璃门已经被锁上，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挑选，在挑好之后再由促销员打开。在玻璃门的一角，贴着购买刀具要登记身份证的提示。
“您带身份证了吗？得登记一下。”顾客还没有挑好刀具，促销员就已经提前发问。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促销员才继续向顾客介绍商品。
据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买刀“实名制”已实行了一段时间，销量没有明显变化。
记者发现不少小型五金店内也有刀具出售，相较于大型商超和家居店的实名制购刀，五金店店主表示顾客不用登记任何信息，便可购买刀具。
北京购买菜刀实名制引起了众人关注，很多大陆媒体官方微博和媒体人个人微博都在转载这个信息，菜刀实名制引起了热议，微博上一片嘲讽声。《沈阳晚报》官方微博说，买菜刀说明用途？除了切菜，还能听到别的答案吗?
四川成都的一民众认为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买个菜刀都要实名制。上海有市民也不解：“政府在害怕什么，越来越没自信了。北京的“海淀翔哥”表示难以置信说：“不会吧，这种带着浓厚的末代亡国气息的主意，谁出的？”
有民众猜测道：是不是因为十大元帅里有一位有菜刀革命的，以前他们怎么样暴动的，现在就怎么样防着我们？”
浙江杭州的一位民众调侃当局说，买两把菜刀的坚决不卖，想玩两把菜刀闹革命，没门。应该给菜刀都编号打上钢印，或把姓名、照片、身份证号码都打到菜刀上。菜刀实名制以后是不是走到哪里身上都可以带着菜刀了，社会治安不好，防身必备。坐飞机带菜刀行不？
北京的一位历史爱好者表示，元朝时期蛮族铁蹄之下民不聊生，为防止民造反，规定3户人家允许有1把菜刀的实名制度。历史何其相似。也有民众附议说，干脆回到元朝吧。青岛的民众“大雄历险记”认为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鸟事，如今的政府真实太衰了，当官就是捞钱移民坑爹！天津有民众认为中国社会怎么是一群傻子来管理。
有北京人建议说，政府对刀都如此惶恐，殊不知板儿砖亦是凶器，建议对板儿砖也实名制。广东的东方阳建议当局不如把刀厂都关了，把打刀的都抓了更省事。河南开封的“豫阳书院”也建议将全国菜刀生产业务收归兵工企业，每刀编号，党员可买、非党员不可买，每五家配一党员负责专职掌管菜刀，并顺便成立五家连保连座。私自生产制作销售菜刀按生产销售军火论。如此，万事大吉矣！
北京的作曲家郭洪钧表则表示，去年年底，大陆民众评出岁末年终最热词：“实名制”。人们认为如今不但买火车票实名制，微博也要实名制，甚至连购买自行车、避孕药、菜刀都要凭身份证。但是中国最急需的是官员财产的实名制，为何用实名制把百姓关在笼子里当敌人，而不用实名制约束官员呢？
郭将军，‘官员’为了维稳，视人民为敌人，连菜刀都实名制了，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湖南访民于洪刚被救出黑监狱，随即又被关入拘留所》，内容如下：
图片：北京关黑牢，接回遭殴打
今天，媒体得到准确消息，2012年1月14日由赵振甲、张福英等人带领记者从黑监狱中救出的湖南汝城县访民于洪，在2012年1月22日在国家信访局被送到久敬庄，接回地方后被汝城县城关派出所无中生有以“到北京中南海等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
于洪、陈碧香、龚江保十多人，自2011年12月4日“法制宣传日”被关押到湖南省郴州市驻京办黑监狱后，由于黑牢房间内被人为停止供暖，几乎全部在残酷折磨下病倒。直到2012年1月14日，黑监狱中还剩下于洪与两位老年访民陈碧香、龚江保时，知名的辽宁维权人士、曾经被以“反革命”判处死刑的赵振甲得知消息后，带领众多在京访民，并陪同新京报和法制报记者将于洪、陈碧香、龚江保三人从黑监狱中救出。
于洪、陈碧香、龚江保被救出后，修养几天身体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检察院信访局上访，被北京维稳警察送到久敬庄。陈碧香、龚江保两位老人在被驻京办拉到驻京办黑监狱后还遭到殴打，然而才三人被押回湖南省郴州市。可能是最高检察院信访办紧靠天安门的缘故，结果汝城县公安局就想当然地以其到“中南海等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为由，对于洪处以行政拘留10天，将于2012年2月3日获得自由。
目前，黑监狱受害者于洪获救后被关押拘留所，而勇闯黑监狱救人的赵振甲，更是在大年夜被右安门派出所带走至今第七天仍处于不失踪状态。
郭将军，‘官员’为了打击和镇压上访，尽然罗织‘到非上访地点滞留、上访’的莫须有罪名，古今中外，拦路喊冤是天经地义、极度令人同情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官员竟然认为是罪状，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异议人士朱虞夫案本月31日开庭》，内容如下：
媒体快讯：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案本月31日开庭。今天夜间19时，知情人致媒体，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在1月31日开庭审理。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了朱虞夫夫人，她告诉我们，具体时间是周二【1月31日】上午9时。
郭将军，‘官员’不但至今不为朱虞夫平反，反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莫须有罪名对他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转载的时评《法*轮*功是在搞政治吗？》，内容如下：
2004年10月，大*纪*元网站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其后不久，该报发起召退出共*产*党的运动。据了解，大*纪*元网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法*轮*功成员，故而外界常常把该网站视为法*轮*功的网站，因此把“九评”和退*党都视为法*轮*功的行为。于是有不少人问道：法*轮*功不是一再声称不搞政治吗？发表“九评”和号召退*党算不算搞政治呢？有些人还进一步质疑，法*轮*功是否已经变成了政治组织？或者说照此趋势，未来是否会变成一个政治组织？这和现代宪政民主所坚持的政教分离原则有无冲突？
我们知道，“政治”一词颇多歧义。“九评”和退*党算不算“搞政治”，这取决于你对政治的定义。如果你把“政治”定义为角逐政府权力的活动，那么“九评”和退*党便不算搞政治。发表“九评”是议政，议政不等于从政。加入一个政党或许可算搞政治，退*党则不能算。李*洪*志在2005年4月的一次法*轮*功的法会上说：“法*轮*功是修炼，修炼是超越世俗的，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李*洪*志还表示：“搞政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可是，法*轮*功没有搞政治。”如果我们接受上面对政治的定义，我们就应该说，法*轮*功确实没有搞政治。类似地，共产专制下的所谓政治犯，其中许多人实际上只是思想犯、良心犯，因为他们犯下的唯一“罪行”，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不同政见或不同信仰。不少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学者坚称他们只是要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不承认他们是在“搞政治”。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
不错，“九评”和退*党确实标志着法*轮*功的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人感到意外。不过，当我们回顾法*轮*功抗争过程时便可发现，这种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自从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后，中共政权即开始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当局对法*轮*功的定性逐步升级，最初是指其“迷信”、“僞科学”，继而又定性爲“邪教”，后来更加升级，说法*轮*功“已经”“堕落”成“反动的政治组织”，成了“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台*独势力的工具”。且不说这些指控是如何地与事实不符（例如在台湾，支持法*轮*功抗争的就决不只限于所谓台*独势力，统派中也有不少支持者），问题是当中共当局宣布，法*轮*功“已经”“堕落”成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的”“政治组织”(?)，堕落成“台*独势力的工具”(?)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本来法*轮*功并不“反动”，也不“政治”，更和“西方反*华势力”或“台*独势力”毫无关系。不是别人，正是中共自己，生生地把一个和“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毫无关系，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群体变成了所谓“勾结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动政治组织”，变成了所谓“台*独势力的工具”；不是别人，正是当局自己，硬是给自己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个越来越“敌对的”的“敌人”。
共*产*党的迫害既是持续不断，无所不用其极，法*轮*功的反抗立场也不能不由弱增强。起初，还有许多法*轮*功成员只为法*轮*功自己的权利抗争，对其他受迫害的群体则保持沉默，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成员站到了维护普遍人权的立场。本来，法*轮*功的批判矛头只针对江*泽*民，可是在江*泽*民下台之后，新上台的胡*锦*涛政府拒绝为法*轮*功平反，继续迫害法*轮*功，于是，法*轮*功不能不把矛头指向整个专制制度，指向坚持专制压迫的共*产*党。这种转变不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么？假如说你坚持把它叫做“搞政治”，那么，它只不过是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
法*轮*功成员有没有“搞政治”或成立政治组织的权利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大都是基督徒。台湾的陈履安信佛教，当过国防部长、监察院长，还竞选过总统。在德国，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基督徒为主体。德国另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在党纲里写明坚持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如果说在未来民主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中国基督教民主党，道教社会党均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出现法*轮*功民主联盟当然也属正常。
什么叫政教分离？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第一次以明文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其全文是“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不得设立国教，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政治的治理机构，应该与宗教分离，对宗教采取不实质介入的方式，国家没有权利或资格在宗教事务中担当仲裁者的地位，它所治理的只是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宗教自由的原则，确保宗教机构或信众在不违犯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的实践，公共权力不能加以限制。
法*轮*功强调个人修炼。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和道教相比，法*轮*功更不涉及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与公共管理。法*轮*功没有自己的理想国构想。这意味着，如果法*轮*功成员参与政治和组建以法*轮*功为名的政党，那无非是强调其个人的道德标准（如真*善*忍），而不会是提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纲领与政策。这也就意味着，同样是法*轮*功成员，在世俗政治中将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以及会归属于不同的政党。正如在美国，同样是基督徒，有的认同民主党，有的认同共和党。如果未来民主中国出现了以法*轮*功为名的政党，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该党并不会获得所有法*轮*功成员的认同。正如在德国，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认同基督教民主党。因此，法*轮*功在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统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比基督教、儒教或道教的可能性都还要小。
郭将军，‘官员’以‘参与政治’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人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并诬蔑对方为‘敌对势力’、‘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敌对势力’、‘反动组织’，等等，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8日新闻《四川藏人生活在恐惧气氛中》，内容如下：
媒体今天发自成都的报道说，四川藏人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这个报道说，在成都一个藏人居民区的小茶馆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僧侣表示，中国当局强迫他和他的同伴们上很多课，接受再教育课。
这位僧侣的寺庙离成都15个小时车程的山里，即阿坝自治州。据流亡藏人说，在那个地区，中国警察本周已经3次向示威者开枪，一些藏人被打死，还有数十人受伤。但是北京只承认有两名藏人被打死，并说，只有其中的一人是被警察打死的。
这名接受媒体采访的藏人僧侣因安全原因，没有透露姓名。他表示自己在成都接受培训。因此，阿坝地区发生示威和警察杀人时，他不在现场，只是听人说了这些事情，但由于当局封锁消息，他看不到外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这位藏人僧侣告诉媒体，当局逮捕了很多人，而这些人什么都没做，所以引发人们的不满。
媒体引述流亡印度的藏人说，四川藏区这个月至少有136名藏人被捕或失踪。这名藏族僧人不愿意多说，只是说，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希望得到和平。
记者感到，像街上的所有藏人一样，这位藏人也非常忧虑。记者还发现，很多军警和便衣将这个藏人小区控制起来，藏人害怕的气氛显而易见。
郭将军，‘官员’通过举办‘学习班’、‘培训班’、‘法制班’等名义对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人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进行打击和镇压已经司空见惯，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9日新闻《人民日报四驳美国NGO：中国人权状况处最好时期》，内容提要：
此前报道：
人民日报驳斥美NGO对中国人权指责：请观察下自己
人民日报再驳美NGO：为西藏牧民建房何以侵犯人权
人民日报三驳美NGO：对中国司法改革观察太片面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否定不了中国的人权进步
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全球年度报告（2012）》。与往年一样，该组织一如既往地无端攻击和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其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外，今年更把人权攻击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显然，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是一份人权报告，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份以人权名义发布的政治报告。
《报告》中政治化人权逻辑的最显著体现，是它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众所周知，“人权环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人权环境”的臆断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以维护人权为标榜的非政府组织所应关注的范围。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报告》也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按照其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的说法，“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表明，“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在这样的政治错位中，人们在《报告》中看不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攻击和指责才是真实的旨意所在。
人权的政治化蕴涵着一条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的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起点是把人权与中国对立起来，首先臆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然后按图索骥的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最后达到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在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中国不能选择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在这样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权思维下，《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此，《报告》自身也不得不承认“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事实上，报告中罗列的“推测”、“被传”、“估计”出来的“事实”恰恰是过去一年公认的中国人权的进步所在。
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理解了人权政治化的真实意图，只会促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权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觉，中国当然在人权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中国当然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权发展的中肯批评和建议。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责和无端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或许更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13亿中国人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发出高涨的发展热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对此，有网友评论：‘呵呵,有什么好驳的,把美国NGO的人权报告原文公布出来,让全国的公民们自己去评判不就得了,敢吗?’‘又是《党报》，哥笑了~~~~’‘再差的人权也有最好！这句话永远是对的！’‘懒得说，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国家谈这里，无异于太监谈性交的危害。’
郭将军，‘官员’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已经习以为常，也从未有任何‘官员’因此被追求任何责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9日转载的文章《访谈徐高金——他为何不放弃组织下岗工人自助？》，内容如下：
自4月27日到6月27日，算起来与老徐已经有24次长谈了。我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充满斗志同时又悲天悯人的民间人士深感欣慰，为他所承受的一切鸣不平。
第一次知道老徐是4月27日那天，当时他把一封求助信放在我的网页专栏里面：“我是江西省修水县的下岗失业人员。2002年2月14日至6月11日，因要求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被江西省公安厅下令刑事拘留近4个月，之后又被监视居住半年，而且没有任何正式合法的结论和解释。完全和部分丧失人身自由近一年，身心遭受严重伤害。赖以谋生的小本经营也亏耗殆尽。今年2月17日，我向执行机关修水县公安局提交了‘要求平反冤案，恢复名誉，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的报告’，至今未作答复。求助于司法部门，律师也以‘没有正式结论不好受理’为由予以推诿。我认为权大于法仍是当今体制的一大弊端，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下岗失业人员合法的劳动生存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特请求社会和法律援助。”
之后我迅速对老徐进行了一次采访，得知老徐是93年下岗，后来从事个体经商，因目睹官场腐*败，巧取豪夺，致使企业纷纷倒闭，不管下岗失业人员的死活，便通过互联网倡议成立全国至地方的“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并向民政部申请登记，由于网上支持者众多，也有境外朋友来信声援，因此受到当局迫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罪名刑事拘留。由于对方拿不出证据，上不了公堂，再加上他的家人多次告状上访，老徐才得以保释出狱。
预感到这是中国民间人士争取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典型个例，我便将以后所有的长谈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6月27日从抽屉里翻出厚厚一叠关于他的记录材料（连A4的纸都写满了36张），通过一番整理，老徐的故事和盘托出。
老徐1952年出生，是司法部举办的全国企业法律顾问培训班第五期结业学员。他所在的修水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边境，近靠湖北九宫山与湖南浏阳市。2001年8月和9月，身为下岗工人的老徐连续两次向国务院民政部用电子邮件形式送交了《关于成立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的申请登记报告》，但两次都没有得到回复。接着，几位地方公安人员到老徐的原单位调查情况。
这个《申请登记报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呢？何以触动了公安机关？“下岗失业工人互助联合会”有那么可怕吗？带著疑问，我把《申请登记报告》拿来仔细一读。上面清楚地提出：
“1、互助联合会宗旨：通过争取政府资助、社会捐助、会员互助等途径为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创业提供物质、教育、法律等全方位的帮助，走出一条互助创业、共同创业、联合发展的脱困致富之路。”
“2、互助联合会任务：（一）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生存权利和工作权利，扶困救危。（二）争取政府给予和落实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物质资助。（三）争取社会捐助，取得全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四）在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下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减免费培训和就业指导中心。（五）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和会员集资参股方式组织开发经济项目，创办实业。”
“3、互助联合会组织方式：（一）本会为社会民间经济慈善团体。（二）凡是年满十八岁的下岗、失业人员均可参加本会。（三）本会由各行业或各地区下岗、失业人员推选代表一至二人组成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二至三人。（四）理事会设立联系部、募捐部、权益部、实业部等办事机构。（五）本会设立扶困救危基金和创业储备基金。”
在《申请登记报告》的最后，老徐留下了他当时的手机号码：13970250938。通读全文，整个报告在行文上无懈可击、环环相扣，看得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起草的。
老徐要求成立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是从中国现实背景基础著眼考虑的。照老徐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特权和资本特征相结合的畸形社会，倘若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发破坏性极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使中华民族再次堕入封建历史改朝换代模式的恶性怪圈。这种前途在现代将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民族分裂和经济崩溃。
回顾国家历史，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无疑意义重大，但当局却始终没有启动政治改革，因此便出现了“官倒、一夜暴富”等腐*败问题，引发了1989年波及全国的北京天安门“六*四”运动。“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腐*败渗透社会各个角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下岗失业者达数千万，黄、赌、毒、黑、坑、蒙、拐、骗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而国企的大量倒闭就与政府有著莫大的关系：一是政府只予索取，不予投入，致使企业丧失竞争能力；二是派遣的官吏无能或者腐*败。所以说政府对下岗工人的惨状负有责任。现在政府对下岗失业工人的救济款不过百十元，杯水车薪，少数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就业上岗，而绝大多数却没有保障。
因此成立这个下岗失业工人互助联合会的意义便在于团结自救，是在整合社会底层资源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对政府功能的一个重要补充。政府应该对老徐此举表示鼓励和赞许。
当《申请登记报告》递交无果并遭到地方公安人员调查后，老徐并没就此罢休。他给自己打气：“我如有不测，一定会有全国绝大多数下岗失业人员为我主持公道，我坚信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我为之努力的目标是利国利民而且合情合理合法。”他继而在2001年12月15日发出《再致国家民政部的公开信》。老徐在信中指出：“要求领导们尽快批复我们的报告，相信领导们不希望全国的下岗失业人员一起离乡背井赴京上访请愿。”即便如此，民政部仍无回复。于是，2002年1月4日老徐转而给公安部治安局写信：“由于民政部对我《关于成立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的申请登记报告》置之不理，漠视下岗失业人员争取合法权益的正当要求，我准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发动万人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请愿游行。”
老徐为何如此急切？这根源于他对工人苦难的深刻体会。他在2002年1月10日撰写的《奢谈中国的稳定和民主》文中说过：“现实对工人阶层来讲，早无稳定可言，工作不稳定，随时可能下岗。就业不稳定，随时可能失业。收入不稳定，随时可能发不到工资。生活不稳定，到处打工，四季漂零。有的生活所迫，不择手段，沦为盗匪，社会能稳定吗？中国工人阶层几十年创造积累的国有资产，不是在被贪官挥霍侵吞，就是在被昏官交‘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谓触目惊心，不胜枚举。剩下个空壳，把工人一脚踼出门，给点活命钱，饿死人会影响改革名声。要么，打发一点小钱，自找活路去吧，遍地是黄金，捡不到怪你没本事。”
如此的义愤也可以从他2002年2月20日撰写的《团结就是力量》文中窥见：“权贵资产阶级的崛起，使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二等公民，再次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预言再一次被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方式又成为人民对历史反思的一面明镜。”当他听闻了5年来在深圳先后为打工仔受理过600多件工伤赔偿案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被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责令停业后，他说：“现在沿海地区‘三资’林立，外商云集，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任意欺凌侮辱工人之事普遍存在，常见披露于报端，中国需要大批周立太这样的优秀律师来维护民族尊严和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不知为人民服务的律师为何不容于‘人民’政府？不禁使人想起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个仰外国资本鼻息的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他告诫世人：“同胞们，要警惕‘买办’政府再生！”老徐对社会衰败前途作出了不详的预料。
老徐期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前途呢？老徐的设计是：“当局应当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破除一党之私，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平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实行直接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从根本上革除凌架于法律之上的党权和不受制约的特权，人民真正享有选择国家制度和政府官员的民主权利，中国才会在新世纪走向真正的民富国强。中华民族才会在新世纪腾飞。”
这一系列言论加之老徐在2002年1月4日所说的要发动万人请愿的戒告，2002年2月14日，老徐被江西省公安厅下令刑事拘留。即便如此，到2002年2月20日他都还在为联合会的事情设想。这一天他撰写的《团结就是力量》一文，表述了他的斗志和无畏。
2002年6月，在老徐被家人保释出狱之前，他在修水县看守所写下了《狱中有感》一诗。全诗共分3节、36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坚强意志：
“政治迫害反民主，社会腐*败摧人权，
为民请命遭冤狱，宁为玉碎不瓦全。
生命亲情诚可贵，为争自由皆可抛，
热血化作正义剑，誓扫妖魔靖人间。”
也可看出监禁生活的辛酸和他对如此遭难的坦然：
“小小囚室六米长，宽三高七南北窗，
铁门森森重重锁，放风间有九平方。
阶下三级囚徒道，六尺通铺尺五高，
自由活动棋牌书，餐时又可当饭桌。
监规八条印?暀W，生活作息有规章，
两睡两坐三顿饭，三朝放风洗澈拉。”
还有当中“黑吃黑”的皮肉之苦：
“新犯进监要过‘套’，洗个‘蒙古•泰国澡’，
一声不吭是好汉，哭爹叫娘定遭殃。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有势也无妨，
最怕干部打招呼，‘过细给他洗个澡’。
牢头狱霸坐上宾，新囚弱犯似奴仆，
闲来无事当玩物，十八游戏脱身皮。”
最后老徐悲愤地问天：
“人间地狱不为过，公理不奈强权何。
耳闻目睹心悲愤，人权尊严何处寻？”
好一个“人权尊严何处寻”！争取下岗工人的权利正是老徐不懈努力的源泉。
保释之后，老徐又被监视居住半年，小本经营被毁，还欠债万余。尽管如此，老徐仍没怯场，反而更加执著地为下岗失业工人呼吁呐喊。他在2003年4月1日的《愚公移山与智公造塔》文中，以寓意明显的文字道出了几代领导人不断造就“新特权壁垒”的真相：
“昔年愚公挖山不止的奋斗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神仙们帮著搬走了门前的三座大山。后人智公决心要开创超越前人的业绩，亲自设计和领导建起了一座宏伟的沙堆金字塔，的确是巍峨壮观，超越前人。后来听说都流行橄榄型，只好交代后人看着办。后人用黄金装饰了一下顶部，现在终于看起来金碧辉煌了。”
这“金碧辉煌”四个字，指的就是手痛治手、脚痛治脚的隔靴搔痒之果，看似迎合潮流，实则避实就虚，贻害无穷。
郭将军，百姓为了生存，进行下岗工人互助也受到迫害、打击和镇压，‘官员‘良心泯灭到什么程度！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3年12月17日时评《谎言中的愚民欺骗和我们的话语权力》，内容如下：
专制极权统治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巩固，其最基本的法宝与特征就是，一靠谎言进行愚民统治，二靠暴力进行武力巩固。在愚民统治中，往往最大的谎言，就是以公民素质低和国民经济落后为堂皇理由来打压民主诉求、镇压民主运动。那么，到底公民素质与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与实现民主有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我们对这个最基本问题，如果胡涂并长期受到愚弄，就势必削弱我们的民主诉求和信念基础，尤其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写作者来说，就势必影响和动摇我们运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文学艺术话语权力，对于追求并争取民主进程的前途的认识能力和必胜的坚定信心。
这里，有两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第一、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他们最初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低于目前的中国的现状，而且都赶不上我们中国的五十年代。美国最初实行民主时，还是一个农业国（而工业化是1807年开始，到1860年才完成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左右，我国目前是36%；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而我们现在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不是吹嘘已达1000美元左右之多吗？虽然我国1/4的成人是文盲，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但世界上的义务教育制是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比民主制要晚得多。美国最早的义务教育制起始于1832年的宾西法尼亚州，到1870年才在全美国普及不到2/3，在这以前的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就是普及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我国。
实行了民主制的印度，别说当初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就是今天他们在公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方面，也还是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十多年前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经济富裕和文化素质比我们高了许多，而恰是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崩溃的边缘上，他们的政治文化也走到了极权专制腐*败透顶而又残酷难忍的程度上，并且至今由于专制造成和遗留下来的基础经济匮乏及其政治腐*败等严重问题，也还是让新的并不完善的民主政权，难以一下子解决好和恢复好的已经大伤元气的问题，甚至还要为此背负著沉重的负担，而走艰难又比较漫长的道路。就像一个人的疾病早期不治而到了晚期一样，再想恢复正常，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了。
而富国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民主制。比如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他们实现了经济市场自由，而仍然没有实现政治民主自由。当时的纳粹德国，可谓是世界的强国之一，但却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帝国。
民主是靠历史的政治环境和人民自己争取人权条件造成的。原始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2500年前的雅典就实行了约有历史200多年的民主制；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基本算是或接近是，可见那时的生产条件与公民文化素质是怎样的。
中共在延安抗日时期以民主作为动力口号，所以才动员和吸引了一大批中华英雄儿女去奔赴延安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就是论在中国准备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的。那时中国是什么条件？难道会比现在好？
现在，一面大力宣传说中国国民素质低而不能实行民主，可另一面又在素质最低的乡村大搞基层民主，为什么不在文化素质高的大中城市搞，怕什么，这又怎么说？
我们的专制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教育不发达为理由，硬说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可在另一面又一再削减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目前只占3%左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甚至还要排列在许多非洲贫穷国家的后面。
这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借口所谓国民素质低和经济落后等理由而无法搞民主的说教，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毫无决定意义根据的。虽然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与发展，但也绝不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人权牌时，我们就要特别强调我们经济落后和公民素质低的特殊国情论，而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主权牌时，我们就又要大肆高唱我们经济富强和国民文化经济水平空前提高，等等。这些，无不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而阴谋制造的愚民教育、洗脑宣传的惯用伎俩而已，目的是麻痹和愚弄人民，混淆国内外人民了解真象的视听，特别是以独家新闻封锁来控制言论新闻自由而施行愚民统治，使专制既得利益更长远地稳固下去。
第二，艺术话语权力是属于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言论自由权利，是人的第一天赋人权，是人本能所具有的，这也就是人本身天然的自由权——会说话、要说自己的话——说真话——并能以能够影响更多公众的公开透明传媒方式去讲真话——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自身权力。这是与生俱来的，是爹妈天生就本能带来并由我们自身不断具有的人性善良知识所遗传发展而存在下来的。
换句话说，这个权力并不是靠极权专制者所恩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本来独有而可以使用的。它一是用来自卫，二是也能用来为同类他人代言的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就是指人的政治权利，因为人是政治高级动物，而低级动物是没有政治性的，所以才叫人权。这一点也就是天赋人权概念的来源，而专制主义所大肆宣扬的生存权，那不仅是人的权利，也是其它动物的天赋权利。适者生存嘛，凡是生存下来的动物，都具备了这样的简单生存权利。
这里特别讲明这一点，也是这里使用人权一词的真正原本定义，而绝不是专制定义的伪人权。在自由民主国家里，这个作为一般而言的人权即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是人人法限公证平等享有的。在极权专制国家里，这个作为宪法规定拥有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却已被统治者完全剥夺了。这样一来，在极权专制国家里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就失去了它法限的实际存在意义的有效能力的权力性，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只有了仅仅是生存权的如同牲畜猪狗一样的动物权而非人权，也就是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性的人本能的天赋人权，所有的（政治）人权成为了奢饰品和专供少数有行政权力阶层人的柯断政治资本。
这也就是说，在集权（极权）或称威权（专制）统治的国度里，人人或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人权，已从人本能的天赋资源中被少数人压制下来，或被他们从意识形态的人人参与的领域里清场出去，并将其在完全违犯人道和反人类的强权压迫前提下定为“非法”，使之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的没有掌握政治权力话语的人，要想获得基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权，他们除了要向统治权力者不断地去抗争或勇于牺牲去争取而外，那么他们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有法力保障和社会合法化的有力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我们作为人民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代表——文学艺术工作者——由于我们掌握了各种专业知识，特别我们握有了可以用形象语言这种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和更有艺术多种表达方式与渠道的特殊话语权力，我们就具有了比一般普通老百姓更多代表自由权利发言的机会，和更多抗争极权统治的理由及其这种广泛影响的能力，所以我们所具有的既能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自卫人权而又能为他人弱势群体争取人权的特别职责性与历史赋予的神圣责任性，也就突显重要起来。要知道，专制极权者，就是因为他们握有了暴力统治权利，而才具有了不可一世的权力话语；而我们在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则是由于握有了抗衡暴力统治的真理力量，而自然具有了不可战胜的话语权力。这也就是说，他们因有了统治暴力，而行政权力话语才在他们手上掌握；但我们因有了知识道义，而真理话语权力便在我们这里无比有力。
道义是会最终战胜腐朽的，真理也会最后战胜邪恶的；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最终都会战胜假借代表人民的以专权暴力统治来压迫人民的人。这也是被无数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当然，在专制时代，我们的这种言论自由、我们的这种艺术话语权力在真正行使（抗争）过程中，那是肯定会被屡遭封杀的，有的还因此付出个人牺牲的惨重代价，但封杀一时，却不能封杀永久；封杀一个知识分子文人，但只要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最终肯定被封杀的要战胜封杀者本身；铁制黑夜再漫长，也不会永远阻挡自由光明的到来，况且子夜会永远准备著黎明的诞生。
这是正辞一方面的必然结果，而反辞另一方面的同理，也可以必将这样证明，越是封杀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越说明极权统治者的心虚力弱；越说明我们的专制主义体制，已经到了最后气数已尽的时候了；越说明连非暴力的基本人权言论都不能容忍的、可悲的、必然民心彻底丧尽的、犹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样的垂死挣扎时期的来临；越说明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一旦真正行使起来后，就无不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巨大核威力……
我们可以回头往前看，印度的布衣总理圣雄英•甘地所领导的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是使印度和平赶走了英殖民者并取得了人民民主的胜利吗；美国著名的黑人维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不是以精彩的震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而演说出了一个美国黑人从此彻底摆脱了种族歧视的黑暗历史的伟大纪念日吗；南非的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得拉，不是以几乎大半生的坐牢，于是就坐出了一个自由而又全民族完全和解的新南非吗；坦桑尼亚的首任民选总统尼雷尔，不就是号召他的反对党集体轮流主动去坐政府的牢房，这样一举把专制政府坐垮的吗；即使在前苏联那样的惨无人道的黑铁暴政统治下，苏联体制内的以亚•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连高尔基都包括在内的大多数著名作家，他们不是选择了不甘沉默状态下的不时发出的对抗声音，就是一直决不投降的以异议人士身份的或者流亡或者坐牢的英勇至死的坚决抵抗，而最终不也是在死囚里或者在逃亡日月下，有幸迎来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和伟大祖国的巨变吗？！前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当年他就是以资深剧作家的身份，来号召和发动了捷克几乎全体作家，都首先采取的与专制政权决不合作的和平怠工运动，并以艺术的话语权力，扞卫捷克人民的自由权利、争取民主诉求，从而带动了各界知识分子，很快影响了普通民众，一下子迫使专制极权者交出政权于人民……
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在黑暗时代的人的内心，必须保持的最后一道光亮（必要性和伟大性），这也就是在失去了大多数人的一切有效权力之后，或者在人的基本权利处于被强权全面压制的弱势情况下，自由独立作家的艺术话语权力，对于挽救人权、唤醒人心的伟大重要性（就会放射出来）。
综上所述，所谓公民素质和国民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着民主化进程论，这纯粹是专制主义者在一片谎言中的最大愚民欺骗，而且这种并不高明的欺骗，也竟然能够愚弄我们相当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我们知识分子文人在内——不仅使我们蒙在鼓里，还要使我们以其昏昏，反倒使人昭昭……这就需要我们的彻底反省了！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握有的是这种伪知识、假真理的话语权力，那么这种话语权力，就必然成为专制主义者的御用工具，或者成为我们维护极权统治的犬儒主义者的自以为光彩的理由。按照爱因斯坦的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凡没有明辨是非的、不能站在历史前面具有超前的远见卓识的思维能力的、不能具有与强权抵抗到底的顽强意志和大无畏独立精神的文化人，即便他（她）有多高的学历和怎样的通达的专业知识，他（她）也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大意）。鲁迅先生也有过这样的相应的阐述。不管是就广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就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显然，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文人知识分子，我们掌握什么样的知识话语权力，这对于制衡权力、批判社会、抵抗极权、冲破黑暗、改造历史、变革现实、影响公众和导演未来等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决定意义。在中国，只有我们知识分子的整体的明辨是非的独立意识素质的真正提高，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和人民历史命运的真正希望。
郭将军，‘官员’打着‘国民素质低下、国民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所谓国情的旗号愚弄百姓，拒绝民主，强化独裁，进一步为非作歹，并肆意打击和镇压正义呼声，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德语：Nationaler Sozialismus）德国法西斯纳粹党于德国境内发起的政治思潮与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唯一的一次实现形式是由德国纳粹党推行的纳粹主义。不过，纳粹主义并不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因其在意识形态上有本质差异。
一、词语释义
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政治词汇源于德语，字面意义是民族社*会主义，但实则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德国出现了王朝社*会主义（德语：Staatssozialismus），其字面意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德语国家社*会主义思潮采用了现在这个词组。这个词的逻辑背景是‘以德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个词易与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混淆。纳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拼法一致，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是两个单词而纳粹主义合并成了一个单词。
尽管其他几个政党也使用过国家社*会主义党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名称，但唯一在意识形态上被正式应用的就是纳粹主义，尽管存在着本质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被长期当作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同义词。目前，一些新纳粹运动也在使用这个名词。
二、历史
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强人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完成了德国统一，但王朝政府左面受到工人运动的威胁，右面受到资产阶级政党民主诉求的压力。俾斯麦既反左又反右，强力推出6000余条保护劳工的法令，既保护了王朝利益，也实现了他的国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俾斯麦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被称为王朝社*会主义（德语：Staatssozialismus）。但自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渐渐形成一个观点，以前那些旧王朝的国家精英们并没有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位置思潮出现。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应该看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最初活跃于经济政策方面，随后再开始深入到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方面。
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因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追捧，并被追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依赖、倡导国家机器直接操控生产资料的一种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经济架构被称为国有社*会主义(英语：state socialism)。国有社*会主义也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生产关系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同，提倡一种能和社会化生产大分工相适应的以国家计划为主体的生产分配调控。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同时也反对那种生产资料为个人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而国家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在所谓国家意志影响下的监控，政府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使用，但政府代表国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使用权和分配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学家Johann Plenge谈到“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时说，‘1914年思想’是对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思想’的一场战争；包括人权，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1789年思想’正在被包括‘德国价值’的职责，纪律，法律和秩序的‘1914年思想’所拒绝。Plenge认为，民族团结（德语：volksgemeinschaft）将取代阶级划分，以及‘种族同志’们会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德国对抗‘资本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以一种国有社*会主义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并为德国的整体利益服务。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部件并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将取得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Plenge主张通过专制统治精英的技术官僚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
Plenge的论点在当时是公认的一个重要论据，主张在强国内促进社会正义。支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右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Konrad Haenisch、Heinrich Cunow、Paul Lench 和Kurt Schumacher；保守的革命党人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和 Max Hildebert Boehm；以及纳粹党人 Ernst Krieck、Gottfried Feder 和 Eduard Stadtler。Plenge 的论点也构成了纳粹主义的基础。
工业家、作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16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德语：Von kommenden Dingen）写道，未来的‘人民政府’将弥合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裂痕，并强迫资本家们接受国家的旨意。他将通过税收限制高收入及财产分配，鼓励增加公共教育，鼓励工人阶级更多的参与，消除垄断和防止投机和懒惰。拉特瑙的观点吸引了很多年青人和民族主义者，并对国家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
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
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一词来源于纳粹党，其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成立于1919年，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
1930年代乃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转化过渡至纳粹主义的阶段，两者间之意识型态概念乃有所承接，但后续之纳粹主义的发展则失却国家社*会主义的多义性质，转化成特质属于政治与经济上极端之意识型态。本质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纳粹主义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三位置主义。纳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点还包括，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在政治上实现极端爱国主义和极端独裁政治。
尽管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理念实现就是纳粹主义。
四、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是：王朝社会主义——国有社会主义——纳粹主义，而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也与此完全一致：
1、中国的‘王朝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位置‘理论’在中国出现，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2、中国的‘国有社会主义’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强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官办经济’，官员打着‘国家’、‘全民’和‘政府’的旗号垄断国有资产、肆意经商和干预市场经济自由，其实质是‘权贵自主主义’和‘国家买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3、中国的‘纳粹主义’阶段：由于官员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有利可图，为了捞到更多油水，官员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官办经济’纳粹化，主要表现：
1）开展城市大跃进的圈地运动，强征、强拆不断，由此导致的自焚、自杀和杀人血案命案不断；
2）强制新农村建设，农民‘被上楼’，农民子弟‘被撤校并校’、‘被失学’现象极为严重；
3）为避免访民举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的贪腐官员，打击和镇压访民；
4）因在民族自治地区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导致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遭到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强烈不满，官员罗织‘藏*独’、‘疆*独’、‘蒙独’等罪名对当地民众进行打击和镇压；
5）为了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强调国内‘维稳’，以‘维稳’的名义肆意对异议人士、追求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人权人士和帮助弱势群体等人士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
6）为了维稳，以‘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等名义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娱乐自由，限制新闻言论自由，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开展新的造神运动，以新的‘破四旧’运动、‘加强正面引导’、‘净化网络环境’等名义打击和镇压异议人士、追求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人权人士和帮助弱势群体等人士等；
7）为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引进‘弱肉强食的竞争机制’和‘丛林法则’，认为黑社会和官员贪腐是正常现象，是适者生存和有能力的表现，不予治理，导致社会贪腐、黑暗和吃人和社会治安状况恶劣到极点，等等。
郭将军，‘官员’以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大搞祸国殃民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化自己，丑化人民，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丑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丑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丑化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黑暗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栽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名义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谎言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无良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愚民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伪装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而且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丑化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丑化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疏远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要丑化妄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丑化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丑化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国家社*会主义（德语：Nationaler Sozialismus）德国法西斯纳粹党于德国境内发起的政治思潮与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唯一的一次实现形式是由德国纳粹党推行的纳粹主义。不过，纳粹主义并不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因其在意识形态上有本质差异。
一、词语释义
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政治词汇源于德语，字面意义是民族社*会主义，但实则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之前，德国出现了王朝社*会主义（德语：Staatssozialismus），其字面意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德语国家社*会主义思潮采用了现在这个词组。这个词的逻辑背景是‘以德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个词易与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混淆。纳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拼法一致，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文是两个单词而纳粹主义合并成了一个单词。
尽管其他几个政党也使用过国家社*会主义党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名称，但唯一在意识形态上被正式应用的就是纳粹主义，尽管存在着本质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被长期当作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同义词。目前，一些新纳粹运动也在使用这个名词。
二、历史
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强人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完成了德国统一，但王朝政府左面受到工人运动的威胁，右面受到资产阶级政党民主诉求的压力。俾斯麦既反左又反右，强力推出6000余条保护劳工的法令，既保护了王朝利益，也实现了他的国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俾斯麦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被称为王朝社*会主义（德语：Staatssozialismus）。但自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渐渐形成一个观点，以前那些旧王朝的国家精英们并没有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位置思潮出现。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应该看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最初活跃于经济政策方面，随后再开始深入到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方面。
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因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追捧，并被追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依赖、倡导国家机器直接操控生产资料的一种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经济架构被称为国有社*会主义(英语：state socialism)。国有社*会主义也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生产关系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同，提倡一种能和社会化生产大分工相适应的以国家计划为主体的生产分配调控。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同时也反对那种生产资料为个人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而国家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在所谓国家意志影响下的监控，政府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使用，但政府代表国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使用权和分配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学家Johann Plenge谈到“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时说，‘1914年思想’是对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思想’的一场战争；包括人权，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1789年思想’正在被包括‘德国价值’的职责，纪律，法律和秩序的‘1914年思想’所拒绝。Plenge认为，民族团结（德语：volksgemeinschaft）将取代阶级划分，以及‘种族同志’们会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德国对抗‘资本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以一种国有社*会主义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并为德国的整体利益服务。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部件并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将取得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Plenge主张通过专制统治精英的技术官僚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
Plenge的论点在当时是公认的一个重要论据，主张在强国内促进社会正义。支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右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Konrad Haenisch、Heinrich Cunow、Paul Lench 和Kurt Schumacher；保守的革命党人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和 Max Hildebert Boehm；以及纳粹党人 Ernst Krieck、Gottfried Feder 和 Eduard Stadtler。Plenge 的论点也构成了纳粹主义的基础。
工业家、作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16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德语：Von kommenden Dingen）写道，未来的‘人民政府’将弥合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裂痕，并强迫资本家们接受国家的旨意。他将通过税收限制高收入及财产分配，鼓励增加公共教育，鼓励工人阶级更多的参与，消除垄断和防止投机和懒惰。拉特瑙的观点吸引了很多年青人和民族主义者，并对国家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
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
纳粹主义（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一词来源于纳粹党，其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成立于1919年，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
1930年代乃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转化过渡至纳粹主义的阶段，两者间之意识型态概念乃有所承接，但后续之纳粹主义的发展则失却国家社*会主义的多义性质，转化成特质属于政治与经济上极端之意识型态。本质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纳粹主义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三位置主义。纳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点还包括，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在政治上实现极端爱国主义和极端独裁政治。
尽管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理念实现就是纳粹主义。
四、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是：王朝社会主义——国有社会主义——纳粹主义，而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也与此完全一致：
1、中国的‘王朝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位置‘理论’在中国出现，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2、中国的‘国有社会主义’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强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官办经济’，官员打着‘国家’、‘全民’和‘政府’的旗号垄断国有资产、肆意经商和干预市场经济自由，其实质是‘权贵自主主义’和‘国家买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3、中国的‘纳粹主义’阶段：由于官员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有利可图，为了捞到更多油水，官员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经济’、‘官办经济’纳粹化，主要表现：
1）开展城市大跃进的圈地运动，强征、强拆不断，由此导致的自焚、自杀和杀人血案命案不断；
2）强制新农村建设，农民‘被上楼’，农民子弟‘被撤校并校’、‘被失学’现象极为严重；
3）为避免访民举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的贪腐官员，打击和镇压访民；
4）因在民族自治地区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导致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遭到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强烈不满，官员罗织‘藏*独’、‘疆*独’、‘蒙独’等罪名对当地民众进行打击和镇压；
5）为了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强调国内‘维稳’，以‘维稳’的名义肆意对异议人士、追求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人权人士和帮助弱势群体等人士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
6）为了维稳，以‘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等名义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娱乐自由，限制新闻言论自由，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开展新的造神运动，以新的‘破四旧’运动、‘加强正面引导’、‘净化网络环境’等名义打击和镇压异议人士、追求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人权人士和帮助弱势群体等人士等；
7）为大搞‘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引进‘弱肉强食的竞争机制’和‘丛林法则’，认为黑社会和官员贪腐是正常现象，是适者生存和有能力的表现，不予治理，导致社会贪腐、黑暗和吃人和社会治安状况恶劣到极点，等等。
郭将军，‘官员’以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大搞祸国殃民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化自己，丑化人民，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丑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丑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丑化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黑暗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栽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名义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谎言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无良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愚民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伪装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而且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丑化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丑化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疏远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要丑化妄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丑化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通过恐吓、威胁、造谣等各种方式孤立想伸冤平反的百姓，使其他老百姓对想伸冤平反的百姓误会、生厌和担心受牵连而远离他们，使伸冤平反的星火迅速被掐灭而不能燎原，通过各种方法丑化老百姓，特别是丑化想伸冤平反的老百姓，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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