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87：关于军队警察必须国家化，警察已军队化，军队后勤腐*败加剧，乌坎事件就是六*四，千藏民示威军警枪杀一人，高僧遭酷刑去世，活埋只是弄死的一种，办访民春晚被拘，艾未未从未抱歉，镇反未整体平反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良田被强占，杭州村民愁苦无心过年》，内容如下：
2012年1月12日，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当局为修建武警疗养院，强行填土霸占了山里沈村村民的良田。为防村民反抗，当局还派出了4、5辆警车以及70多名警察。赖以生存的良田被毁，村民们愁苦不堪，无心过年。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山里沈村一位姓沈的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村里120多户村民的良田被镇政府出卖来修建武警疗养院。村民们于1996年签订了承包种地的合同，有效期30年，于2026年到期。现在期限未到，镇政府要强迫他们出卖百亩良田（实际99亩多），来修建武警疗养院。
他告诉记者，自古以来农民都是靠种田为生，农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东西。村民们都不愿出卖田地，但当局耍了很多花招，使其中80多户村民受骗与他们签了合同。现还剩下30多户坚决不同意当局的条件。他们曾到镇里、区里、市里，甚至浙江省的信访局去上访，但无人理睬他们。
另一位同样姓沈的村民对记者说，在村长沈喜荣、治保主任夏永其的鼓动下，2012年1月5日那天，镇政府派人把村里十多户没有签约的、去上访过的村民的祖坟给刨了。村民十分气愤，当晚去找村长沈喜荣评理。1月11日，当局为了报复，捏造罪名将村里沈金龙、沈德金、沈利法、胡岳明及一位妇女共五人抓走，关押了二十四小时。
1月12日，镇政府出动了4、5辆警车，70多名警察以及几百人，来到山里沈村。几百人强制性的在百亩良田上填土、挖坑，把百亩良田弄的一塌糊涂，田里的蔬菜也都被毁坏。由于现场70多名警察虎视眈眈，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最后他们还用铁杆子将田围起来，强行霸占。
据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政府是两个方案，一是青苗补偿费每亩3万5千元，加上养老保险；一是每亩九万八千元买断。他说，村民们都认为太低，因为养老保险男的要60岁、女的要55岁以后才能领取，年纪轻的人怎么办？发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家里还有孩子的，怎么生活？农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田地，农民们怎么活啊？
该村民表示，农民靠田吃饭，他非常不愿意出卖田地。但如果非要出卖不可，起码要给一个合理的赔偿。他说，他个人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上饭就行。所前镇其它村的村民曾有过类似情况，他们的补偿是每家每户，每人一天给一斤米。而现在当局所给出的补偿条件还远远低于此。
村民们无奈的说，当官的勾结一气，使老百姓没有活路，现在他们非常愁苦，担忧将来的生活，这个年是没法好好过了。
也有村民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抗争，不能让他们这样欺压农民，实在不行就到北京上访。
据村民反映，村长沈喜荣，以及治保主任夏永其，贿赂镇政府工作人员夏朝发，联合当地派出所，经常欺负老百姓，甚至雇佣无业人员，以黑恶手段镇压农民。
军队的后勤越来越为非作歹，打着反腐的旗号越来越腐*败！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唯色：高僧次成嘉措因遭酷刑折磨去世》，内容如下：
昨天（1月22日）上午，一位备受尊敬的高僧次成嘉措因遭当地警方酷刑折磨，溘然去世，终年51岁。他是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支扎寺（藏语德查贡巴）的格西喇嘛。去年7月被捕，受尽酷刑。
郭将军，高僧次成嘉措因遭酷刑折磨去世说明‘官员’对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迫害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在加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孙林（孑木）监狱日记透露，‘活埋’只是弄死的一种》，内容如下：
余杰出国后，透露出北京国保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很多异议人士都受到类似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早在2010年12月，中国律师滕彪曾撰文《打死挖个坑埋了》，揭他在2010年12月23日晚间被北京双榆树派出所警察殴打及威胁"活埋"的经历，目前律师刘士辉、安徽异议人士张林、维权人士刘德军等人也在网络上上传早前被中国国保威胁的经历。
华泽在2010年被戴头套绑架，她重见天日后回忆中有这么一句：“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博讯记者孙林（孑木）在2011年5月获释后，用吞食药瓶的方式，带出几页重要的笔记，当时发给博讯做资料保存，近日博讯编辑整理文件发现有这么一行（文字图片）：
“2012年11月9日晚，李找我问：为什么不去体检？我说怕你们害我。他回答：如果上面有指示，我随便什么方法就弄死你了。”
这是2010年11月李桂军对孙林说的，“只要上面有指示，我怎么样都能弄死你”。
分析人士告诉博讯，这么普遍的随意“弄死”，“活埋”，恐怕不是个别国保、警察随意说出的，日常，他们弄死一个人估计和弄死蚂蚁差不多。在执政没有危机感的时候，一般不会大规模的“活埋”，“处决”，但一旦要失去政权时，中国对异议人士的屠杀，可能不会比利比亚、埃及等手软，这点，国内、国外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各界正视这个现实，或许能找出途径，避免出现这样残酷的结局，对执政者和被镇压者都是更好的结局，因为真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在变天前夜被“活埋”、镇压，中国牺牲了很多良心人士，接着而来的是发令、执行血腥命令的人被清洗，在动乱中，被清洗恐怕不止警察和官员，他们的家人也不会得以幸免。执政者和国家机器应该认清这点，更应该明白，到上级下令大规模血腥镇压时，没有政权再能维持，这样做的政权都是在最后几天的挣扎时期的表现。秘密处决和应对大规模抗议示威的街头冲突不同，是失去政权前的一种报复，下令者也不抱任何希望时的最后一搏，这样的时刻，国家机器（警察、军人）是否要带着家人陪葬，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正如铁流在《论“活埋”》一文中所说，“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败走台湾，撤离成都前的12月18日（？），就在成都西郊十二桥活埋了42名革命人士，解放后无一个凶手逃脱人民的惩罚，1950我参与此案的追凶。”
郭将军，孙林（孑木）监狱日记透露，‘活埋’只是弄死的一种；分析人士称，无良‘官员’宁可将民主、异议、维权等人士以及清楚其罪恶真相的警察、军人等执行者全部秘密杀害，也绝不为民主、异议、维权等人士伸冤平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某领导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内容如下：
当前维稳形势的严峻性不容掉以轻心，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郭将军，‘中央官员’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六*四事件，必须进行血腥镇压，必须血洗乌坎，而且他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是六*四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然而，他们看错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并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是中国的军队保护了乌坎的老百姓，并积极帮助他们维权，使乌坎的老百姓没有遭到血腥屠杀，并使得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中央官员’对乌坎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变，始终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六*四事件，迟早要秋后算账，对乌坎人民必须进行血腥镇压。虽然中国的军队不会屠杀乌坎人民，但是所谓的‘中央官员’还有大批杀人不见血的爪牙，乌坎人民的性命岌岌可危。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2006年9月14日时评《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国家化》：现转载如下：
郭少坤先生在《议报》上写了一篇《为中国警察鸣不平》的文章，记述了吉林省德惠市的一名交通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一位年轻女子暴打一顿，而且一打就是40个耳光子，把这个交警给打的几乎昏死过去，可这个警察（包括在他跟前的同行）竟然不做任何反抗，最后，是周围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才予以制止下的。他说：“看了这则报道，不论人们如何对此事进行评论，曾经做为警察的我，的确感到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是从法律意识和是从人权理念上都是令人不能够接受的，可以说，也只有‘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才能够发生这种于法、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的事情”。曾为前警察院校的教师，我也有同感。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前公安部长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消息传开后，有人讥讽，谢富治在大会上说：“有人说我们公安部是私安部，我不怕这种造谣和侮蔑，像文元同志这样的中央文革首长，我们就是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他进行誓死的捍卫”。谢富治的这句话可谓经典，他说出了中国警察的实质——私安部。我当年读史的时候，信手写下这样一条札记：在唐朝初期，士兵很受人尊敬，但后来士兵被将领们借给权贵使用，成了权贵们的奴隶一般，士兵地位就逐步下降，到了在唐玄宗后期，当兵已经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这一史实与中国今天的警察相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警察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所以社会比较信任和尊敬警察，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从警界出来的人，我真为中国警察感到悲哀。
中国警察的由来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长比尔﹒塔夫曼说，世界警察的故乡在中国，他将中国古代的关云长定为世界警察之父。关云长（关公）是中国古代的战神，也是正义的化身。据说在香港，警察要出警的时候，每个分局都有一个关公牌位，点上香，拜关公说：“关老爷保佑，今天我出去别吃枪子。”根据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考证，公元900年，辽金时代的上京警巡院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警巡院这三个字，跟现在的巡警完全一样，祇不过是顺序颠倒了，译成今天的文字可以叫“首都巡警大队”。由此推算，中国比西方的警察早了六七百年。警巡院这样的组织祇存在于辽金时期。到明朝，取而代之的是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但东厂、西厂的职能已超越了警察的范围，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特工。不过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可算是中国警察的鼻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祇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
据历史学家考证，1898年7月27日成立的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人员素质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刚刚诞生三个月的湖南保卫局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被迫裁撤更名为保甲局。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规定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清政府命袁世凯接收天津，恢复天津的治安。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军事戒备。当时八国联军也无话可说，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无冲突之处。后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建立了全国警察制度。
“警察”一词在英语中称Police，德语中称为Polizei，其词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来自拉丁文Politia，意为英文的organized government（有组织的管理）、civil admini stration（民政管理）以及polity（行政组织）。另一种说法是Police系从希腊语Polis引申而来的，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后来日本从西欧引进这一词汇，本意是“都市守夜人”。日本警察分公安警察和普通警察两种。公安警察又叫特别高等警察，其职责和权限严格受限制，权力比普通警察小，但可以有特别侦察手段。普通警察没有特别侦察权，但基本权力比公安警察大。中国对警察的称谓来自日本，清朝和北洋时期都叫警察，国*民*党时期开始叫公安局，后来也叫警察局。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对警察这一职业的定位比较混乱，最初叫公安部队、公安军，后来叫公安机关。对单位的称呼是公安局、公安厅、公安部，对其人员的称呼是民警、公安干警或公安人员和“人民警察”。2003年吉林省辽源市搞警务改革，将公安局改称警察署。这项改革得到吉林省公安厅的同意，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孙明山曾经带了部里八个单位的局长在辽源调研，对辽源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公安部长周永康亦曾经表示：“辽源改革方向正确，值得推广。”但不到两年，辽源市区八个警察署的牌子又被摘下来，换成“公安分局”。与此类似的是，辽宁朝阳市2004年7月警务改革的时候，基层公安机关称谓是“人民警察署”，但是尚未挂牌，就被辽宁省公安厅的明传电报指令改为公安分局。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从这一规定来看，公安和警察是不同的。公安是警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国目前的警察可分为行政警察、刑事警察、情治警察和司法警察四种。行政警察、刑事警察属公安机关管理，情治警察属国家安全机关管理，司法警察分别归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公安机关是警察基本部分，一般老百姓把公安和警察等同，认为警察就是公安。公安主要负责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户籍管理、边防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公安行政事务及刑事侦查，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国家林业局的公安机关和海关总署缉私机关也列入公安机关序列，接受主管部门和公安部双重领导。这里所说的公安行政事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务，它大超出了警察职能的范围。所以中国的警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管得最多的警察，它的历史渊源，来自明朝的东、西厂和前苏联的“契卡”，因此说中国是个警察国家并不为过——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个“警察党”。
世界警察的四次警务革命和中国警察的“党绝对领导”
警务（policing）是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它包括预防和打击犯罪，以及社会管理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的罗伯特。比尔敦促议会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据此创建了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从此，历史上第一支着警装的、享受国家警俸的正规职业警察队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也正式诞生。罗伯特﹒比尔是公认的世界现代警察之父，他倡导的建警创制被称为第一次警务革命。罗伯特﹒比尔的创制主要在“建警十二原则”上。这十二原则是：（1）警察应以军队为榜样，建立稳定的、行之有效的队伍；（2）警察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3）以犯罪的减少来证明警察的效率与效益；（4）发布犯罪统计、指导居民安全防范是警察的基本工作；（5）按时间和地域的特征，科学分配警力；（6）礼貌是警察质量的根本保障；（7）警察以形象赢得尊重；（8）招募、训练适当人选是警察有效执法之本；（9）公众安全需要每个警察挂牌服务；（10）警察首脑机关必须接近公众；（11）警察应当先见习、后上岗；（12）公开警察内部犯罪率，接受公众监督。在“建警十二原则”的基础上，罗伯特﹒比尔又提出了警务九原则，构成了完整的警务革命：“（1）警察的基本使命是预防犯罪和无序，而不是用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法律惩罚来镇压犯罪和骚乱。（2）警察履行其职责的能力，有赖于公众对警察的存在、行为以及获得并保持公众尊重能力的认可。（3）警察必须获得公众心甘情愿的合作，他们必须自愿地遵守法律，才能得到和保持公众的尊重。（4）警察得到公众配合的程度高低，与为实现警察目标所需要使用的武力与强制的多少成反比；（5）警察不靠迎合公众的意见，而是靠展示他们对法律绝对公正的忠诚来寻求和保持公众的喜爱，他们的政策是完全独立的，不考虑单个法律的实质的正义与不正义。他们靠乐于不分种族与社会地位地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个人服务与友谊，靠礼貌和友谊的良好脾气，靠乐于牺牲个人以捍卫和保护生命来获得公众的喜欢。（6）警察祇有在说服、建议和警告都不足以实现警察的目标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需要程度的武力以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秩序得到恢复。并且，警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实现警察目的。（7）任何时候警察都应该和公众保持这样一种关系，以实现警察是公众和公众是警察的历史传统。警察仅仅是这样一种公众，他们专职就社区的福利向每个市民负责并由此获得报酬。（8）警察应该一直为实现其功能而行动，而绝不用为个人和国家报仇或武断地审判犯罪和惩罚罪犯的方式篡夺审判权。（9）警察效率的判断标准是没有犯罪和骚乱，而不是警察为对付它们而采取的行动的那些看得见的证据。”第一次警务革命将警察定位于公民的角色。罗伯特﹒比尔设计的警察服与当时街头上普通男性的服装毫无二致。惟一的差别是，这件衣服上挂着警察标牌，以便公众识别。这一设计的初衷，是提醒警察要始终贴近公众，塑造警民一家的形象。他的一句名言是：“警察就是公众，公众即为警察”。当英国警察第一次出现在泰晤士河边时，他们是没有武器的。即使现在，他们也尽量少使用武器。
第二次警务革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也叫警察独立执法运动。美国警方提出，警察应当是单独的执法力量，警察祇对法律负责，祇承担执法的任务，大量非警务活动因此被改革掉。这是警察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是新警察独立与成熟的标志。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要使警察摆脱地方政治集团的控制，成为一支独立、高效的专业化队伍。为此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招聘雇佣大批优秀人才来管理警察机关。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年曾受聘担任纽约市警察局长，为美国警察的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警务革命以欧美各国警察现代化为标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完成了警察的现代化，各国的警察编制、警察预算均有巨大的增长。第三次警务革命立足于使警察成为“打击犯罪的战士”，各种警务装备迅速更新。指挥通信现代化是第三次警务革命的关键环节，它的实现为快速反应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地增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现代化使世界警察如虎添翼，促发了今非昔比的深刻变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这是警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被称为“四个现代化”：车巡代替步巡，通讯现代化，计算机革命，个人装备现代化。此时的警察形象，是头顶钢盔、肩别对讲机、手持盾牌、腰挎手枪的“机械战警”。但这次警务革命的结果却是失败的，因为其将警察定位于打击犯罪、快速反应，但是老百姓发现，“车轮子跑得越快，警察却离公众越远”，他们提出了新口号：“宁要更夫，不要机器人”。增加警力也带来了若干消极后果，在警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犯罪率却处于上升较快的状态。警力与犯罪同步增长，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从而引发了第四次警务革命。
第四次警务革命是社区警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欧美社区警务战略之父是英国警察学家约翰。安德逊。他把社区警务的理论叫做社区警务树。警务好比一棵大树，树干是警察，枝枝叶叶是警种和分工。果实是警察工作的成效。社区警务的原理是：社会是产生犯罪的地方，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或亲密的伙伴关系。从中国社会学界使用“社区”这一概念的情况看，社区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而组成的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根据2000年我国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被界定在作了规模调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辖区。所以中国的社区和外国不同，它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实权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实质上它仍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共产王国的一个“细胞”。
社区警务源于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警察应当扩大社会职能的观念就已成为包括法律界、警务界在内的专业人士的共识。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城市警察职责规范》提出警察职责包括十一个方面，其中一项就是调解纠纷。在纠纷解决的范围上，英美国家主要是家庭纠纷。在纠纷解决的地点上，西方国家警察是上门解决，即在纠纷发生地就地解决，也叫“主动式纠纷解决”。英国警察在社区警务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婚姻家庭调解员。爱克塞斯市的社区警务是英国社区警务的经典模式。
社区警务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警察机关作为当代警务革命的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中国学者认为第四次警务革命是“在警务装备现代化之后，面对日益增长的犯罪而进行的返朴归真，追求传统的改革”。中国虽然也有社区警务，但与欧美国家比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解决纠纷的方式是“被动式纠纷解决”，即当事人自动上派出所或警务室寻求调解或解决纠纷，而不是警察主动上门。在英国，盗窃案没有立案标准，即使被偷了一镑钱，也可以报案，警察也得登记。但中国不一样，立案有标准，盗窃案一般要800至1000元以上才立案。英国衡量警察政绩的唯一标准就是接报案数。警官发现的案子越多，提升就越快，而中国正好相反，发案数一多就说明警察工作没做好，立案也就越少越好。
中国的许多公安局长往往抱怨警力不够用，但警力不够用的原因在于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太多。一位从警多年的警察叹道：“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经济创收好像总是处于工作的第一位。”所谓创收，就是与民争利。大多数地方的警察都有罚款任务，每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最高可达10万元。我当年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河东派出所锻炼时，多次听到所长在会议上说，他又被局长克了一通，批评他没有完成罚款任务。他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河西派出所罚款已达到了三万元，可我们所三千元也没有达到，怎么办呢？大家想想办法吧！”当时我曾对一个警察说：“这罚款怎么能当任务呢？人家没违法，你总不能乱罚吧。”他说：“这你就不懂了，要是完不成罚款任务，你这个所长以后就不要想再升了！”除“创收”外，警察往往被其他方面“借用”，在农村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在城镇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追债等。当年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主要是针对非警务活动的。这个问题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当时美国的警察充当着“打手”的角色，深受百姓痛恨，所以进行改革。但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警察承担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警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充当它的打手和替罪羊。
现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建国后的第十任部长，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一任公安部长是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其后是谢富治以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级别最高的是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历届公安部长的职务背景显示，公安部长角色重要，地位突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也说明了中国警察不是国家警察，而是共*产*党的“党警”。
周恩来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这句话一直被当作经典，在警官院校中奉为金科玉律。但这里，周恩来显然是把国家和共*产*党混为一谈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安危，是指国家能否抵御外敌入侵。显然，国家安危，军队（政府）系于一半，人民系于一半。警察的职能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持秩序，抵御外敌入侵不是它的职能。当然，当外敌入侵后，警察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但那时它的角色是人民而不是警察。作为警察，它的职能祇能是打击犯罪和维持秩序，它祇对法律负责。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人们习惯于把封建王朝和国家连在一起。共*产*党是封建王朝的余擘，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它也自称是国家，这个国家自然就是王朝——共产王朝。与历史上的王朝不一样，历史上的王朝祇把人民看作是子民或臣民，而共产王朝却把人民看作是敌人，公然把暴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写进宪法。警察的职能具有某种特权性质，共*产*党把警察特权扩大，把它当作镇压人民的工具，并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从1949年10月15日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到2003年11月20日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共*产*党都一直强调党对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2003年3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的大讨论活动。通过大讨论，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被摆在首位，其余两条都是掩人耳目的。2003年11月18日，中共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简称“公安九条”。该《决定》明确指出“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切实配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了公安工作“九条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胡*锦*涛、周永康在不同场合大谈特谈“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由此可见，胡*锦*涛上台后，更进一步把警察抓在手里，作为摇摇欲坠的共产王朝的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共*产*党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改革警制，实现警察国家化
实现警察国家化，首先要把警察从共*产*党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摆脱它的所谓绝对领导。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是通过政治委员制度，而其对警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政法委员会制度和政工制度。政法委制度是一种外部控制，政工制度是一种内部控制，这两种制度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干部任命上。
军队的干部必须是现役军人，这上一点中国跟外国是相同的。但公安局长不需要警察出身，也不需要有专业素质，这一点中国跟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是不同的。按照警察专业化的要求，高级警官特别是警察当局的领导应该是警员出身并具有很高的专业素质。如在苏格兰，刚招募来的时候任何一位警察祇能是警员，不能直接当警司或督察，这和这位警察以前的学历、资历等没有关系。在中国，没有当过一天警察，但只要上面有来头，或因“工作需要”，就可以当上公安局长、厅长甚至部长。有些奸商，也拥有公安局副局长、刑警队长之类的头衔（媒体在报道反腐*败案例中曾报道过不少此类丑闻）。1983年我进公安机关的时候，浙江省公安厅长是张秀夫，他原来是浙江省仙居县县委书记，1980年调到杭州公安局当副局长，此前他没有当过一天警察。后来几任厅长，除夏仲烈曾给原公安厅长王芳当过秘书外，斯大孝起初是开化县的小学教师，后来是从丽水市委书记调任公安厅长的，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喻国行也是从湖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公安厅当厅长的，情况跟斯大孝一样。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王荗清，原来是衢州化工厂的党委书记，等等。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是由四川省委书记调任的，此前他是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再往前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是个典型的党棍，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与此相反，那些一辈子从警的警察，尽管专业知识很丰富，处理问题也很有经验，但如没有背景，要成为高级警官非常难，更不用说当领导了。我以前在杭州市公安局湖滨派出所实习时，拜一个叫王荣林的警察为师，此人处理治安案件和侦查刑事案件都有一套，但他当了近四十年警察，还祇是一个片警。在我的老家于潜派出所，一个姓赵的所长27岁就开始当所长了，我见到他时他已五十六七岁了，还是所长。这两个算是文化较低的，但文化高的也不例外。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500多个，但我没听说过这些学生中有人当上公安局长。我在杭州市公安局、海宁市公安局和临安市公安局实习、锻炼期间，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警察，但在这些人中间，也没有听说过谁当上了局长。县一级以上公安局长，基本上都是当地党委的常委和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的，所以一般警察是很难进入这个岗位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的高级警官不是专业警察的现象。一个优秀的警察，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但当不上高级警官，连普通警察也当不成，郭少坤先生就是一个例子。相反，一个蹩脚的党棍或官僚，一天警察没当，照样也能成为高级警官，周永康就是个例子。
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吉林省德惠市那位交警的遭遇，在全国并不少见。在中国，人们为什么如此恨警察呢？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之所以恨警察，那是因为警察是共*产*党的打手，用老百姓的话来，警察是共*产*党的狗腿子。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非警务活动损坏了中国警察的形象。所以，要改变中国警察的形象，停止非警务活动是当务之急。那么，哪些活动是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呢？下面择其要者举几例。
第一是特务活动。特务本来是指两种人：一是指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人，如特务连、特务员等。二是指受到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但共*产*党把人民作为敌人，人民中有任何不满或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受到打击和镇压，而执行这种打击和镇压任务的人就是特务，这种特务已超出了上述两种人的范围，是政治特务而不是专业特务。公安机关的政保（现称国保）部门和国家安机关的某些部门就是执行打击和镇压任务的，因此它们是特务而非警察。公安政保多年来一直是公安机关的精华，每个公安厅（局）都把它列为第一处（科），号称天下第一处（科）。省级公安政保原来是有两个处，即一处和二处，一处是负责国内，二处负责国外。1983年组建国家安全部后，省级以下以二处（科）为基础组建了国家安全厅（局），一处仍留下。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随着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的提升，随着刑事侦察、治安管理、交通、消防、户籍等专业的提升，政保工作淡化。有人提出把政保这块工作砍掉，把它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去，但未成功。“六﹒四”后，政保不但没有砍掉，而且加强了。法*轮*功事件后，江*泽*民又搞了一个“6﹒10”办公室，在政保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特务机构。胡*锦*涛上台后，特务工作进一步加强，政保改成“国保”（国家安全保卫），将原来县局（分局）一级的政保股升格为“国家安全保卫大队”。现在，“国保”们每天围着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转，没完没了。“国保大队”的任务是：“掌握全县敌情和社会动向，以秘密的侦察手段和公开的斗争手段，发现、打击和防范境内外各种敌对组织、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收集情况 资料，提出对策，加强工作指导，严密侦察、控制贯彻执行技术侦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参与全县重特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的侦破和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处置工作； 获取对敌斗争情况信息；组织和协调对境内外敌组织、敌对分子在文化教育系统内部的破坏活动的侦察工作”，等等，这样的“任务”，在任何国家都说不上是警务活动。
第二是截访，绑架、殴打上访的老百姓。江*泽*民时代积压的大量矛盾，在胡*锦*涛上台后急剧爆发出来，每年上访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起。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二十多年改革带来的后果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下层来越民粹化。由于各级政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由征地、拆房、司法不公、医疗事故、计划生育、拖欠工资以及由于贪官污史侵呑国有资产，大批工人失业、退休工人失去社会保障等引发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上访潮。面对波涛汹涌的上访潮，政府无能为力，祇好动用警察进行野蛮的截访、绑架，以致使警察变成了土匪，连公安大学的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杭州访民沈利虎在北京上访时，碰到两个截访的警察，他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说是受政府指派来截访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担当这种恶差使，是因为每天有两百元的津贴。在北京，布满了各地来的截访的警察。每当中共有大事，总是把访民象猪一样地一车一车绑上卡车，押回原地。今年“两会”前夕，2月28日，晚间十点到下半夜一点，北京警察搜查不同地区，将上千名外地访民强制抓走。3 月1日，截访人员在北京朝阳区四路通小区的铁路一带抓捕上访民众，6名女访民在逃避截访追捕时被火车撞上，当场导致两人死亡，两人重伤，另二人下落不明。目击访民描述当时情景，截访的两头堵着追，前面跑，后面追，6个人 两个被撞死，两个被撞伤。有一个女的身体和头都分开了，大腿、骼膊都被撞飞，祇剩下一个身体子，惨不忍睹。此外，北京警察还几次捣毁访民们赖以栖身的上访村。访民如果不是身负重冤，是不会背井离乡去上访的。共*产*党不但不为访民伸冤，反而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实在是天理难容，而警察则在这一反人道的恶行中充当了急先锋。
第三是警察被权贵和巨富们驱使，供其当枪使，成了权贵和巨富们的奴隶。前面提到的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是典型的把警察当奴隶使唤，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警察不但是共*产*党的家奴，也是共*产*党官员的家奴。河北省的普通干部郭允光，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腐*败，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并被多次劳教，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要不是偶然原因令程维高下台，郭允光说不定还在铁窗下度日。与郭允光有相同遭遇的是辽宁的离休干部周伟。周伟因举报沈阳市长慕绥新非法买卖土地，被公安机关以“非法集会示威”拘留，后来又被劳教了700天，生了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他本来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后来也是偶然原因慕绥新倒台，他才得以再做上次自由人。至于警察被富豪驱使，也是常见的。我以前在公安机关时，经常听到领导作报告时讲“公安工作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的训诫。说是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倒不如是为老板保驾护航，这样的事例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多的。江西省宜丰县在《宜丰县公安局关于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一条是“制定与企业挂点联系制度，全面实施‘一对一’帮扶工程，通过围绕一个目标、坚持两个优化、做到三个尊重、落实四个责任等措施，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帮商、富商的氛围”。“亲商、安商、帮商、富商”已上了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这与它对待访民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综上所述，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是造成目前警民对立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共*产*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警民对立导致了老百姓对警察的不信任和仇视，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郭将军，中国的警察已经沦为党警，成为‘官员’镇压百姓的工具，百姓又怎能指望他们来为自己伸冤平反呢？所以，警察和军队一样，都必须国家化，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而不是党化。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西藏炉霍县发生大规模示威，一人遭军警枪杀》，内容如下：
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炉霍县境内的数千名藏人于今天（23日）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开展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其中一人遭中共军警枪杀。
消息人士向媒体介绍说，西藏炉霍县境内今天（23日）发生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为此中共军警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导致一名叫云丹的藏人被枪杀，目前这位藏人的遗体被当地藏人运送到炉霍寺内；另有三名僧人被枪伤，处境非常危机。
示威活动扩及整个炉霍县境内，局势进一步陷入恶化当中。消息人士表示，炉霍县一尼姑寺内正开展着和平示威活动，很多人担心情势会更加恶化。截至目前，据说和平示威活动已经扩及整个炉霍县所有乡村，他们主要是为了西藏自由而进行和平示威。
西藏果洛藏人抵制新年等喜庆活动
为了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崇高敬意和哀悼，西藏安多果洛藏人于今天（23日）中国农历1月1日特别取消了当地传统的春节新年喜庆；此外，康区炉霍县民众再度发起停止穿戴动物皮毛服饰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藏人向媒体表示，果洛境内出现了很多抵制新年喜庆活动的传单，列出了抵制喜庆活动的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呼吁民众要认清自焚藏人的内心诉求和六百万藏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抵制农历春节等喜庆活动；要求西藏三区歌手们不要参与春节晚会等喜庆活动，拒绝接受中共政府的经济贿赂，坚决反对中共政府栽脏污蔑自焚藏人的言行。据说中共公安正加强搜捕张贴传单的藏人。
另有消息人士向媒体介绍说，据他所知，目前在西藏安多果洛州四个县，即甘德县、久治县、达日县和班玛县藏人决心不过年，同时在当地各寺院中散发和张贴抵制新年喜庆活动的传单，尤其久治县哇赛乡藏人今天在当地散发停止过年的宣传资料，聚集在一起念诵六字真言。
他还表示，有些地区的藏人还决定通过朝圣的方式，为自焚牺牲藏人进行哀悼和祈福。此外，中共当局已调派各县藏人干部到当地各寺院，具体的工作情况暂时还不清楚。
另据消息，近日，西藏康区炉霍县一带的民众，为了遵从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菩提迦耶开示的呼吁藏人和喜马拉雅民众不要着重穿戴动物皮毛服饰及金银珠宝首饰的讲话，再次踊跃发起了一场拒穿珍贵动物皮毛服饰的运动，并把每家每户所剩动物皮毛及藏式佩刀等主动交给炉霍寺，以示决心不再穿戴动物皮毛服饰，以及不再以暴力伤害他人。
郭将军，藏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又在和平请愿，‘官员’反而进一步对其残酷镇压，军警枪杀了一名藏人，妄图让藏人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心，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赵振甲因为被怀疑三十举办访民春晚被拘留》，内容如下：
在年三十，赵振甲到北京南站附近开阳里二街大鸭梨酒家去吃饭，他刚坐下，被进来的警察拿着打印的照片对证后，17点03分被右安门派出所警察抓走，在他桌子上的两名南京访民局小玲、姚玉玲和碰巧在饭桌上的北京人士一起被抓。
图片：抓人现场
局小玲、姚玉玲在年初一晚上被释放，北京人士也应该已经获释。
据了解，北京市警方在２天前就开始想法抓赵振甲。虽然今年访民春晚在１７日已经举办，数家媒体的报道对赵振甲的采访，可能让警方误以为是年三十举办，上级因此下令想阻止访民春晚。
赵振甲应该已经被拘留，连续３年访民春晚，这会是第一次直接因为举办访民春晚被拘留。其实，访民春晚是娱乐性质的，访民唱歌、聚会每天都在发生，因为参与访民春晚而出手抓人，让人难以理解。
郭将军，访民自娱自乐自发搞春晚，本未可厚非，但这也要被抓，访民的伸冤平反就根本无从谈起了，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网民春节愤中共冤杀4名辛亥元勋吁为“镇反”彻底平反》，内容如下：
昨日（2012年1月23日）是龙年初一，许多网民在凯迪网怀念被中共冤杀4名辛亥元勋，呼吁为全国200万“镇反”冤魂彻底平反。
——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炮的邓玉麟、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朱德的仁兄弟——蔡锷护国军麾下的虎将何海清、两次参加护法讨袁的宋鹤庚，皆冤死于中共六十年前的“镇反”运动。
网友“黄老道”在《1949后被杀的4位最著名的辛亥元勋》说，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炮的邓玉麟，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邓玉麟北伐之后脱离军界，致力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虽然在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仍然在1950年底的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虽然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玉麟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05年8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回川参与保路运动。因功勋卓著，1911年11月22日被推为蜀军政府副都督，领导重庆独立。后隐居成都办学，为躲避日军，1938年返回合江，研究佛学不问世事。然而1950年10月6日被中共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朱德的仁兄弟——蔡锷护国军麾下的虎将何海清，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先锋队排长，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后，他积极响应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的重九起义，成功的发动临安起义，蔡锷曾电祝他为“虎将，吾之子龙也”，升至陆军中将；1917年，他响应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任护法靖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1923年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同年晋升为陆军上将。何海清与朱德同学，二人情投意合，结拜为兄弟。1925年何海清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何海清还资助了朱德300银元。后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但在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中共残酷处死。1983年10月，地方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两次参加护法讨袁的宋鹤庚，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0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堂，后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与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讨袁，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后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授意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但1950年镇反开始，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的宋鹤庚，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湘乡县人民法院为其平反。
网民评论：中共虽然对冤杀的4名辛亥元勋分别作了有限平反，但对镇反运动整体却至今毫无道歉。事实上，镇反运动还有九成以上的的冤魂未能平反！即使已经平反的极少数，如这4名辛亥元勋，也只是作出了最低限度的平反，根本没有弥补受难者家属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创伤和财物损失。2012年是中共镇反运动结束六十年，中共应当在这最后的时机向全国二百万冤死于镇反运动的冤魂家庭道歉赔偿！
郭将军，‘官员’现在不仅不深刻反省历史，不为4名辛亥元勋做彻底平反，不对镇反运动整体进行道歉，反而刻意罗织罪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莫须有罪名肆意打击和镇压异议、民主、维权等人士，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年初一深圳千警二百黑恶势力坦克砍刀强拆（图）》，内容如下：
龙年大年初一，深圳政府和开发商出动约千名防暴警察，以及两辆装甲车、200名手持钢管和砍刀的黑恶分子，趁夜黑无人，强拆布吉综合市场。市场保安和闻讯赶来的商户试图阻止，被砍伤打伤，断手断脚，多人住院抢救。
今日（24日）深圳热点微博爆料，龙年大年初一，原本是喜庆的日子，谁能想到我们睁眼看到的是这样残暴令人发指的一幕，昨日（23）还是繁华的街市一夜间变为了废区——深圳布吉街市！
消息还说，无良的香港邦兆房地产公司在除夕夜残暴使用挖掘机将此夷为了平地！商户们正在深圳市信访办公室，可惜无领导上班！强求转播。
据了解，23日大年初一凌晨两点多，深圳政府和开发商出动约千名警察，包括两辆装甲车。另外，200名手持钢管和砍刀的黑恶势力分子，趁着黑夜无人，所有商户回家过年，没人看铺，借着年夜爆竹声的掩盖，用挖掘机强拆，将繁华的街市夷为平地。
据现场群众和商户说，200多名黑恶人员，个个手持一米多长大砍刀，铁棍，砍伤打伤多名商户及路人！现场血迹斑斑！目前伤者正在龙岗第二人民医院救治！一名受害者危重，正在抢救，多名重伤轻伤！现场目击人员指，辖区内派出所民警到场后，黑恶人员当着民警的面，还在追砍商户！
由于开发商是香港邦兆公司，上百名商户从布吉搭车到罗湖口岸，准备进行示威堵路，但被罗湖区治安制止。
目击网友描述强拆
恒玮_A饭 ：昨天来了一千多个黑恶势力在外面守着,有拿棍子有拿刀,有一些商户靠近.不说什么就打过来,今天有几个卖海鲜的叔叔进医院了,打断几条肋骨.派出所来了三百多人都不敢动!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店拆.那种愤怒还有失落真的是难以形容!终于明白天朝的强拆军团闻名天下了!这事情布吉人是不会这么算数的!
木063：大年初一深圳布吉无良开发商给当地政府的一份大礼！深圳布吉综合市场被强拆。无良开发商凌晨2点多钟带上千名黑恶势力，手持钢管，砍刀打砍数名想阻止的商户，致数人当夜进医院抢救！这是深圳吗？这是大运后的深圳吗？这样的治安问题你担忧吗？
胡丽婷_HLT: 太过分了！！！！~大年初一凌晨的时候听到鞭炮声响，大家都觉得奇怪，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惨剧，据说鞭炮声只为了掩人耳目，而进行了暴力强拆！！里面商铺被毁的惨不忍睹，还有店主被打重伤！ 不公平！！！
吴小惠惠惠：分享图片 你知道多少人靠这个布吉综合市场生活吗？它看着多少小孩长大吗？还拿刀具伤商主在过年的时候伤人你有想过家人的感受吗？几十年经营的地方没经政府批准说强拆就强拆，被打的业主重伤的断手断脚的，法理呢？政治呢？
广东深圳市布吉综合市场是布吉镇一个最大型市场，占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502平方米，有一千商户。据悉，邦兆公司和商户的纠纷已有多时，维权商户多次上访，深圳市政府，龙岗区政府，多次下发文件承诺在未解决问题前，维持目前现状。
龙岗区政府也曾许诺，在各业主的四十年经营期未到期之前不会让市场拆掉。如今还有二十年期限未到期，所有商户并无收到任何通知。被强拆的店铺包括六福珠宝、多家手机店和多家运动专卖店等。
由于店铺内都放满货物，还没搬出来，突然深夜进行强拆，一千多商户的心血与财产一下子付诸东流 ，市场几千员工也失业，商户们气忿难平，誓要讨回公道。
郭将军，‘官员’为了维稳的需要，已经将警察军队化，主要表现是：1、警察的侦查监控设备越来越先进，可以与军队的情报机关相媲美；2、特警越来越多，成为全世界特警人数最多却又最废物的国家；3、装备越来越先进，特别是越来越增加装甲车、战机等装备；4、维稳经费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等等。可惜，这些警察对付的竟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者被诬陷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极端分子、煽动颠覆分子等的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国防敌人，在反腐上他们更是毫无建树，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艾未未：从未抱歉〉在美国展映》，内容如下：
1月22日，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爱莉森‧克莱曼（Alison Klayman）拍摄的记录片《艾未未：从未抱歉》首映，向公众展示了这位有创造性、勇敢的艺术家在去年被捕及释放后的经历和生活细节。
德国之声23日报导，1月19日至29日，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在犹他州帕克城举行。导演爱莉森‧克莱曼拍摄的记录片《艾未未：从未抱歉》于22日首映。艾未未这位中国知名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该记录片在镜头中捕捉到围绕在艾未未身边的人，很多人性化的瞬间和生活细节：艾未未的母亲在他被捕后，担忧他的安全而流下泪水；艾未未与他的儿子在一起嬉戏；他曾完成的艺术项目，比如艾未未在四川地震后对遇难学生的调查等。
艾未未：我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
报导说，这部记录片讲述了艾未未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他青年时代在纽约生活的经历及他批评北京政府的原因，他是慈爱的父亲、坚忍的儿子，也是一个不肯将艺术和行动与公共事件分离的艺术家。而这些也在他的很多艺术作品中显现出来。
这位艺术家曾说：“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危险会越来越强。”《从未抱歉》也展示了他在四川地震后，指向豆腐渣工程校舍，他曾收集和发布了5,000多名在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名单。他也曾因此遭受四川成都警方击打头部。
艾未未在片中平静地说：“我们将承受我们所能承受的一切”，他也自称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艾未未的母亲高锳在记录片中讲述在艾未未被捕后，担心以后再也无法见到他，因此常常以泪洗面：“每天晚上我无法入睡。”
高锳向德国之声表示，艾未未目前心态很好，每天坚持锻练身体，并且在网上和网友们互动：“他说那是他的权利，如果他不发言的话，他说他就变成行尸走肉了。”但担忧：“不知道艾未未的连续剧还会怎样演下去。”
“艾未未被捕成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其它运动的着力点”
2011年4月3日，艾未未被北京警方带走，经过81天的秘密羁押后放回家中，在他失踪期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10月13日，国际著名艺术期刊、英国的《艺术观察》发布了本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人物名单，艾未未名列榜首。11月，中国当局以“偷逃税款”罪名对他进行打压，北京地税对他开出一张1,520万人民币的税单，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发起“艾债行动”，在不到10天给他借款近900万元。
记录片首映后，导演克莱曼站立在鼓掌的观众中说：“这位身材魁梧的大胡子艺术家很想参加圣丹斯电影节，但是他知道邀请他将带来太多的麻烦。”克莱曼也表示，片中记录了艾未未走入公共空间和参与公共事件的几年历程，但艾未未被秘密羁押，已经成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其它运动的着力点。
该记录片也将参加今年在德国举行的柏林电影节。
郭将军，艾未未的正义之举赢得了国内外人民的普遍赞誉，然而国内‘官员’却至今没有为其平反，并始终变本加厉地对其进行迫害，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2012年1月12日，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当局为修建武警疗养院，强行填土霸占了山里沈村村民的良田。为防村民反抗，当局还派出了4、5辆警车以及70多名警察。赖以生存的良田被毁，村民们愁苦不堪，无心过年。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山里沈村一位姓沈的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村里120多户村民的良田被镇政府出卖来修建武警疗养院。村民们于1996年签订了承包种地的合同，有效期30年，于2026年到期。现在期限未到，镇政府要强迫他们出卖百亩良田（实际99亩多），来修建武警疗养院。
他告诉记者，自古以来农民都是靠种田为生，农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东西。村民们都不愿出卖田地，但当局耍了很多花招，使其中80多户村民受骗与他们签了合同。现还剩下30多户坚决不同意当局的条件。他们曾到镇里、区里、市里，甚至浙江省的信访局去上访，但无人理睬他们。
另一位同样姓沈的村民对记者说，在村长沈喜荣、治保主任夏永其的鼓动下，2012年1月5日那天，镇政府派人把村里十多户没有签约的、去上访过的村民的祖坟给刨了。村民十分气愤，当晚去找村长沈喜荣评理。1月11日，当局为了报复，捏造罪名将村里沈金龙、沈德金、沈利法、胡岳明及一位妇女共五人抓走，关押了二十四小时。
1月12日，镇政府出动了4、5辆警车，70多名警察以及几百人，来到山里沈村。几百人强制性的在百亩良田上填土、挖坑，把百亩良田弄的一塌糊涂，田里的蔬菜也都被毁坏。由于现场70多名警察虎视眈眈，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最后他们还用铁杆子将田围起来，强行霸占。
据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政府是两个方案，一是青苗补偿费每亩3万5千元，加上养老保险；一是每亩九万八千元买断。他说，村民们都认为太低，因为养老保险男的要60岁、女的要55岁以后才能领取，年纪轻的人怎么办？发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家里还有孩子的，怎么生活？农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田地，农民们怎么活啊？
该村民表示，农民靠田吃饭，他非常不愿意出卖田地。但如果非要出卖不可，起码要给一个合理的赔偿。他说，他个人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上饭就行。所前镇其它村的村民曾有过类似情况，他们的补偿是每家每户，每人一天给一斤米。而现在当局所给出的补偿条件还远远低于此。
村民们无奈的说，当官的勾结一气，使老百姓没有活路，现在他们非常愁苦，担忧将来的生活，这个年是没法好好过了。
也有村民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抗争，不能让他们这样欺压农民，实在不行就到北京上访。
据村民反映，村长沈喜荣，以及治保主任夏永其，贿赂镇政府工作人员夏朝发，联合当地派出所，经常欺负老百姓，甚至雇佣无业人员，以黑恶手段镇压农民。
军队的后勤越来越为非作歹，打着反腐的旗号越来越腐*败！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唯色：高僧次成嘉措因遭酷刑折磨去世》，内容如下：
昨天（1月22日）上午，一位备受尊敬的高僧次成嘉措因遭当地警方酷刑折磨，溘然去世，终年51岁。他是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支扎寺（藏语德查贡巴）的格西喇嘛。去年7月被捕，受尽酷刑。
郭将军，高僧次成嘉措因遭酷刑折磨去世说明‘官员’对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迫害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在加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孙林（孑木）监狱日记透露，‘活埋’只是弄死的一种》，内容如下：
余杰出国后，透露出北京国保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很多异议人士都受到类似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早在2010年12月，中国律师滕彪曾撰文《打死挖个坑埋了》，揭他在2010年12月23日晚间被北京双榆树派出所警察殴打及威胁"活埋"的经历，目前律师刘士辉、安徽异议人士张林、维权人士刘德军等人也在网络上上传早前被中国国保威胁的经历。
华泽在2010年被戴头套绑架，她重见天日后回忆中有这么一句：“二号”拦住了冲过来的打手，在出去之前，他指着我：你等着，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
博讯记者孙林（孑木）在2011年5月获释后，用吞食药瓶的方式，带出几页重要的笔记，当时发给博讯做资料保存，近日博讯编辑整理文件发现有这么一行（文字图片）：
“2012年11月9日晚，李找我问：为什么不去体检？我说怕你们害我。他回答：如果上面有指示，我随便什么方法就弄死你了。”
这是2010年11月李桂军对孙林说的，“只要上面有指示，我怎么样都能弄死你”。
分析人士告诉博讯，这么普遍的随意“弄死”，“活埋”，恐怕不是个别国保、警察随意说出的，日常，他们弄死一个人估计和弄死蚂蚁差不多。在执政没有危机感的时候，一般不会大规模的“活埋”，“处决”，但一旦要失去政权时，中国对异议人士的屠杀，可能不会比利比亚、埃及等手软，这点，国内、国外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各界正视这个现实，或许能找出途径，避免出现这样残酷的结局，对执政者和被镇压者都是更好的结局，因为真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在变天前夜被“活埋”、镇压，中国牺牲了很多良心人士，接着而来的是发令、执行血腥命令的人被清洗，在动乱中，被清洗恐怕不止警察和官员，他们的家人也不会得以幸免。执政者和国家机器应该认清这点，更应该明白，到上级下令大规模血腥镇压时，没有政权再能维持，这样做的政权都是在最后几天的挣扎时期的表现。秘密处决和应对大规模抗议示威的街头冲突不同，是失去政权前的一种报复，下令者也不抱任何希望时的最后一搏，这样的时刻，国家机器（警察、军人）是否要带着家人陪葬，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正如铁流在《论“活埋”》一文中所说，“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败走台湾，撤离成都前的12月18日（？），就在成都西郊十二桥活埋了42名革命人士，解放后无一个凶手逃脱人民的惩罚，1950我参与此案的追凶。”
郭将军，孙林（孑木）监狱日记透露，‘活埋’只是弄死的一种；分析人士称，无良‘官员’宁可将民主、异议、维权等人士以及清楚其罪恶真相的警察、军人等执行者全部秘密杀害，也绝不为民主、异议、维权等人士伸冤平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某领导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内容如下：
当前维稳形势的严峻性不容掉以轻心，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郭将军，‘中央官员’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六*四事件，必须进行血腥镇压，必须血洗乌坎，而且他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是六*四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然而，他们看错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并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是中国的军队保护了乌坎的老百姓，并积极帮助他们维权，使乌坎的老百姓没有遭到血腥屠杀，并使得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中央官员’对乌坎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变，始终认为乌坎事件就是六*四事件，迟早要秋后算账，对乌坎人民必须进行血腥镇压。虽然中国的军队不会屠杀乌坎人民，但是所谓的‘中央官员’还有大批杀人不见血的爪牙，乌坎人民的性命岌岌可危。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2006年9月14日时评《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国家化》：现转载如下：
郭少坤先生在《议报》上写了一篇《为中国警察鸣不平》的文章，记述了吉林省德惠市的一名交通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一位年轻女子暴打一顿，而且一打就是40个耳光子，把这个交警给打的几乎昏死过去，可这个警察（包括在他跟前的同行）竟然不做任何反抗，最后，是周围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才予以制止下的。他说：“看了这则报道，不论人们如何对此事进行评论，曾经做为警察的我，的确感到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是从法律意识和是从人权理念上都是令人不能够接受的，可以说，也只有‘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才能够发生这种于法、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的事情”。曾为前警察院校的教师，我也有同感。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前公安部长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消息传开后，有人讥讽，谢富治在大会上说：“有人说我们公安部是私安部，我不怕这种造谣和侮蔑，像文元同志这样的中央文革首长，我们就是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他进行誓死的捍卫”。谢富治的这句话可谓经典，他说出了中国警察的实质——私安部。我当年读史的时候，信手写下这样一条札记：在唐朝初期，士兵很受人尊敬，但后来士兵被将领们借给权贵使用，成了权贵们的奴隶一般，士兵地位就逐步下降，到了在唐玄宗后期，当兵已经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这一史实与中国今天的警察相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警察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所以社会比较信任和尊敬警察，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从警界出来的人，我真为中国警察感到悲哀。
中国警察的由来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长比尔﹒塔夫曼说，世界警察的故乡在中国，他将中国古代的关云长定为世界警察之父。关云长（关公）是中国古代的战神，也是正义的化身。据说在香港，警察要出警的时候，每个分局都有一个关公牌位，点上香，拜关公说：“关老爷保佑，今天我出去别吃枪子。”根据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考证，公元900年，辽金时代的上京警巡院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警巡院这三个字，跟现在的巡警完全一样，祇不过是顺序颠倒了，译成今天的文字可以叫“首都巡警大队”。由此推算，中国比西方的警察早了六七百年。警巡院这样的组织祇存在于辽金时期。到明朝，取而代之的是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但东厂、西厂的职能已超越了警察的范围，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特工。不过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可算是中国警察的鼻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祇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
据历史学家考证，1898年7月27日成立的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人员素质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刚刚诞生三个月的湖南保卫局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被迫裁撤更名为保甲局。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交还天津，但规定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清政府命袁世凯接收天津，恢复天津的治安。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军事戒备。当时八国联军也无话可说，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无冲突之处。后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建立了全国警察制度。
“警察”一词在英语中称Police，德语中称为Polizei，其词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来自拉丁文Politia，意为英文的organized government（有组织的管理）、civil admini stration（民政管理）以及polity（行政组织）。另一种说法是Police系从希腊语Polis引申而来的，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后来日本从西欧引进这一词汇，本意是“都市守夜人”。日本警察分公安警察和普通警察两种。公安警察又叫特别高等警察，其职责和权限严格受限制，权力比普通警察小，但可以有特别侦察手段。普通警察没有特别侦察权，但基本权力比公安警察大。中国对警察的称谓来自日本，清朝和北洋时期都叫警察，国*民*党时期开始叫公安局，后来也叫警察局。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对警察这一职业的定位比较混乱，最初叫公安部队、公安军，后来叫公安机关。对单位的称呼是公安局、公安厅、公安部，对其人员的称呼是民警、公安干警或公安人员和“人民警察”。2003年吉林省辽源市搞警务改革，将公安局改称警察署。这项改革得到吉林省公安厅的同意，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孙明山曾经带了部里八个单位的局长在辽源调研，对辽源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公安部长周永康亦曾经表示：“辽源改革方向正确，值得推广。”但不到两年，辽源市区八个警察署的牌子又被摘下来，换成“公安分局”。与此类似的是，辽宁朝阳市2004年7月警务改革的时候，基层公安机关称谓是“人民警察署”，但是尚未挂牌，就被辽宁省公安厅的明传电报指令改为公安分局。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从这一规定来看，公安和警察是不同的。公安是警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国目前的警察可分为行政警察、刑事警察、情治警察和司法警察四种。行政警察、刑事警察属公安机关管理，情治警察属国家安全机关管理，司法警察分别归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公安机关是警察基本部分，一般老百姓把公安和警察等同，认为警察就是公安。公安主要负责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户籍管理、边防管理、出入境管理、消防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公安行政事务及刑事侦查，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国家林业局的公安机关和海关总署缉私机关也列入公安机关序列，接受主管部门和公安部双重领导。这里所说的公安行政事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务，它大超出了警察职能的范围。所以中国的警察，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管得最多的警察，它的历史渊源，来自明朝的东、西厂和前苏联的“契卡”，因此说中国是个警察国家并不为过——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个“警察党”。
世界警察的四次警务革命和中国警察的“党绝对领导”
警务（policing）是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它包括预防和打击犯罪，以及社会管理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的罗伯特。比尔敦促议会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据此创建了伦敦大都市警察局。从此，历史上第一支着警装的、享受国家警俸的正规职业警察队伍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也正式诞生。罗伯特﹒比尔是公认的世界现代警察之父，他倡导的建警创制被称为第一次警务革命。罗伯特﹒比尔的创制主要在“建警十二原则”上。这十二原则是：（1）警察应以军队为榜样，建立稳定的、行之有效的队伍；（2）警察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3）以犯罪的减少来证明警察的效率与效益；（4）发布犯罪统计、指导居民安全防范是警察的基本工作；（5）按时间和地域的特征，科学分配警力；（6）礼貌是警察质量的根本保障；（7）警察以形象赢得尊重；（8）招募、训练适当人选是警察有效执法之本；（9）公众安全需要每个警察挂牌服务；（10）警察首脑机关必须接近公众；（11）警察应当先见习、后上岗；（12）公开警察内部犯罪率，接受公众监督。在“建警十二原则”的基础上，罗伯特﹒比尔又提出了警务九原则，构成了完整的警务革命：“（1）警察的基本使命是预防犯罪和无序，而不是用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法律惩罚来镇压犯罪和骚乱。（2）警察履行其职责的能力，有赖于公众对警察的存在、行为以及获得并保持公众尊重能力的认可。（3）警察必须获得公众心甘情愿的合作，他们必须自愿地遵守法律，才能得到和保持公众的尊重。（4）警察得到公众配合的程度高低，与为实现警察目标所需要使用的武力与强制的多少成反比；（5）警察不靠迎合公众的意见，而是靠展示他们对法律绝对公正的忠诚来寻求和保持公众的喜爱，他们的政策是完全独立的，不考虑单个法律的实质的正义与不正义。他们靠乐于不分种族与社会地位地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个人服务与友谊，靠礼貌和友谊的良好脾气，靠乐于牺牲个人以捍卫和保护生命来获得公众的喜欢。（6）警察祇有在说服、建议和警告都不足以实现警察的目标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需要程度的武力以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秩序得到恢复。并且，警察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实现警察目的。（7）任何时候警察都应该和公众保持这样一种关系，以实现警察是公众和公众是警察的历史传统。警察仅仅是这样一种公众，他们专职就社区的福利向每个市民负责并由此获得报酬。（8）警察应该一直为实现其功能而行动，而绝不用为个人和国家报仇或武断地审判犯罪和惩罚罪犯的方式篡夺审判权。（9）警察效率的判断标准是没有犯罪和骚乱，而不是警察为对付它们而采取的行动的那些看得见的证据。”第一次警务革命将警察定位于公民的角色。罗伯特﹒比尔设计的警察服与当时街头上普通男性的服装毫无二致。惟一的差别是，这件衣服上挂着警察标牌，以便公众识别。这一设计的初衷，是提醒警察要始终贴近公众，塑造警民一家的形象。他的一句名言是：“警察就是公众，公众即为警察”。当英国警察第一次出现在泰晤士河边时，他们是没有武器的。即使现在，他们也尽量少使用武器。
第二次警务革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也叫警察独立执法运动。美国警方提出，警察应当是单独的执法力量，警察祇对法律负责，祇承担执法的任务，大量非警务活动因此被改革掉。这是警察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是新警察独立与成熟的标志。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要使警察摆脱地方政治集团的控制，成为一支独立、高效的专业化队伍。为此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招聘雇佣大批优秀人才来管理警察机关。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年曾受聘担任纽约市警察局长，为美国警察的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警务革命以欧美各国警察现代化为标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完成了警察的现代化，各国的警察编制、警察预算均有巨大的增长。第三次警务革命立足于使警察成为“打击犯罪的战士”，各种警务装备迅速更新。指挥通信现代化是第三次警务革命的关键环节，它的实现为快速反应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效地增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现代化使世界警察如虎添翼，促发了今非昔比的深刻变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这是警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被称为“四个现代化”：车巡代替步巡，通讯现代化，计算机革命，个人装备现代化。此时的警察形象，是头顶钢盔、肩别对讲机、手持盾牌、腰挎手枪的“机械战警”。但这次警务革命的结果却是失败的，因为其将警察定位于打击犯罪、快速反应，但是老百姓发现，“车轮子跑得越快，警察却离公众越远”，他们提出了新口号：“宁要更夫，不要机器人”。增加警力也带来了若干消极后果，在警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犯罪率却处于上升较快的状态。警力与犯罪同步增长，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从而引发了第四次警务革命。
第四次警务革命是社区警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欧美社区警务战略之父是英国警察学家约翰。安德逊。他把社区警务的理论叫做社区警务树。警务好比一棵大树，树干是警察，枝枝叶叶是警种和分工。果实是警察工作的成效。社区警务的原理是：社会是产生犯罪的地方，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或亲密的伙伴关系。从中国社会学界使用“社区”这一概念的情况看，社区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而组成的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根据2000年我国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被界定在作了规模调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辖区。所以中国的社区和外国不同，它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实权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实质上它仍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共产王国的一个“细胞”。
社区警务源于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警察应当扩大社会职能的观念就已成为包括法律界、警务界在内的专业人士的共识。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城市警察职责规范》提出警察职责包括十一个方面，其中一项就是调解纠纷。在纠纷解决的范围上，英美国家主要是家庭纠纷。在纠纷解决的地点上，西方国家警察是上门解决，即在纠纷发生地就地解决，也叫“主动式纠纷解决”。英国警察在社区警务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婚姻家庭调解员。爱克塞斯市的社区警务是英国社区警务的经典模式。
社区警务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警察机关作为当代警务革命的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中国学者认为第四次警务革命是“在警务装备现代化之后，面对日益增长的犯罪而进行的返朴归真，追求传统的改革”。中国虽然也有社区警务，但与欧美国家比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解决纠纷的方式是“被动式纠纷解决”，即当事人自动上派出所或警务室寻求调解或解决纠纷，而不是警察主动上门。在英国，盗窃案没有立案标准，即使被偷了一镑钱，也可以报案，警察也得登记。但中国不一样，立案有标准，盗窃案一般要800至1000元以上才立案。英国衡量警察政绩的唯一标准就是接报案数。警官发现的案子越多，提升就越快，而中国正好相反，发案数一多就说明警察工作没做好，立案也就越少越好。
中国的许多公安局长往往抱怨警力不够用，但警力不够用的原因在于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太多。一位从警多年的警察叹道：“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经济创收好像总是处于工作的第一位。”所谓创收，就是与民争利。大多数地方的警察都有罚款任务，每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最高可达10万元。我当年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河东派出所锻炼时，多次听到所长在会议上说，他又被局长克了一通，批评他没有完成罚款任务。他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河西派出所罚款已达到了三万元，可我们所三千元也没有达到，怎么办呢？大家想想办法吧！”当时我曾对一个警察说：“这罚款怎么能当任务呢？人家没违法，你总不能乱罚吧。”他说：“这你就不懂了，要是完不成罚款任务，你这个所长以后就不要想再升了！”除“创收”外，警察往往被其他方面“借用”，在农村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在城镇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追债等。当年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主要是针对非警务活动的。这个问题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当时美国的警察充当着“打手”的角色，深受百姓痛恨，所以进行改革。但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警察承担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警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充当它的打手和替罪羊。
现任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建国后的第十任部长，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一任公安部长是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其后是谢富治以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级别最高的是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历届公安部长的职务背景显示，公安部长角色重要，地位突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也说明了中国警察不是国家警察，而是共*产*党的“党警”。
周恩来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这句话一直被当作经典，在警官院校中奉为金科玉律。但这里，周恩来显然是把国家和共*产*党混为一谈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安危，是指国家能否抵御外敌入侵。显然，国家安危，军队（政府）系于一半，人民系于一半。警察的职能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持秩序，抵御外敌入侵不是它的职能。当然，当外敌入侵后，警察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但那时它的角色是人民而不是警察。作为警察，它的职能祇能是打击犯罪和维持秩序，它祇对法律负责。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人们习惯于把封建王朝和国家连在一起。共*产*党是封建王朝的余擘，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它也自称是国家，这个国家自然就是王朝——共产王朝。与历史上的王朝不一样，历史上的王朝祇把人民看作是子民或臣民，而共产王朝却把人民看作是敌人，公然把暴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写进宪法。警察的职能具有某种特权性质，共*产*党把警察特权扩大，把它当作镇压人民的工具，并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从1949年10月15日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到2003年11月20日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共*产*党都一直强调党对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2003年3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的大讨论活动。通过大讨论，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被摆在首位，其余两条都是掩人耳目的。2003年11月18日，中共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简称“公安九条”。该《决定》明确指出“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切实配强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了公安工作“九条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胡*锦*涛、周永康在不同场合大谈特谈“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由此可见，胡*锦*涛上台后，更进一步把警察抓在手里，作为摇摇欲坠的共产王朝的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共*产*党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改革警制，实现警察国家化
实现警察国家化，首先要把警察从共*产*党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摆脱它的所谓绝对领导。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是通过政治委员制度，而其对警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政法委员会制度和政工制度。政法委制度是一种外部控制，政工制度是一种内部控制，这两种制度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干部任命上。
军队的干部必须是现役军人，这上一点中国跟外国是相同的。但公安局长不需要警察出身，也不需要有专业素质，这一点中国跟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是不同的。按照警察专业化的要求，高级警官特别是警察当局的领导应该是警员出身并具有很高的专业素质。如在苏格兰，刚招募来的时候任何一位警察祇能是警员，不能直接当警司或督察，这和这位警察以前的学历、资历等没有关系。在中国，没有当过一天警察，但只要上面有来头，或因“工作需要”，就可以当上公安局长、厅长甚至部长。有些奸商，也拥有公安局副局长、刑警队长之类的头衔（媒体在报道反腐*败案例中曾报道过不少此类丑闻）。1983年我进公安机关的时候，浙江省公安厅长是张秀夫，他原来是浙江省仙居县县委书记，1980年调到杭州公安局当副局长，此前他没有当过一天警察。后来几任厅长，除夏仲烈曾给原公安厅长王芳当过秘书外，斯大孝起初是开化县的小学教师，后来是从丽水市委书记调任公安厅长的，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喻国行也是从湖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公安厅当厅长的，情况跟斯大孝一样。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王荗清，原来是衢州化工厂的党委书记，等等。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是由四川省委书记调任的，此前他是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再往前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是个典型的党棍，也没有当过一天警察。与此相反，那些一辈子从警的警察，尽管专业知识很丰富，处理问题也很有经验，但如没有背景，要成为高级警官非常难，更不用说当领导了。我以前在杭州市公安局湖滨派出所实习时，拜一个叫王荣林的警察为师，此人处理治安案件和侦查刑事案件都有一套，但他当了近四十年警察，还祇是一个片警。在我的老家于潜派出所，一个姓赵的所长27岁就开始当所长了，我见到他时他已五十六七岁了，还是所长。这两个算是文化较低的，但文化高的也不例外。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500多个，但我没听说过这些学生中有人当上公安局长。我在杭州市公安局、海宁市公安局和临安市公安局实习、锻炼期间，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警察，但在这些人中间，也没有听说过谁当上了局长。县一级以上公安局长，基本上都是当地党委的常委和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的，所以一般警察是很难进入这个岗位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的高级警官不是专业警察的现象。一个优秀的警察，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但当不上高级警官，连普通警察也当不成，郭少坤先生就是一个例子。相反，一个蹩脚的党棍或官僚，一天警察没当，照样也能成为高级警官，周永康就是个例子。
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吉林省德惠市那位交警的遭遇，在全国并不少见。在中国，人们为什么如此恨警察呢？从根本上来说，人们之所以恨警察，那是因为警察是共*产*党的打手，用老百姓的话来，警察是共*产*党的狗腿子。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非警务活动损坏了中国警察的形象。所以，要改变中国警察的形象，停止非警务活动是当务之急。那么，哪些活动是中国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呢？下面择其要者举几例。
第一是特务活动。特务本来是指两种人：一是指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人，如特务连、特务员等。二是指受到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但共*产*党把人民作为敌人，人民中有任何不满或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受到打击和镇压，而执行这种打击和镇压任务的人就是特务，这种特务已超出了上述两种人的范围，是政治特务而不是专业特务。公安机关的政保（现称国保）部门和国家安机关的某些部门就是执行打击和镇压任务的，因此它们是特务而非警察。公安政保多年来一直是公安机关的精华，每个公安厅（局）都把它列为第一处（科），号称天下第一处（科）。省级公安政保原来是有两个处，即一处和二处，一处是负责国内，二处负责国外。1983年组建国家安全部后，省级以下以二处（科）为基础组建了国家安全厅（局），一处仍留下。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随着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的提升，随着刑事侦察、治安管理、交通、消防、户籍等专业的提升，政保工作淡化。有人提出把政保这块工作砍掉，把它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去，但未成功。“六﹒四”后，政保不但没有砍掉，而且加强了。法*轮*功事件后，江*泽*民又搞了一个“6﹒10”办公室，在政保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特务机构。胡*锦*涛上台后，特务工作进一步加强，政保改成“国保”（国家安全保卫），将原来县局（分局）一级的政保股升格为“国家安全保卫大队”。现在，“国保”们每天围着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转，没完没了。“国保大队”的任务是：“掌握全县敌情和社会动向，以秘密的侦察手段和公开的斗争手段，发现、打击和防范境内外各种敌对组织、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收集情况 资料，提出对策，加强工作指导，严密侦察、控制贯彻执行技术侦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参与全县重特大政治案件、刑事案件的侦破和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处置工作； 获取对敌斗争情况信息；组织和协调对境内外敌组织、敌对分子在文化教育系统内部的破坏活动的侦察工作”，等等，这样的“任务”，在任何国家都说不上是警务活动。
第二是截访，绑架、殴打上访的老百姓。江*泽*民时代积压的大量矛盾，在胡*锦*涛上台后急剧爆发出来，每年上访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起。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二十多年改革带来的后果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下层来越民粹化。由于各级政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由征地、拆房、司法不公、医疗事故、计划生育、拖欠工资以及由于贪官污史侵呑国有资产，大批工人失业、退休工人失去社会保障等引发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导致一波又一波的上访潮。面对波涛汹涌的上访潮，政府无能为力，祇好动用警察进行野蛮的截访、绑架，以致使警察变成了土匪，连公安大学的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杭州访民沈利虎在北京上访时，碰到两个截访的警察，他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说是受政府指派来截访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担当这种恶差使，是因为每天有两百元的津贴。在北京，布满了各地来的截访的警察。每当中共有大事，总是把访民象猪一样地一车一车绑上卡车，押回原地。今年“两会”前夕，2月28日，晚间十点到下半夜一点，北京警察搜查不同地区，将上千名外地访民强制抓走。3 月1日，截访人员在北京朝阳区四路通小区的铁路一带抓捕上访民众，6名女访民在逃避截访追捕时被火车撞上，当场导致两人死亡，两人重伤，另二人下落不明。目击访民描述当时情景，截访的两头堵着追，前面跑，后面追，6个人 两个被撞死，两个被撞伤。有一个女的身体和头都分开了，大腿、骼膊都被撞飞，祇剩下一个身体子，惨不忍睹。此外，北京警察还几次捣毁访民们赖以栖身的上访村。访民如果不是身负重冤，是不会背井离乡去上访的。共*产*党不但不为访民伸冤，反而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实在是天理难容，而警察则在这一反人道的恶行中充当了急先锋。
第三是警察被权贵和巨富们驱使，供其当枪使，成了权贵和巨富们的奴隶。前面提到的谢富治动用警察给姚文元家站岗，是典型的把警察当奴隶使唤，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警察不但是共*产*党的家奴，也是共*产*党官员的家奴。河北省的普通干部郭允光，因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腐*败，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并被多次劳教，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要不是偶然原因令程维高下台，郭允光说不定还在铁窗下度日。与郭允光有相同遭遇的是辽宁的离休干部周伟。周伟因举报沈阳市长慕绥新非法买卖土地，被公安机关以“非法集会示威”拘留，后来又被劳教了700天，生了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他本来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后来也是偶然原因慕绥新倒台，他才得以再做上次自由人。至于警察被富豪驱使，也是常见的。我以前在公安机关时，经常听到领导作报告时讲“公安工作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的训诫。说是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倒不如是为老板保驾护航，这样的事例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多的。江西省宜丰县在《宜丰县公安局关于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一条是“制定与企业挂点联系制度，全面实施‘一对一’帮扶工程，通过围绕一个目标、坚持两个优化、做到三个尊重、落实四个责任等措施，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帮商、富商的氛围”。“亲商、安商、帮商、富商”已上了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这与它对待访民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综上所述，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是造成目前警民对立的主要原因，其根源在于共*产*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警民对立导致了老百姓对警察的不信任和仇视，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郭将军，中国的警察已经沦为党警，成为‘官员’镇压百姓的工具，百姓又怎能指望他们来为自己伸冤平反呢？所以，警察和军队一样，都必须国家化，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而不是党化。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3日新闻《西藏炉霍县发生大规模示威，一人遭军警枪杀》，内容如下：
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炉霍县境内的数千名藏人于今天（23日）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开展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其中一人遭中共军警枪杀。
消息人士向媒体介绍说，西藏炉霍县境内今天（23日）发生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为此中共军警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导致一名叫云丹的藏人被枪杀，目前这位藏人的遗体被当地藏人运送到炉霍寺内；另有三名僧人被枪伤，处境非常危机。
示威活动扩及整个炉霍县境内，局势进一步陷入恶化当中。消息人士表示，炉霍县一尼姑寺内正开展着和平示威活动，很多人担心情势会更加恶化。截至目前，据说和平示威活动已经扩及整个炉霍县所有乡村，他们主要是为了西藏自由而进行和平示威。
西藏果洛藏人抵制新年等喜庆活动
为了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崇高敬意和哀悼，西藏安多果洛藏人于今天（23日）中国农历1月1日特别取消了当地传统的春节新年喜庆；此外，康区炉霍县民众再度发起停止穿戴动物皮毛服饰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藏人向媒体表示，果洛境内出现了很多抵制新年喜庆活动的传单，列出了抵制喜庆活动的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呼吁民众要认清自焚藏人的内心诉求和六百万藏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抵制农历春节等喜庆活动；要求西藏三区歌手们不要参与春节晚会等喜庆活动，拒绝接受中共政府的经济贿赂，坚决反对中共政府栽脏污蔑自焚藏人的言行。据说中共公安正加强搜捕张贴传单的藏人。
另有消息人士向媒体介绍说，据他所知，目前在西藏安多果洛州四个县，即甘德县、久治县、达日县和班玛县藏人决心不过年，同时在当地各寺院中散发和张贴抵制新年喜庆活动的传单，尤其久治县哇赛乡藏人今天在当地散发停止过年的宣传资料，聚集在一起念诵六字真言。
他还表示，有些地区的藏人还决定通过朝圣的方式，为自焚牺牲藏人进行哀悼和祈福。此外，中共当局已调派各县藏人干部到当地各寺院，具体的工作情况暂时还不清楚。
另据消息，近日，西藏康区炉霍县一带的民众，为了遵从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菩提迦耶开示的呼吁藏人和喜马拉雅民众不要着重穿戴动物皮毛服饰及金银珠宝首饰的讲话，再次踊跃发起了一场拒穿珍贵动物皮毛服饰的运动，并把每家每户所剩动物皮毛及藏式佩刀等主动交给炉霍寺，以示决心不再穿戴动物皮毛服饰，以及不再以暴力伤害他人。
郭将军，藏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又在和平请愿，‘官员’反而进一步对其残酷镇压，军警枪杀了一名藏人，妄图让藏人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心，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赵振甲因为被怀疑三十举办访民春晚被拘留》，内容如下：
在年三十，赵振甲到北京南站附近开阳里二街大鸭梨酒家去吃饭，他刚坐下，被进来的警察拿着打印的照片对证后，17点03分被右安门派出所警察抓走，在他桌子上的两名南京访民局小玲、姚玉玲和碰巧在饭桌上的北京人士一起被抓。
图片：抓人现场
局小玲、姚玉玲在年初一晚上被释放，北京人士也应该已经获释。
据了解，北京市警方在２天前就开始想法抓赵振甲。虽然今年访民春晚在１７日已经举办，数家媒体的报道对赵振甲的采访，可能让警方误以为是年三十举办，上级因此下令想阻止访民春晚。
赵振甲应该已经被拘留，连续３年访民春晚，这会是第一次直接因为举办访民春晚被拘留。其实，访民春晚是娱乐性质的，访民唱歌、聚会每天都在发生，因为参与访民春晚而出手抓人，让人难以理解。
郭将军，访民自娱自乐自发搞春晚，本未可厚非，但这也要被抓，访民的伸冤平反就根本无从谈起了，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网民春节愤中共冤杀4名辛亥元勋吁为“镇反”彻底平反》，内容如下：
昨日（2012年1月23日）是龙年初一，许多网民在凯迪网怀念被中共冤杀4名辛亥元勋，呼吁为全国200万“镇反”冤魂彻底平反。
——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炮的邓玉麟、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朱德的仁兄弟——蔡锷护国军麾下的虎将何海清、两次参加护法讨袁的宋鹤庚，皆冤死于中共六十年前的“镇反”运动。
网友“黄老道”在《1949后被杀的4位最著名的辛亥元勋》说，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炮的邓玉麟，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邓玉麟北伐之后脱离军界，致力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虽然在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仍然在1950年底的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虽然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玉麟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05年8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回川参与保路运动。因功勋卓著，1911年11月22日被推为蜀军政府副都督，领导重庆独立。后隐居成都办学，为躲避日军，1938年返回合江，研究佛学不问世事。然而1950年10月6日被中共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朱德的仁兄弟——蔡锷护国军麾下的虎将何海清，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先锋队排长，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后，他积极响应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的重九起义，成功的发动临安起义，蔡锷曾电祝他为“虎将，吾之子龙也”，升至陆军中将；1917年，他响应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任护法靖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1923年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同年晋升为陆军上将。何海清与朱德同学，二人情投意合，结拜为兄弟。1925年何海清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何海清还资助了朱德300银元。后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但在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中共残酷处死。1983年10月，地方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两次参加护法讨袁的宋鹤庚，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0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堂，后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与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讨袁，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31年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后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授意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但1950年镇反开始，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的宋鹤庚，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湘乡县人民法院为其平反。
网民评论：中共虽然对冤杀的4名辛亥元勋分别作了有限平反，但对镇反运动整体却至今毫无道歉。事实上，镇反运动还有九成以上的的冤魂未能平反！即使已经平反的极少数，如这4名辛亥元勋，也只是作出了最低限度的平反，根本没有弥补受难者家属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创伤和财物损失。2012年是中共镇反运动结束六十年，中共应当在这最后的时机向全国二百万冤死于镇反运动的冤魂家庭道歉赔偿！
郭将军，‘官员’现在不仅不深刻反省历史，不为4名辛亥元勋做彻底平反，不对镇反运动整体进行道歉，反而刻意罗织罪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等莫须有罪名肆意打击和镇压异议、民主、维权等人士，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年初一深圳千警二百黑恶势力坦克砍刀强拆（图）》，内容如下：
龙年大年初一，深圳政府和开发商出动约千名防暴警察，以及两辆装甲车、200名手持钢管和砍刀的黑恶分子，趁夜黑无人，强拆布吉综合市场。市场保安和闻讯赶来的商户试图阻止，被砍伤打伤，断手断脚，多人住院抢救。
今日（24日）深圳热点微博爆料，龙年大年初一，原本是喜庆的日子，谁能想到我们睁眼看到的是这样残暴令人发指的一幕，昨日（23）还是繁华的街市一夜间变为了废区——深圳布吉街市！
消息还说，无良的香港邦兆房地产公司在除夕夜残暴使用挖掘机将此夷为了平地！商户们正在深圳市信访办公室，可惜无领导上班！强求转播。
据了解，23日大年初一凌晨两点多，深圳政府和开发商出动约千名警察，包括两辆装甲车。另外，200名手持钢管和砍刀的黑恶势力分子，趁着黑夜无人，所有商户回家过年，没人看铺，借着年夜爆竹声的掩盖，用挖掘机强拆，将繁华的街市夷为平地。
据现场群众和商户说，200多名黑恶人员，个个手持一米多长大砍刀，铁棍，砍伤打伤多名商户及路人！现场血迹斑斑！目前伤者正在龙岗第二人民医院救治！一名受害者危重，正在抢救，多名重伤轻伤！现场目击人员指，辖区内派出所民警到场后，黑恶人员当着民警的面，还在追砍商户！
由于开发商是香港邦兆公司，上百名商户从布吉搭车到罗湖口岸，准备进行示威堵路，但被罗湖区治安制止。
目击网友描述强拆
恒玮_A饭 ：昨天来了一千多个黑恶势力在外面守着,有拿棍子有拿刀,有一些商户靠近.不说什么就打过来,今天有几个卖海鲜的叔叔进医院了,打断几条肋骨.派出所来了三百多人都不敢动!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店拆.那种愤怒还有失落真的是难以形容!终于明白天朝的强拆军团闻名天下了!这事情布吉人是不会这么算数的!
木063：大年初一深圳布吉无良开发商给当地政府的一份大礼！深圳布吉综合市场被强拆。无良开发商凌晨2点多钟带上千名黑恶势力，手持钢管，砍刀打砍数名想阻止的商户，致数人当夜进医院抢救！这是深圳吗？这是大运后的深圳吗？这样的治安问题你担忧吗？
胡丽婷_HLT: 太过分了！！！！~大年初一凌晨的时候听到鞭炮声响，大家都觉得奇怪，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惨剧，据说鞭炮声只为了掩人耳目，而进行了暴力强拆！！里面商铺被毁的惨不忍睹，还有店主被打重伤！ 不公平！！！
吴小惠惠惠：分享图片 你知道多少人靠这个布吉综合市场生活吗？它看着多少小孩长大吗？还拿刀具伤商主在过年的时候伤人你有想过家人的感受吗？几十年经营的地方没经政府批准说强拆就强拆，被打的业主重伤的断手断脚的，法理呢？政治呢？
广东深圳市布吉综合市场是布吉镇一个最大型市场，占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3502平方米，有一千商户。据悉，邦兆公司和商户的纠纷已有多时，维权商户多次上访，深圳市政府，龙岗区政府，多次下发文件承诺在未解决问题前，维持目前现状。
龙岗区政府也曾许诺，在各业主的四十年经营期未到期之前不会让市场拆掉。如今还有二十年期限未到期，所有商户并无收到任何通知。被强拆的店铺包括六福珠宝、多家手机店和多家运动专卖店等。
由于店铺内都放满货物，还没搬出来，突然深夜进行强拆，一千多商户的心血与财产一下子付诸东流 ，市场几千员工也失业，商户们气忿难平，誓要讨回公道。
郭将军，‘官员’为了维稳的需要，已经将警察军队化，主要表现是：1、警察的侦查监控设备越来越先进，可以与军队的情报机关相媲美；2、特警越来越多，成为全世界特警人数最多却又最废物的国家；3、装备越来越先进，特别是越来越增加装甲车、战机等装备；4、维稳经费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等等。可惜，这些警察对付的竟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者被诬陷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极端分子、煽动颠覆分子等的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国防敌人，在反腐上他们更是毫无建树，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4日新闻《〈艾未未：从未抱歉〉在美国展映》，内容如下：
1月22日，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爱莉森‧克莱曼（Alison Klayman）拍摄的记录片《艾未未：从未抱歉》首映，向公众展示了这位有创造性、勇敢的艺术家在去年被捕及释放后的经历和生活细节。
德国之声23日报导，1月19日至29日，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在犹他州帕克城举行。导演爱莉森‧克莱曼拍摄的记录片《艾未未：从未抱歉》于22日首映。艾未未这位中国知名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该记录片在镜头中捕捉到围绕在艾未未身边的人，很多人性化的瞬间和生活细节：艾未未的母亲在他被捕后，担忧他的安全而流下泪水；艾未未与他的儿子在一起嬉戏；他曾完成的艺术项目，比如艾未未在四川地震后对遇难学生的调查等。
艾未未：我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
报导说，这部记录片讲述了艾未未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他青年时代在纽约生活的经历及他批评北京政府的原因，他是慈爱的父亲、坚忍的儿子，也是一个不肯将艺术和行动与公共事件分离的艺术家。而这些也在他的很多艺术作品中显现出来。
这位艺术家曾说：“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危险会越来越强。”《从未抱歉》也展示了他在四川地震后，指向豆腐渣工程校舍，他曾收集和发布了5,000多名在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名单。他也曾因此遭受四川成都警方击打头部。
艾未未在片中平静地说：“我们将承受我们所能承受的一切”，他也自称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艾未未的母亲高锳在记录片中讲述在艾未未被捕后，担心以后再也无法见到他，因此常常以泪洗面：“每天晚上我无法入睡。”
高锳向德国之声表示，艾未未目前心态很好，每天坚持锻练身体，并且在网上和网友们互动：“他说那是他的权利，如果他不发言的话，他说他就变成行尸走肉了。”但担忧：“不知道艾未未的连续剧还会怎样演下去。”
“艾未未被捕成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其它运动的着力点”
2011年4月3日，艾未未被北京警方带走，经过81天的秘密羁押后放回家中，在他失踪期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10月13日，国际著名艺术期刊、英国的《艺术观察》发布了本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人物名单，艾未未名列榜首。11月，中国当局以“偷逃税款”罪名对他进行打压，北京地税对他开出一张1,520万人民币的税单，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发起“艾债行动”，在不到10天给他借款近900万元。
记录片首映后，导演克莱曼站立在鼓掌的观众中说：“这位身材魁梧的大胡子艺术家很想参加圣丹斯电影节，但是他知道邀请他将带来太多的麻烦。”克莱曼也表示，片中记录了艾未未走入公共空间和参与公共事件的几年历程，但艾未未被秘密羁押，已经成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其它运动的着力点。
该记录片也将参加今年在德国举行的柏林电影节。
郭将军，艾未未的正义之举赢得了国内外人民的普遍赞誉，然而国内‘官员’却至今没有为其平反，并始终变本加厉地对其进行迫害，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无望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无望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无望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反腐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镇压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私器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铁蹄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平反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封口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而且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无望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无望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无望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无望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无望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反腐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镇压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私器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铁蹄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平反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封口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而且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无望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死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无望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妄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老百姓死掉想伸冤平反的心，想方设法使老百姓在伸冤平反上看不到任何曙光和希望，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源自红星在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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