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90：关于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中国人权策略，唯色被喝茶，挪威阻中国成北理观察员，荷兰交涉倪玉兰事件，除夕200访民散步抗议被关，劫访致2访民自杀，辟谣核事故引恐慌，连驳美NGO正义批评，强拆无协商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新闻《江苏宜兴市违法征地，村民维权遭恐吓》，内容如下：
媒体1月26日接到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村民的投诉材料，材料称当地政府违法征用土地，并动用不明身份人员对被拆迁户实施恐吓和破坏。
宜兴市西渚镇横山村被征收的土地范围约2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三十多间商铺在内。2011年11月22日，村民接到西渚镇村镇建设管理服务所的《致被拆迁人的公开信》和《西渚镇横山村部分地块拆迁操作程序》，文件中把拆迁期限定为2011年11月25日至2011年12月24日。这让被征地和拆迁的村民感到愤怒，因为不管是征地还是商铺拆迁，都还没有协商出结果。
“他们这是强制执行，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横山村维权代表杨福扣先生说，“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还有许多事情和问题需要沟通和协商。”杨福扣列出了几个问题：征用的土地用来做什么用？征用土地的法律手续批文在哪里？拆迁房屋法律手续批文在哪里？这些政府与开发商都没有出示。况且安置政策也未落实到位，拆迁户们只看到一张安置图纸，心里谁也没有底。
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从12月11日夜间开始，就有不明身份的人对拆迁户进行恐吓和破坏，这些人剪电线，砸门、拆门、砸墙，砸窗户玻璃和走廊上的封闭玻璃，还破坏公用楼梯。半月之内发生10多次这样的破坏行为，拆迁户们每次发现后都打110报警和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但都未见任何处理结果。现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已过去一个月，没有拆迁的住户依旧受到这样的恐吓和干扰，并且随时都有被强迁的可能。
杨福扣说，现在他家的汽车和贵重物品都不敢放家里，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屋后的鱼塘不敢放鱼，店面的生意做不了，现在是做鱼生意的旺季，这些经济损失谁来买单？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的伤害，家里有老有小，谁来保障他们的安全？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抱着拗不过政府的心理，只能忍气吞生，试问公正、公平、公理何在？
目前杨福扣得到村民的授权委托，已经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诉，并向媒体提供相关信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杨福扣联系电话：13771355806。
竟然没协商就强拆！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网络转载的时评《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内容如下：
中国人权成立十年了。为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不得不与一个不喜欢的政府打交道。在中国人权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活动期﹐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变化。
考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必须弄清楚﹐究竟是政策上的改变﹐还是策略上的应变﹖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没有变﹐但应对的策略常常变。
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召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据称有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八十七位人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会前﹐对异议人士严密监控﹐加紧迫害﹐防止他们同与会者接触。这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典型事例。在桌面上谈论人权﹐在桌底下践踏人权﹔在桌面上谈论人权的策略多变﹐是为了掩盖桌底下践踏人权的政策不变。从一九七九年镇压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镇压天安门示威﹐到一九九九年镇压民主党、法*轮*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作为有什么两样﹖但谈论人权的姿态却大不一样了。
一、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
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时﹐对人民作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夺取政权后﹐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权﹐完全背弃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
陈独秀在从西方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五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他认为法兰西人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这种强调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2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民主人士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但中共取得政权后﹐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了﹐它跟国*民*党一样也不答应。几十年中﹐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以至于说到“人”字就犯忌。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发出人权的呼喊。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中国人权宣言》﹐活跃分子组成“中国人权同盟”。中国官方的报刊立即作出反应﹕认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3。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耸人听闻的口号”﹐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4接著﹐官方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口气对人权、人权组织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尤其是《北京日报》最为起劲﹐说“自去年年底以来﹐在西单等处贴出的一部份大字报中﹐出现了‘中国人权小组’、‘中国人权同盟’、‘启蒙社’、‘解冻社’等组织﹐发表了《中国人权宣言》、《解冻社宣言》、《论人权》等文章﹐提出了‘要人权’、开展‘人权运动’等耸人听闻的口号﹐散布了一些很反动的观点﹐还张贴了致卡特、布热津斯基的公开信﹐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对我国人权运动给予更大的关注’。”*5
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关注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要人权”的人反而被剥夺人权、投入牢狱，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支持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
中国共*产*党反对别人的一党专权时﹐要求人权﹔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权时﹐又背弃人权。可见﹐任何一党专权都是和人权对立的。一党专权的运作过程﹐就是违反人权的过程﹔人民站起来维护人权﹐共*产*党又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来加强一党专权。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根源就在于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不改变﹐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也不会改变﹔政策不变而策略多变﹐正是以牺牲人权来千方百计维护党权。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人民的呼吁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居然开始变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6在这之前﹐对人权是一概排斥﹐有谁听到过邓小平的“我们讲的人权”﹖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到开始讲人权了﹐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究竟“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并没有讲出来。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实际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
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论点﹕“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7。邓小平不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要消亡的﹔国家消亡了﹐人类得解放﹔国权没有了﹐人权将永存。邓小平以国权压人权﹐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口号中塞进了“邓小平理论万岁”﹐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要把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十字架扛下去。
为了抵挡对“六*四”流血事件的批评﹐一九九一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8不讲人权的人忽然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
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再声称“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果真如此﹐是值得欢迎的﹐但他们不说“从此”而说“历来”﹔说“从此”是真诚的﹐说“历来”就是虚伪的了。人们不禁要问﹕“历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从批判人道主义以来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吗﹖从取缔西单民主墙以来吗﹖从“六*四”开枪以来吗﹖最近﹐江*泽*民走得更远了﹐他说﹕“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9这“历来”又是从什么时候以来﹖远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吗﹖近从清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吗﹖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指出﹕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
江*泽*民不仅为五十年的共*产*党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还要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切专制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0﹐但照江*泽*民的说法﹐中国的古代专制和现代专制却是人道乐土。要说江*泽*民公然反对马克思﹐恐怕他未必有此胆量﹐只因为这位技术官僚不读马克思的书﹐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讲了什么。
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不是回到出发点了吗﹖但不说人权是“反动的观点”了﹐而是试图在同一种人权上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低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出发点﹐即第一部曲﹐是“一概排斥，断然拒绝”﹔转入第二部﹐是“区分两种﹐我取其一”﹔奏出第三部﹐竟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
不仅人权问题﹐在其它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有变奏三部曲。如民主﹐据说﹐向国*民*党要民主是革命﹐向共*产*党要民主是反动。一九五七年﹐凡是向共*产*党要民主的一律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区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不同社会的民主当然有不同点﹐但只要是民主﹐必定反对专制、独裁﹐有它的共同点。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却不反对专制、独裁。连民主的共同点都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剩下什么﹖结果是没有任何民主。现在调子又变了﹐说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民主”是相对于“低度民主”而言﹐“高度民主”和“低度民主”不是两种民主﹐而是同一种民主发展的两种不同程度。这又回到了民主的共同点﹐而显示自己早已超过别人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策略是多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只有共*产*党专权不能变﹐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变。反过来说﹐也是以万变求不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为了保持共*产*党专权不变。
二、最新策略﹕以反对对抗的名义进行对抗
中国政府声言﹐在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为什么不首先和国内的人民对话﹖我们中国人权早在一九九三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就呼吁中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进行对话﹐至今没有得到响应﹔不但如此﹐中国政府还将要求对话的中国人权宣布为“海外敌对势力”。实际上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处处在对抗﹐对抗世界人权大会的宣言﹐对抗国际舆论的批评﹐对抗国内人民的呼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投了赞成票。事后﹐又与之对抗。
世界人权大会之后不到两个月﹐对抗就发生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在谈及民主和人权问题时﹐江*泽*民说﹐民主和人权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11人权确实是具体的、相对的﹐这就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说的﹐人权是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相联系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下的人权又有共同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样也肯定“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一切具体的、相对的人权中都有普遍人权﹐所以人权既是具体的、相对的﹐又是抽象的、绝对的。江*泽*民只承认具体的、相对的人权﹐而否认抽象的、绝对的人权﹐这就是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有各的人权﹐而没有一切人共同的人权﹐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来反对普遍人权。
人权应是一切人共同的利权﹐但迄今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之中﹐人权的实施受制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实施人权只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做到﹐在这方面体现了人权的相对性。但在任何条件下﹐违反人权的事都可能发生﹔而且在发达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也不可能在发达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以警察暴力、军人独裁和政府恐怖行为侵犯公民利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违反人权的。所谓违反人权就是违反了普遍人权。实施人权﹐只能实施相对人权﹔违反人权﹐必定违反绝对人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是在实施人权方面﹐而是在违反人权方面。在实施人权方面﹐中国政府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抵消其违反人权的罪责。国际人权公约对这两方面作了不同的规定﹕在实施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可以“采取措施”﹐“逐步达到”；在违反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则是“不得剥夺”﹐“保证实现”。前一方面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后一方面不是需要做什么、而是只要不做什么就可以保证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正是要求它不做什么蜒不要调动军队镇压人民﹐不要豢养大批武装警察和国安人员﹐不要开“黑名单”﹐不要抓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不要钳制舆论﹐不要查禁*书刊﹐这一切都不做﹐就不会有违反人权的事了。中国政府的策略则是以实施人权的相对性来转移、掩盖、否认违反人权的绝对性。
“相对人权论”取消了人权的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是“多种人权论”。还是江*泽*民说的﹕“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要全世界都接受一种人权是不可能的。”*12中国政府在国内拼命消除多样化的同时﹐在国际上却尽量要求多样化。一党专权只允许舆论一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被压倒了﹐还有什么多样化﹖中国的外部世界确实是多样化的﹐难道多样化的世界就有多种人权﹖中国有中国的人权﹐美国有美国的人权﹐俄国有俄国的人权﹐法国有法国的人权__﹐这等于没有人权﹐只有邓小平所说的“国权”。为什么会有多种人权﹖江*泽*民的理由是“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否有一种观点就有一种人权﹖人权是客观的﹐“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对人权的主观认识。“不同观点”并非同等价值﹔对人权的主观认识有正确与错误、全面与片面之分﹐正是根据客观的人权实践才能检验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怎么能代替客观的实践﹖不同的观点怎么能等于不同的人权﹖江*泽*民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连共*产*党哲学的起码常识都没有。
中国政府的“相对人权论”、“多种人权论”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证﹐却又以此为前提引出“干涉内政论”。因为人权是多种多样的﹐以自己国家的一种人权去评论别的国家的另一种人权﹐就是干涉内政。江*泽*民说﹕“人权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不应该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13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也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14不干涉内政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完全正确﹔但说“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就很不自然了。人权问题是国际关系吗﹖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处理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处理人际关系的主体是人。不同的主体﹐处理不同的关系﹐必须运用不同的准则。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利权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15在世界范围的人与人之间“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应当互相支持﹐而不是互不干涉。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权问题）从外部发动战争﹐颠覆政府﹐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但国际社会对一国违反人权的政府表示谴责、实行制裁，对人权受害者表示支持、实行救助﹐完全符合人际关系的准则。中国政府在“惩罚越南”发动战争时﹐连人权问题的借口都没有﹔当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政府屠杀人民时﹐“不干涉内政”的准则就变得神圣了。事实上倒是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的批评。将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从国际关系领域搬用到人际关系领域﹐就是一种对抗的策略。
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凡是对别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发表评论﹐都可以构成干涉内政。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中美两国人权比较》，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发表《请看美国的人权记录》﹐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系统地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请问﹐这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还是中国的人权标准﹖如果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那是多此一举﹔如果是根据中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不也是干涉内政吗﹖可见﹐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只反对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反对中国干涉别人的内政。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策略是把人权问题民族化、国家化﹐来对抗人权的普遍化、国际化。要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就没有违反人权的问题了﹔要是用普遍人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又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政府构筑的人权对抗的挡风墙、挡火墙﹐就看能否挡得住了。
中国政府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变动的一面。变﹐还是比固定不变要好。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虽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签了还是比不签要好。中国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场经济就是弄假成真的。起初﹐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半推半就﹐现在﹐市场经济终于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权问题也会这样。我们要把中国政府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弄假成真。
注﹕
1、《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3、《北京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文章。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5、《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5期“编者按”﹐《北京日报》理论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6、同（注4）﹐第3卷第125页。
7、同（注4）第3卷第345页。
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接受记者采访﹐《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
9、《在“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头版头条。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11、《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长等采访时﹐江*泽*民阐述中日关系及国际问题国内形势》﹐《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头版头条。
12、同上。
13、同上。
1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15、《国际人权宪章》（中文版）第５页﹐联合国出版﹐纽约。
郭将军，‘官员’为了侵犯和剥夺公民人权，使用了种种卑劣的人权策略，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5年1月21日时评《改革的终结和中国共*产*党人事业的终结——悼念最后一名共*产*党员赵*紫*阳先生》，内容如下：
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
一
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悲剧。与其他悲剧不一样在于，这场悲剧的大量受害者是共*产*党人本身，这就使得事情有了更为复杂的面貌。为什么当周围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被排斥、被迫害，仍然有人前仆后继地坚持这项事业？抑或一旦自己解除了被隔离、被怀疑的状况，马上便会重新投入原先的那项事业中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简单地从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来看待它，是不全面的。想必这项事业中有某些十分吸引人的东西，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满足和成功，是由其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所不能提供的。
可以大致把这种吸引人的东西归结为两条：“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至少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是这样。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接受理想的人多少受过一些教育，而在中国受教育者的传统中，民本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来自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西方左派同情社会弱者的立场一拍即合。我自己接触过这样的共*产*党人，对他们来说，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宗教情怀，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是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眼下的事情有哪儿不对头的最终尺度。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的确可以放弃个人的一切。
“社会进步”在中国也有着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到近代打开国门之后，中国有志之士感到中华民族的积弱，感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觉得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使得中国能够跟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趋势，这也达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深刻共识，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进步”是该党吸取社会资源、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口号。
虽然这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它们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也有可能发生矛盾。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看起来可能非常先进，但是要把它拿到实际生活中来，很有可能完全破坏社会现有的肌理纹路，将整个社会拖进一种灾难之中，造成人民的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人民的利益受到根本损害。1958年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便是。
如果反过来，仅仅强调“人民利益”，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要求，乃至以“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为借口，拒绝搭建表达人民利益的制度平台，排斥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压制新闻言论自由以及舆论对于政府、司法的监督作用，会再次把中国社会拖入野蛮、愚昧和落后之中。制度性腐*败同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蜕化，人心冷漠，道德堕落，精神虚无，暴力现象猖獗。
因此，光有“社会进步”这一个维度不行，光有“人民利益”这一个维度也不行。只有当这两个尺度同时存在，让它们互相制约、互相生发，同时得到贯彻落实，才能够保持共*产*党人所标举的先锋性、先进性。那些在不同时期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正是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中国的社会进步为最后宗旨，于身后赢得了人民无比的尊敬和爱戴。
二
赵*紫*阳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杰出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增添了光辉。现在还不是谈论他整整一生对祖国和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时候。由于当前的封锁和压制，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平事迹，无从了解身边的人们对他的深情回忆，但是仅就举世皆知的两件事情上面可以见出，赵*紫*阳先生把“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这两大重任，神圣地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七十年代末期他在四川工作，率先进行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让千百万农民能够吃饱饭，民间因此有“要吃粮，找紫阳”的美名。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做法，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生命的危险。弄得不好，家破人亡只在咫尺之间。背后支撑紫阳先生的动力是什么？比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现在看来这一切多么简单，但越是简单的真相越是容易被人们掩盖。
1989年春天赵*紫*阳先生在广场上的那一幕，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洁身自好，也不仅仅出于个人的良知；比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进步凝重的历史感，是对于我们民族到了1989年这一刻历史性前进的自觉意识。“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还年轻”，其中所流露出来的，远远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沧桑感，而是感到有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完成，感到这桩事业对于民族是多么不可缺失，对于民族的崛起和未来是多么重要，而它如今正在面临着强行中断的巨大危机，令人感到难以挽回的深刻痛苦。
1989年6月，赵*紫*阳先生这样来解释自己一个月前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普遍增强……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等新办法来解决问题。”“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自动地走。”（1989年6月批赵会议上赵的发言摘录，见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324页）
时隔十五年，我们今天读这些话，仍然如同洪钟般震响。“政治体制改革”是共*产*党人自己的提法，是他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思路。赵*紫*阳本人没有离开这个思路，这并不是他的不足和遗憾；相反，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忠心耿耿的体现。这种忠诚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群中最宝贵的。即使在被软禁很长时间之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念念不忘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在一篇未署名的题为《夏日拜访》的文章中，记载了2004年夏天与赵*紫*阳先生的一席谈，来访者看起来是赵的儿女们的朋友，其父母也是赵熟识的。其中写到赵*紫*阳先生谈到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和有可能搞成功“政治体制改革”。但如果让他来做的话，赵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还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赵提到把在某份正式文件中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去掉一个“下”字，为的是传达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美好愿望。据该文作者观察，果然迄今沿用的，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提法。
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头脑所驻留的问题，既深关我们民族的历史进步，也深关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触及了最为核心的那个问题。能否回应赵*紫*阳先生的呼吁要求，能否把“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当作共*产*党目前的头等工作去做，是今天的共*产*党是否能够延续自身传统、延续“共*产*党”这个称号的一个分水岭。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正如赵*紫*阳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搞农民联产责任制的改革，代表了当时中国前进的方向一样，1989年和这之后赵先生所选择的立场，同样是我们民族走向再度新生、再度崛起的唯一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先生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试金石。按照赵先生所提出的方向去做，共*产*党则存；朝着赵先生所指出的相反方向去做，则共*产*党亡。而共*产*党亡，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随之发生的全部事情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倒退若干年？我们的人民将遭遇什么样的不幸灾祸？我们的制度、文化、精神、人与人的关系将遭受多少损失？这是一件令人不敢去想的可怕事情。
在那篇《夏日拜访》的文章中，最后提到了赵先生用了“终身软禁”这个词。当某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在该文的作者拜访赵先生之后，于某日出现在赵先生的家中。“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令人痛心的结果是，赵先生到临死也没有走出家门一步。那些幽禁赵先生的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历史上可能发挥的进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其后存在的，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的代理人。
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他将永远活在我们民族不灭的记忆当中！他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
我们这些儿女辈的人们，将会对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永远地传颂赵*紫*阳先生的不朽贡献，传播赵*紫*阳先生未竟的事业！
郭将军，‘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其后存在的，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的代理人’，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藏区局势紧张唯色被喝茶 四领袖像入寺自取其辱？》，内容如下：
西藏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学者网民认为用权力让佛教信徒去崇拜无神论的领袖极其荒唐，有网民发起投票，多数网民对宗教迫害感到愤怒。近日藏区局势紧张，藏族作家唯色星期四再遭到当局传唤，要求她对藏人自焚、屠杀等问题噤声。
图片：庆州维西县一家藏民餐厅内张贴的中共领导人画像
近日在藏区紧张气氛下，当局不断出动军警对四川的藏族聚居地区实行戒备。藏族女作家唯色星期四再次遭到当局传唤，要求她噤声，不许她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提及的内容包括藏人自焚、屠杀等。
记者星期四致电唯色，她表示：“他们就是这样，今天我又被喝茶了。具体我也不能多说了。”
记者：是因为最近的西藏局势紧张？
唯色：对，是啊。
西藏连续发生十多起自焚事件之后，当局仍然继续往西藏地区灌输所谓“爱国教育”。
近日，开展“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企图加剧对西藏的意识控制，目前已赠送一百多万张的红旗与领袖像，这些领袖像是由中共建政以来的四任领导人的头像，映衬在五星红旗上。
当局还表示西藏将做到寺庙“九有”包括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人民日报》及《西藏日报》。
有许多网民表示将领袖像和五星红旗挂入寺院的行为极为不妥，本身就是宗教信仰之处，当局的此番行为，也被外界看做是“有意冒犯”神明。
新浪微博网民墨侠巨子_独不见表示：我没有宗教信仰，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这进村入庙，是否侵略了自由？
网民屠夫向本台表示：“第一就是他们糟蹋宗教信仰，第二就是这种是文革做法，把政治带到寺庙里面去，我觉得很荒谬。这当然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寺庙中挂什幺东西你没权利干涉，而现在你强迫别人挂一些东西，这就是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种恶行。”
中国最大的门户之一腾讯，也对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进行了转载报道，该新闻关闭了网民评论的窗口，但却保留了“表情投票”一栏，内容是“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心情如何？”点击投票的人数超过16000人，选项包括高兴感动，同情，无聊，愤怒，搞笑，难过，新奇，其中点击愤怒的达到1万票左右。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署名李平的评论表示，“四领袖像将自取其辱，藉张挂领袖像将拥戴的新起点放在胡*锦*涛曾主政的西藏，可能是最坏的选择。一来，中共当局禁止藏民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如今反而连寺庙也要供奉中共四领袖画像，不难想象四领袖画像易成藏民泄忿对象。”
其次胡*锦*涛1989年主政西藏时曾执行拉萨戒严，镇压藏民示威，早已成达*赖信奉者的仇敌。再加上西藏及其它藏民区近期频频爆发示威事件，甚至有僧人自焚抗议。大年初一、初二，四川色达县接连发生冲突，公安开枪，造成至少两名藏人死亡，国际舆论关注。不知胡*锦*涛的慕僚们怎么会选择这样错误的时机。
藏族女作家唯色向媒体表示：“因为现在去西藏的游客也很多，特别是中国内地的人去西藏的非常多。以前他们都不知道西藏里面是有机关的，就是当局是有强迫的行为在里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一到当地一看家家户户都在悬挂国旗，家家户户里面都有毛*泽*东等当局领导人的画像，游客们会以为西藏人是非常热爱中国的，是非常热爱共*产*党的，就会给他们造成错觉，然后就会以为西藏人是爱国的。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一方面对外做秀，一方面对内争得民心，同时取得政策上的作用。”
西藏自2008年发生骚乱之后，冲突仍然不断，当局的高压使得不断有藏族僧人自焚，去年至今已发生十多起藏人自焚事件。有不少前往西藏的网民在微博中表示，西藏布达拉宫附近有许多军警戒备，拍照也会被警告，要求删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为了进一步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搞得草木皆兵的问题？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挪威出手，阻止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内容如下：
挪威媒体披露，由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导致挪、中关系出现波折。挪威打算不支持中国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申请。
据挪威《晚邮报》报道，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挪威权威外交消息人士对该报表示，只要中国当局拒绝与挪威方面进行对话，那么挪威就将很难支持中国希望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申请。挪威外交部没有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博讯 b o x u n.com)
法新社报道说，如果《晚邮报》的报道属实，那将意味挪威在中国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立场上出现重大转变。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在2010年8月访问北京时曾表示，挪威支持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
然而，挪威诺委会2010年底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招致北京强烈不满。北京认为，将和平奖颁发给一名被中国定义为“罪犯”的人是干涉中国内政。自那以后，北京一直拒绝与挪威开展任何高层接触。
北极理事会是一个由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政府间论坛，主要关注于北极地区的环境、原住民、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挪威《晚邮报》指出，中国想要加入北极理事会的初衷是在北冰洋冰川融化的季节开辟一条穿越北极地区的新航路。这条航路一旦开通将大大缩短中国到欧洲的航行时间。
郭将军，‘官员’至今不释放刘晓波，不为刘晓波平反，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愤怒，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倪玉兰女儿赴荷领奖遭逮捕，荷外交部出面和中方交涉》，
2011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中国人权活动家倪玉兰的女儿董璇被禁止离开中国。董璇是在北京国际机场欲登机前往荷兰代其在狱中的母亲接受郁金香奖时被警方带走的，目前受到软禁。
荷兰外交大臣罗森塔尔已召见中国驻海牙大使要求解释。罗森塔尔称，荷兰驻北京大使将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说明。
董璇今年27岁，是倪玉兰和董继勤的女儿。她原定于昨天从北京起飞，经由香港，飞往荷兰，参加1月31日的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的颁奖典礼，替母亲倪玉兰领奖。倪玉兰目前正在中国受审。但董璇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
无法离开北京
董璇说，昨天早上6点多，警察就来敲门并一直跟踪到北京机场，当她换了登记牌后，跟踪的警察联系了机场的一个警察，把她抓到机场派出所。下午一点多，西城分局的警察就又将她带到厂桥派出所，直到晚上7点才放她回家。
董璇说，警方不让她上飞机，也没有给任何理由，并明确说：“你今儿就走不成”。西城分局的警察也说：“你就不能出北京，我们会派人24小时跟着你”。
董璇说：“我这次的最终目的地也是给我母亲领奖，但是现在看来去不成了。他们都不让我离开北京。”
澄清
荷兰民主66党（D66）领袖佩赫托德（Alexander Pechtold）早于本周三就要求罗森塔尔就倪玉兰女儿董璇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捕的媒体报道作出澄清。
去年，应倪玉兰最亲近的家人的要求，罗森塔尔比往常推迟宣布了倪玉兰获奖的消息。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通常都是于每年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颁发。
空椅子
负责甄选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的独立评委会的主席Cisca Dresselhuys称，罗森塔尔于周三告知她董璇被捕的消息。Dresselhuys女士表示，她对此深感震惊，但颁奖仪式将按原计划进行，即使她将不得不“对着一张空椅子说话。”
该奖评委会一直都会考虑将该奖颁给一位异见人士是否将促进他的事业还是会带给他危险。在此次情况下，评委会先咨询了倪玉兰的亲属和律师，然后才决定她应该被授予该奖。“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实际上就做了中国政府希望你做的事：对异见人士保持沉默，”Dresselhuys表示。
杰出贡献
自2008年起，荷兰就将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颁发给对争取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为一名律师，倪玉兰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肆意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恐吓老百姓对此噤声，国际社会实在看不下去了的问题？”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新闻《除夕200名访民北京南站散步抗议被关久敬庄》，内容如下：
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三十的中午11点左右，北京南站有六名女性访民手举上访材料喊冤，很多访民在旁边围观，引来警察干预后收起材料，这些警察对她们也表示同情，警察当着访民们的面抱怨，称胡温治国无方，贪腐盛行，让警察也过不好年，老百姓无家可归。
大约12点左右，这些访民开始在南站附近公路的斑马线上散步抗议，当时有七名警察阻止大家不许继续走，但人数众多，无法制止，后又赶来六名警察，共四辆警车还是无法制止访民们的抗议行为，于是，警方调来2辆大型客车将抗议的200多人抓进久敬庄关押。
据当时也被关押在久敬庄的广东韶关访民林龙华说，被关押的有江苏、上海、安徽、重庆等地的访民。当日下午，各地驻京办人员陆续将访民们接出久敬庄。林龙华被当地驻京办接出久敬庄后，雇佣黑保安将其押到江西境内后释放。
林龙华因2000年司法判决不公而上诉上访，在十余年的上访过程中，人身自由权被多次侵害。因为上访他被行政拘留2次，关黑监狱2次。还受到“如再上访就会劳教”等威胁。2007年，警方构陷他是法*轮*功，又称其家中藏有管制刀具（家中只有做饭用的菜刀），在被关押40余天后，公安局法制科将案件撤销。林龙华要求警方依法承认错误并给予国家赔偿，法院即不立案也不驳回起诉，至今事情不了了之。
郭将军，除夕200个散步抗议的访民全部被抓、被关、被遣送，没有那个‘官员’会关心这些老百姓的冤情，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北京久敬庄春节冲突，两访民自杀抗议》，内容如下：
据悉，2012年春节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方一百多访民在北京‘去温*家*宝处拜年’。被警方截访后，送到久敬庄分流中心。中午，晚饭每人只发两个包子。被关进屋内没人理,直到晚上八时多,门内闯进一伙高头大汉,闯入到安徽籍人群里将两名男子倒拖出门，后又冲向人一群女人之中见人就抓，引起群体反抗。屋内外的访民抗议。呼喊着：砸烂久敬庄，严惩黑保安，清除黑社会。
双方互对峙一个多小时，准备打架。两名妇女被逼割腕自杀抗议,另有几十人同时呼叫110报警。在此情况下，这群黑保安才急忙离去，走时还说你们小心着，迟早会打死你们这些上访人的。事件持续长达一小时之久，不见分流中心平时对访民喝五喝六的警察干预。
在场陕西省信访局骆处长、宝鸡市信访局驻京人员小贾、太白县信访局鲁局长、公安局姓任的驻京警察，他们无一人上前制止，只对陕西的访民说我们不要参与。
郭将军，进京上访被抓进久敬庄，在久敬庄黑监狱遭受劫访（截访）和虐待，导致访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媒踢爆北京核事故 官方辟谣引恐慌》，内容如下：
25日，日本媒体报导，北京郊外的快中子反应堆实验炉（CEFR）在去年10月发生事故，直到现在仍处于停机状态。事故原因不明，中共政府至今没有公布这一事态。其后，大陆媒体引用“该设施设计和运营单位”的负责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的话“辟谣”，称日媒报导失实。
各路人士纷纷在微博上转发此消息，使其迅速成为微博议论热点。北京作家蒋方舟表示，转发是为了求证、求辟谣。民众表示，官方“越辟谣越令人担心。”
日媒的报导称：“这一消息来自韩国核电人士，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调查后在24日确认”。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朝日CS卫星电视主持人叶千荣在微博上转发此消息，并附报导原文链接。
据大陆媒体报导，万钢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是中国核事业的发祥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坐落在原子能院。中国的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堆也坐落在该院，中国实验块堆非商业发电所用。核反应堆于2010年7月达到项目验收目标后，处于冷停堆工况。2012年第二季度重新开堆运行......
官方辟谣反引恐慌
对日媒的报导，中共官方立即“辟谣”，称系严重失实，引起各界反弹。大陆前资深检察官，司法考试辅导著名专家，众合教育独家签约名师邹建章表示：“说心里话，看到辟谣以后我反而有点紧张了。”
北京丰台区人士“矮丑穷搓”：感谢日本政府，我知道有发生过事故了。
《大众预言》杂志微博转发日媒报导。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微博表示，关键词：北京郊外有反应堆，开过，停了，今年重开。加拿大一名华人通过微博发表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官方辟谣了，北京还真有核反应堆。”
北京海淀区人士表示，越辟谣越让人担心。看标题就毛骨悚然。
北京西城区市民发微博说：“天哪，没想到北京还有这个，征求过人民意见吗？还评价别的国家呢，却把危险放在一个人口那么集中那么庞大的城市，坑人！”
北京作家蒋方舟微博还表示，话说空气好像也是那段时间突然恶化的……
有人回应称，去年公布的10月北京周边天气和监测有异常吗？得去查查看。
河北廊坊民众表示：如今不怕谣言，最怕辟谣。很多人表示有同感：官方辟谣更令人恐慌。广州人士“吾系蠡麇翻”表示：“这是一个辟谣比谣言更可怕的年代。”
四川成都“春秋将军”表示：“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基本上是没有了。什么权威发布都是扯淡的，官方越说没有的事，老百姓一定会认为有，如果官方都说有了，那肯定是出人命了。
《北青报》办公室，北京自协常务理事田里有禾，转发《北京科技报》总编辑童庆安的微博：“有关民用核设施的设置和安排应有妥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否则易引起公众恐慌和不安，还有可能造成说了人也不信的效果。”
郭将军，为了‘维稳’，官员一贯对事实真相进行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辟谣’，从而引起社会的恐慌，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01月27日新闻《‘党报’再驳美NGO：为西藏牧民建房何以侵犯人权》，内容如下：
此前报道：人民日报驳斥美NGO对中国人权指责：请观察下自己
给老百姓修建住房侵犯了什么人权？
近日，“人权观察”这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中，不乏对中国人权状况指责和声讨的个案。作为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报告》中“中国政府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高达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迁至他处”等语句百思不得其解。改善农牧民群众居住条件，并深受欢迎的“安居工程”，被“人权观察”“观察”后，怎么变成了违反人权的行为？
话题还要回到2006年。鉴于西藏农牧民群众的住房普遍比较简陋，且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改善住房有强烈的愿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全力抓好以游牧民定居、扶贫搬迁和农房改造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的重大决策，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使全区8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房屋。与此同时，这项工程也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视为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新华社对外进行了发布。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西藏的发展问题，而且将主要精力用于西藏农牧区经济的发展和农牧民民生改善问题的研究。我们从1990年开始，在西藏拉萨市和山南地区选择了4个农村社区（分别为拉萨市林周县、曲水县和墨竹工卡县的查巴拉村、春堆村和伦布岗村，以及山南地区扎囊县的扎西林村），进行了20多年不间断的跟踪调查，与此同时，笔者还多次接受西方国家学术机构的委托，对西藏其他农牧区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我们将用亲身的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对“安居工程”及《报告》结论作一个解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报告》所谈及的“将高达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迁至他处”，既不符合基本常识，更不符合基本事实。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西藏已实现定居的农业和半农半牧人口为185万人，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61%。一个直观的基本事实就是，这部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仍生活在他们祖辈生活的社区，根本就没有迁移或者重新安置。比如在拥有102户的春堆村，2010年完成了安居工程的建设任务，其中，90多户在原址重新修建房屋，其余农户在本村选择新宅基地自己建造了新房，还有两个贫困户认为自己原来的宅基地风水不好，政府出资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在其新选的宅基地上建造了新房。
西藏自治区在实施安居工程的过程中，除了大量的农房就地改造和重建外，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农户异地搬迁。搬迁最多的人群就是居住在大骨节病和大脖子病多发地区的农牧民。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西藏自治区已经完成对大骨节病发源地的4000个农户进行了搬迁。2007年冬季，我们参加了一个大骨节病考察组，当我们路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一个大骨节病多发地的时候，闻讯赶来的500多名藏族大骨节病患者在严冬里赤着上身，在道路两旁排着长队等候着我们。他们迫切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远离病源地，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目前，四川省已通过类似于西藏的安居工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此外，西藏自治区还通过安居工程实施了扶贫搬迁。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扎囊县德吉新村，全村108户712人均来自贫困地区。在新村建好初始，政府动员几十户搬到德吉新村，其余的农（牧）户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观望等待，确认了新村可以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后才将其家庭成员分期分批陆续迁移过去。
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西藏在过去6年实施安居工程的过程中，迁移至他乡的农牧民人数超不过15万人，总数也不到总人口的5%。《报告》中说的80%这样庞大的一个迁徙比例，不知有何根据？
安居工程上马初始，政府委托西藏地方的建筑设计师，根据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设计了几十套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的建筑图案供农牧民选择，通过安居工程为农牧民改造或重建的建筑均为藏式建筑风格。2006年，安居工程一经推出，就深受农牧民的欢迎。我们在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扎西林村五金村长家借住期间，在拉萨市林周县春堆村扎西丹巴村长和其他两个村村长家调查期间，均见到农户希望村长能够帮助他们拿到安居工程的指标，此外，还有一些当年拿到安居指标的农户希望将其新的安居房建在公路旁边。与我们交谈过的农户不下1000家，没有一个农户反对安居工程。道理很简单，政府补贴帮助人民建房，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容置疑的大好事。
近年来，还有个别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学者对西藏自治区在游牧地区实施的安居工程颇有微词，认为西藏保持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保护西藏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这可能与《报告》特别提到对西藏游牧民搬迁的态度一脉相承。
应该注意到，西藏的牧民只是在水草旺盛的夏季才进行长距离的游牧。在漫长的冬季，他们驻扎在海拔相对较低，离公路相对较近的冬季牧场。政府为牧民提供的安居房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特点。截至2010年，西藏自治区已经为30000个牧户建造了舒适温暖的安居房，而且大都分布于牧户拥有的冬季牧场附近的交通沿线。此外，住进安居房的牧户在夏季仍沿袭着长途游牧的习惯，与以往不同的是，游牧队伍中已经少了许多学龄儿童和失去劳动力的老人。老人和小孩留在定居地。
过去，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冬季，他们中大部分不是住在牛毛帐篷里，就是住在用石头和草皮垒砌的被当地老百姓叫作“冬窝子”的居所里。西藏民主改革前，他们的平均期望寿命不足35岁，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30%。政府在他们靠近交通沿线的夏季牧场，建造温暖舒适的安居新房，让孩子有学上，让患者有医治，让老者不再颠沛。如果只关心他们的独特生存方式，但不关心他们经历的痛苦，不仅不人道，更谈不上什么人权。
此外，我们经常看到国外人权学者对安居工程的议论，说把农牧民搬迁后，生活设施不配套，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也有议论说搬迁后没有必要的生活资料，欠银行或者亲戚朋友很多钱，因此，搬迁后老百姓变得更加贫困了。我们驻村调研的情况是，政府通常在老百姓建房后较大规模推进当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或者鼓励农牧民向交通便利、水电等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学校、医院在定居点建设起来，由商务部推行的“万村千乡工程”（超市进农村）也大面积惠及这些社区。政府加大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搬迁后的居民耕地得到了保障。例如，在德吉新村，搬迁前人均耕地0.8亩，搬迁后人均得到耕地2亩，为了解决水利灌溉，2006年政府花了1800万元修提灌站，2009年又花2100万元更换了设备。同时，我们还看到，在交通比较便利的社区，年轻人大量在非农产业实现了就业，做生意，跑运输，开餐馆，当领班的人在德吉新村都出现了。过去，他们的祖辈没有一人从事过非农产业。在实施安居工程中，当时的办法确实是“政府补助一点、自家出一点、银行贷一点”，虽然有些农户向银行贷了款，我们实地了解的情况是，没有一家因为借了银行的钱而陷入贫困的，政府多次补助贫困群众解决贷款偿还的问题。
政府为了老百姓的生存安全，健康安全和改善民生，在充分尊重人们意愿的基础上，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住房条件，或是对其重新安置，这是政府的基本作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是无可厚非且深受人民拥戴的事情，但为什么经过总部设在纽约、自称尊重人权基本标准的人权观察组织的观察后，其结论完全违背基本事实和基本常理？如果不是资料来源严重失真，那只能是别有用心。
对此，网友评论：‘党报驳错了，国外说的是强拆，不要自欺欺人。’‘打着改善居住环境的幌子，来强迫百姓拿出毕生的积蓄，住楼房，来拉动内需，拆的过热了，引起了物价过大的涨幅，受害的就是百姓，假如拆了不用老百姓自己花自己的积蓄，免费提供住所，像俄罗斯一样政府免费给盖房，那才是改善民生，改善居住环境。其实这是一种隐性的强迫消费而已，多少人倾家荡产只为了住房？多少人失去生命或残疾为了住房？’‘不管怎样，强制别人做事就是侵犯人身权利，这帮人心理就没有法律意识，还好意思在党报上发表！’‘能免费盖房吗？妈的，你们盖的房比拆我的房价格翻十几倍！我买不起啊，难道盖得房是给我们看的吗？’‘我愿意住帐篷，我愿意用酥油灯，我愿意烧牛粪，我愿意迁徙，我几千年就这样生活，你管的着吗？’‘2006年政府花了1800万元修提灌站，2009年又花2100万元更换了设备。这样的花钱？’‘当年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城市居民全部赶到乡下去，大概也是为了让他们吸收新鲜空气的吧？’‘你们说好与不好都没用，老百姓呢？愿意吗？’‘游牧民族为啥要定居？当然是侵犯人权了！’‘谁还信呀！’‘我感觉国外说的是强拆的多一些，西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咋还是沿用半个世纪以前的老套啊，继续忽悠！’‘如果你做得光明正大，无愧于心，对于别人的批评，何必狗急跳墙地反驳？！’‘俺现在住的是俺爸,俺爷,俺太爷,俺太太爷......住过的地方.等搬进了楼房,能不能等俺有了孙子,重孙子,也能住啊......新农村就是把人集中,把土地集中,最后就是一个字钱.买房的要交钱,买地的也要交钱！’‘老百姓心知肚明，希望新中国快点来到！’‘无家可归啦:房子一砖一瓦从选材到设计房屋、盖房哪个不是花了心思的。盖房子花了多少心思、多少精力！！！！累的吐血盖的房子，你不说一声上去就拆，丧良心！！你们强拆我唯一家.你们当官？有多少套房子！’‘你驳什么驳啊？只要中国老百姓认可你就可以了。身正不怕影子歪。’
郭将军，‘官员’对正义的呼声和谴责一贯就是‘辟谣’、‘驳斥’、‘反对’，从来不会从民心民意出发迅速反思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工作步入正确轨道，而是将错就错和错上加错，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媒体1月26日接到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村民的投诉材料，材料称当地政府违法征用土地，并动用不明身份人员对被拆迁户实施恐吓和破坏。
宜兴市西渚镇横山村被征收的土地范围约2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三十多间商铺在内。2011年11月22日，村民接到西渚镇村镇建设管理服务所的《致被拆迁人的公开信》和《西渚镇横山村部分地块拆迁操作程序》，文件中把拆迁期限定为2011年11月25日至2011年12月24日。这让被征地和拆迁的村民感到愤怒，因为不管是征地还是商铺拆迁，都还没有协商出结果。
“他们这是强制执行，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横山村维权代表杨福扣先生说，“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还有许多事情和问题需要沟通和协商。”杨福扣列出了几个问题：征用的土地用来做什么用？征用土地的法律手续批文在哪里？拆迁房屋法律手续批文在哪里？这些政府与开发商都没有出示。况且安置政策也未落实到位，拆迁户们只看到一张安置图纸，心里谁也没有底。
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从12月11日夜间开始，就有不明身份的人对拆迁户进行恐吓和破坏，这些人剪电线，砸门、拆门、砸墙，砸窗户玻璃和走廊上的封闭玻璃，还破坏公用楼梯。半月之内发生10多次这样的破坏行为，拆迁户们每次发现后都打110报警和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但都未见任何处理结果。现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已过去一个月，没有拆迁的住户依旧受到这样的恐吓和干扰，并且随时都有被强迁的可能。
杨福扣说，现在他家的汽车和贵重物品都不敢放家里，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屋后的鱼塘不敢放鱼，店面的生意做不了，现在是做鱼生意的旺季，这些经济损失谁来买单？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的伤害，家里有老有小，谁来保障他们的安全？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抱着拗不过政府的心理，只能忍气吞生，试问公正、公平、公理何在？
目前杨福扣得到村民的授权委托，已经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诉，并向媒体提供相关信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杨福扣联系电话：13771355806。
竟然没协商就强拆！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网络转载的时评《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内容如下：
中国人权成立十年了。为了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不得不与一个不喜欢的政府打交道。在中国人权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活动期﹐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变化。
考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必须弄清楚﹐究竟是政策上的改变﹐还是策略上的应变﹖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没有变﹐但应对的策略常常变。
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召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据称有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八十七位人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会前﹐对异议人士严密监控﹐加紧迫害﹐防止他们同与会者接触。这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典型事例。在桌面上谈论人权﹐在桌底下践踏人权﹔在桌面上谈论人权的策略多变﹐是为了掩盖桌底下践踏人权的政策不变。从一九七九年镇压西单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镇压天安门示威﹐到一九九九年镇压民主党、法*轮*功﹐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作为有什么两样﹖但谈论人权的姿态却大不一样了。
一、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
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时﹐对人民作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夺取政权后﹐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权﹐完全背弃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
陈独秀在从西方引进人权观念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五年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提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他认为法兰西人的人权学说是近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把人权观念带到了共*产*党内﹐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这种强调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2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所应有的共同的利权。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民主人士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但中共取得政权后﹐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了﹐它跟国*民*党一样也不答应。几十年中﹐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以至于说到“人”字就犯忌。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反人权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被侮辱、遭蹂躏、受苦难的人们要求起码的做人的利权﹐发出人权的呼喊。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中国人权宣言》﹐活跃分子组成“中国人权同盟”。中国官方的报刊立即作出反应﹕认为“‘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3。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叫做“耸人听闻的口号”﹐归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4接著﹐官方舆论工具就按邓小平的口气对人权、人权组织和西单民主墙进行声讨﹐尤其是《北京日报》最为起劲﹐说“自去年年底以来﹐在西单等处贴出的一部份大字报中﹐出现了‘中国人权小组’、‘中国人权同盟’、‘启蒙社’、‘解冻社’等组织﹐发表了《中国人权宣言》、《解冻社宣言》、《论人权》等文章﹐提出了‘要人权’、开展‘人权运动’等耸人听闻的口号﹐散布了一些很反动的观点﹐还张贴了致卡特、布热津斯基的公开信﹐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对我国人权运动给予更大的关注’。”*5
谈论人权是“反动的观点”﹐呼吁国际关注是“向帝国主义国家乞求”﹐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要人权”的人反而被剥夺人权、投入牢狱，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支持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
中国共*产*党反对别人的一党专权时﹐要求人权﹔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权时﹐又背弃人权。可见﹐任何一党专权都是和人权对立的。一党专权的运作过程﹐就是违反人权的过程﹔人民站起来维护人权﹐共*产*党又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来加强一党专权。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根源就在于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不改变﹐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也不会改变﹔政策不变而策略多变﹐正是以牺牲人权来千方百计维护党权。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人民的呼吁下﹐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居然开始变了。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唱腔发生变调﹐人权从一种变成了两种﹐他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6在这之前﹐对人权是一概排斥﹐有谁听到过邓小平的“我们讲的人权”﹖邓小平从不讲人权﹐到开始讲人权了﹐但他讲的是与众不同的人权。究竟“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并没有讲出来。发明两种人权论的实际功用﹐就在于以“我们讲的人权”去反对别人讲的人权。
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的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造的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照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唱腔又不得不变﹕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论点﹕“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7。邓小平不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要消亡的﹔国家消亡了﹐人类得解放﹔国权没有了﹐人权将永存。邓小平以国权压人权﹐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的口号中塞进了“邓小平理论万岁”﹐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要把邓小平的反马克思主义十字架扛下去。
为了抵挡对“六*四”流血事件的批评﹐一九九一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因此要讲人权﹐应该说中国最有资格。”*8不讲人权的人忽然变得“最有资格”讲人权了。
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再声称“我们历来高度重视人权问题”。果真如此﹐是值得欢迎的﹐但他们不说“从此”而说“历来”﹔说“从此”是真诚的﹐说“历来”就是虚伪的了。人们不禁要问﹕“历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从批判人道主义以来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吗﹖从取缔西单民主墙以来吗﹖从“六*四”开枪以来吗﹖最近﹐江*泽*民走得更远了﹐他说﹕“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9这“历来”又是从什么时候以来﹖远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吗﹖近从清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吗﹖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指出﹕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
江*泽*民不仅为五十年的共*产*党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还要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切专制政府的人权记录辩护。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0﹐但照江*泽*民的说法﹐中国的古代专制和现代专制却是人道乐土。要说江*泽*民公然反对马克思﹐恐怕他未必有此胆量﹐只因为这位技术官僚不读马克思的书﹐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讲了什么。
人权又从两种变成了一种。不是回到出发点了吗﹖但不说人权是“反动的观点”了﹐而是试图在同一种人权上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低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策略变奏三部曲﹐出发点﹐即第一部曲﹐是“一概排斥，断然拒绝”﹔转入第二部﹐是“区分两种﹐我取其一”﹔奏出第三部﹐竟是“高度重视﹐历来如此”。
不仅人权问题﹐在其它问题上﹐中国政府也有变奏三部曲。如民主﹐据说﹐向国*民*党要民主是革命﹐向共*产*党要民主是反动。一九五七年﹐凡是向共*产*党要民主的一律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区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不同社会的民主当然有不同点﹐但只要是民主﹐必定反对专制、独裁﹐有它的共同点。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却不反对专制、独裁。连民主的共同点都没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剩下什么﹖结果是没有任何民主。现在调子又变了﹐说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民主”是相对于“低度民主”而言﹐“高度民主”和“低度民主”不是两种民主﹐而是同一种民主发展的两种不同程度。这又回到了民主的共同点﹐而显示自己早已超过别人了。
中国政府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策略是多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只有共*产*党专权不能变﹐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变。反过来说﹐也是以万变求不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为了保持共*产*党专权不变。
二、最新策略﹕以反对对抗的名义进行对抗
中国政府声言﹐在国际范围的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为什么不首先和国内的人民对话﹖我们中国人权早在一九九三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就呼吁中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进行对话﹐至今没有得到响应﹔不但如此﹐中国政府还将要求对话的中国人权宣布为“海外敌对势力”。实际上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处处在对抗﹐对抗世界人权大会的宣言﹐对抗国际舆论的批评﹐对抗国内人民的呼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权大会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庄严宣告﹕“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这个文件时﹐中国政府投了赞成票。事后﹐又与之对抗。
世界人权大会之后不到两个月﹐对抗就发生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在谈及民主和人权问题时﹐江*泽*民说﹐民主和人权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11人权确实是具体的、相对的﹐这就是《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说的﹐人权是同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相联系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下的人权又有共同性﹐《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样也肯定“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一切具体的、相对的人权中都有普遍人权﹐所以人权既是具体的、相对的﹐又是抽象的、绝对的。江*泽*民只承认具体的、相对的人权﹐而否认抽象的、绝对的人权﹐这就是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有各的人权﹐而没有一切人共同的人权﹐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来反对普遍人权。
人权应是一切人共同的利权﹐但迄今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之中﹐人权的实施受制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实施人权只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发达国家能做到的﹐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做到﹐在这方面体现了人权的相对性。但在任何条件下﹐违反人权的事都可能发生﹔而且在发达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人权的事﹐也不可能在发达国家被视为符合人权。以警察暴力、军人独裁和政府恐怖行为侵犯公民利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违反人权的。所谓违反人权就是违反了普遍人权。实施人权﹐只能实施相对人权﹔违反人权﹐必定违反绝对人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是在实施人权方面﹐而是在违反人权方面。在实施人权方面﹐中国政府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抵消其违反人权的罪责。国际人权公约对这两方面作了不同的规定﹕在实施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可以“采取措施”﹐“逐步达到”；在违反人权方面﹐对这一类人权则是“不得剥夺”﹐“保证实现”。前一方面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后一方面不是需要做什么、而是只要不做什么就可以保证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正是要求它不做什么蜒不要调动军队镇压人民﹐不要豢养大批武装警察和国安人员﹐不要开“黑名单”﹐不要抓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不要钳制舆论﹐不要查禁*书刊﹐这一切都不做﹐就不会有违反人权的事了。中国政府的策略则是以实施人权的相对性来转移、掩盖、否认违反人权的绝对性。
“相对人权论”取消了人权的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是“多种人权论”。还是江*泽*民说的﹕“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要全世界都接受一种人权是不可能的。”*12中国政府在国内拼命消除多样化的同时﹐在国际上却尽量要求多样化。一党专权只允许舆论一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被压倒了﹐还有什么多样化﹖中国的外部世界确实是多样化的﹐难道多样化的世界就有多种人权﹖中国有中国的人权﹐美国有美国的人权﹐俄国有俄国的人权﹐法国有法国的人权__﹐这等于没有人权﹐只有邓小平所说的“国权”。为什么会有多种人权﹖江*泽*民的理由是“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否有一种观点就有一种人权﹖人权是客观的﹐“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对人权的主观认识。“不同观点”并非同等价值﹔对人权的主观认识有正确与错误、全面与片面之分﹐正是根据客观的人权实践才能检验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怎么能代替客观的实践﹖不同的观点怎么能等于不同的人权﹖江*泽*民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连共*产*党哲学的起码常识都没有。
中国政府的“相对人权论”、“多种人权论”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证﹐却又以此为前提引出“干涉内政论”。因为人权是多种多样的﹐以自己国家的一种人权去评论别的国家的另一种人权﹐就是干涉内政。江*泽*民说﹕“人权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不应该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13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也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14不干涉内政的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完全正确﹔但说“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就很不自然了。人权问题是国际关系吗﹖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处理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处理人际关系的主体是人。不同的主体﹐处理不同的关系﹐必须运用不同的准则。处理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利权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15在世界范围的人与人之间“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应当互相支持﹐而不是互不干涉。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权问题）从外部发动战争﹐颠覆政府﹐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但国际社会对一国违反人权的政府表示谴责、实行制裁，对人权受害者表示支持、实行救助﹐完全符合人际关系的准则。中国政府在“惩罚越南”发动战争时﹐连人权问题的借口都没有﹔当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政府屠杀人民时﹐“不干涉内政”的准则就变得神圣了。事实上倒是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的批评。将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从国际关系领域搬用到人际关系领域﹐就是一种对抗的策略。
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凡是对别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发表评论﹐都可以构成干涉内政。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中美两国人权比较》，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发表《请看美国的人权记录》﹐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系统地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请问﹐这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还是中国的人权标准﹖如果是根据美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那是多此一举﹔如果是根据中国的人权标准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不也是干涉内政吗﹖可见﹐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只反对别人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反对中国干涉别人的内政。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策略是把人权问题民族化、国家化﹐来对抗人权的普遍化、国际化。要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就没有违反人权的问题了﹔要是用普遍人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又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政府构筑的人权对抗的挡风墙、挡火墙﹐就看能否挡得住了。
中国政府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变动的一面。变﹐还是比固定不变要好。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虽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签了还是比不签要好。中国的事情常常弄假成真﹐市场经济就是弄假成真的。起初﹐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半推半就﹐现在﹐市场经济终于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权问题也会这样。我们要把中国政府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弄假成真。
注﹕
1、《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
3、《北京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文章。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5、《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5期“编者按”﹐《北京日报》理论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6、同（注4）﹐第3卷第125页。
7、同（注4）第3卷第345页。
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接受记者采访﹐《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
9、《在“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头版头条。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11、《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长等采访时﹐江*泽*民阐述中日关系及国际问题国内形势》﹐《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头版头条。
12、同上。
13、同上。
14、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日。
15、《国际人权宪章》（中文版）第５页﹐联合国出版﹐纽约。
郭将军，‘官员’为了侵犯和剥夺公民人权，使用了种种卑劣的人权策略，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5年1月21日时评《改革的终结和中国共*产*党人事业的终结——悼念最后一名共*产*党员赵*紫*阳先生》，内容如下：
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
一
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悲剧。与其他悲剧不一样在于，这场悲剧的大量受害者是共*产*党人本身，这就使得事情有了更为复杂的面貌。为什么当周围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被排斥、被迫害，仍然有人前仆后继地坚持这项事业？抑或一旦自己解除了被隔离、被怀疑的状况，马上便会重新投入原先的那项事业中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简单地从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来看待它，是不全面的。想必这项事业中有某些十分吸引人的东西，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满足和成功，是由其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所不能提供的。
可以大致把这种吸引人的东西归结为两条：“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至少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是这样。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接受理想的人多少受过一些教育，而在中国受教育者的传统中，民本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来自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西方左派同情社会弱者的立场一拍即合。我自己接触过这样的共*产*党人，对他们来说，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宗教情怀，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是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眼下的事情有哪儿不对头的最终尺度。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的确可以放弃个人的一切。
“社会进步”在中国也有着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到近代打开国门之后，中国有志之士感到中华民族的积弱，感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觉得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使得中国能够跟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趋势，这也达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深刻共识，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进步”是该党吸取社会资源、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口号。
虽然这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它们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也有可能发生矛盾。一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看起来可能非常先进，但是要把它拿到实际生活中来，很有可能完全破坏社会现有的肌理纹路，将整个社会拖进一种灾难之中，造成人民的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人民的利益受到根本损害。1958年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便是。
如果反过来，仅仅强调“人民利益”，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要求，乃至以“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为借口，拒绝搭建表达人民利益的制度平台，排斥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压制新闻言论自由以及舆论对于政府、司法的监督作用，会再次把中国社会拖入野蛮、愚昧和落后之中。制度性腐*败同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蜕化，人心冷漠，道德堕落，精神虚无，暴力现象猖獗。
因此，光有“社会进步”这一个维度不行，光有“人民利益”这一个维度也不行。只有当这两个尺度同时存在，让它们互相制约、互相生发，同时得到贯彻落实，才能够保持共*产*党人所标举的先锋性、先进性。那些在不同时期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正是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中国的社会进步为最后宗旨，于身后赢得了人民无比的尊敬和爱戴。
二
赵*紫*阳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以自己的杰出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增添了光辉。现在还不是谈论他整整一生对祖国和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时候。由于当前的封锁和压制，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平事迹，无从了解身边的人们对他的深情回忆，但是仅就举世皆知的两件事情上面可以见出，赵*紫*阳先生把“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这两大重任，神圣地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七十年代末期他在四川工作，率先进行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让千百万农民能够吃饱饭，民间因此有“要吃粮，找紫阳”的美名。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做法，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乃至生命的危险。弄得不好，家破人亡只在咫尺之间。背后支撑紫阳先生的动力是什么？比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现在看来这一切多么简单，但越是简单的真相越是容易被人们掩盖。
1989年春天赵*紫*阳先生在广场上的那一幕，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洁身自好，也不仅仅出于个人的良知；比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进步凝重的历史感，是对于我们民族到了1989年这一刻历史性前进的自觉意识。“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还年轻”，其中所流露出来的，远远不只是个人生命的沧桑感，而是感到有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完成，感到这桩事业对于民族是多么不可缺失，对于民族的崛起和未来是多么重要，而它如今正在面临着强行中断的巨大危机，令人感到难以挽回的深刻痛苦。
1989年6月，赵*紫*阳先生这样来解释自己一个月前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普遍增强……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等新办法来解决问题。”“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自动地走。”（1989年6月批赵会议上赵的发言摘录，见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324页）
时隔十五年，我们今天读这些话，仍然如同洪钟般震响。“政治体制改革”是共*产*党人自己的提法，是他们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思路。赵*紫*阳本人没有离开这个思路，这并不是他的不足和遗憾；相反，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忠心耿耿的体现。这种忠诚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群中最宝贵的。即使在被软禁很长时间之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念念不忘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在一篇未署名的题为《夏日拜访》的文章中，记载了2004年夏天与赵*紫*阳先生的一席谈，来访者看起来是赵的儿女们的朋友，其父母也是赵熟识的。其中写到赵*紫*阳先生谈到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和有可能搞成功“政治体制改革”。但如果让他来做的话，赵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还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赵提到把在某份正式文件中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去掉一个“下”字，为的是传达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美好愿望。据该文作者观察，果然迄今沿用的，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提法。
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头脑所驻留的问题，既深关我们民族的历史进步，也深关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触及了最为核心的那个问题。能否回应赵*紫*阳先生的呼吁要求，能否把“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当作共*产*党目前的头等工作去做，是今天的共*产*党是否能够延续自身传统、延续“共*产*党”这个称号的一个分水岭。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正如赵*紫*阳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搞农民联产责任制的改革，代表了当时中国前进的方向一样，1989年和这之后赵先生所选择的立场，同样是我们民族走向再度新生、再度崛起的唯一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先生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试金石。按照赵先生所提出的方向去做，共*产*党则存；朝着赵先生所指出的相反方向去做，则共*产*党亡。而共*产*党亡，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随之发生的全部事情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倒退若干年？我们的人民将遭遇什么样的不幸灾祸？我们的制度、文化、精神、人与人的关系将遭受多少损失？这是一件令人不敢去想的可怕事情。
在那篇《夏日拜访》的文章中，最后提到了赵先生用了“终身软禁”这个词。当某位比较重要的人物，在该文的作者拜访赵先生之后，于某日出现在赵先生的家中。“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令人痛心的结果是，赵先生到临死也没有走出家门一步。那些幽禁赵先生的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历史上可能发挥的进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其后存在的，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的代理人。
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他将永远活在我们民族不灭的记忆当中！他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
我们这些儿女辈的人们，将会对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永远地传颂赵*紫*阳先生的不朽贡献，传播赵*紫*阳先生未竟的事业！
郭将军，‘赵先生是最后一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合上了其历史的最后一页。其后存在的，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的代理人’，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藏区局势紧张唯色被喝茶 四领袖像入寺自取其辱？》，内容如下：
西藏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学者网民认为用权力让佛教信徒去崇拜无神论的领袖极其荒唐，有网民发起投票，多数网民对宗教迫害感到愤怒。近日藏区局势紧张，藏族作家唯色星期四再遭到当局传唤，要求她对藏人自焚、屠杀等问题噤声。
图片：庆州维西县一家藏民餐厅内张贴的中共领导人画像
近日在藏区紧张气氛下，当局不断出动军警对四川的藏族聚居地区实行戒备。藏族女作家唯色星期四再次遭到当局传唤，要求她噤声，不许她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提及的内容包括藏人自焚、屠杀等。
记者星期四致电唯色，她表示：“他们就是这样，今天我又被喝茶了。具体我也不能多说了。”
记者：是因为最近的西藏局势紧张？
唯色：对，是啊。
西藏连续发生十多起自焚事件之后，当局仍然继续往西藏地区灌输所谓“爱国教育”。
近日，开展“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企图加剧对西藏的意识控制，目前已赠送一百多万张的红旗与领袖像，这些领袖像是由中共建政以来的四任领导人的头像，映衬在五星红旗上。
当局还表示西藏将做到寺庙“九有”包括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人民日报》及《西藏日报》。
有许多网民表示将领袖像和五星红旗挂入寺院的行为极为不妥，本身就是宗教信仰之处，当局的此番行为，也被外界看做是“有意冒犯”神明。
新浪微博网民墨侠巨子_独不见表示：我没有宗教信仰，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这进村入庙，是否侵略了自由？
网民屠夫向本台表示：“第一就是他们糟蹋宗教信仰，第二就是这种是文革做法，把政治带到寺庙里面去，我觉得很荒谬。这当然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寺庙中挂什幺东西你没权利干涉，而现在你强迫别人挂一些东西，这就是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种恶行。”
中国最大的门户之一腾讯，也对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进行了转载报道，该新闻关闭了网民评论的窗口，但却保留了“表情投票”一栏，内容是“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心情如何？”点击投票的人数超过16000人，选项包括高兴感动，同情，无聊，愤怒，搞笑，难过，新奇，其中点击愤怒的达到1万票左右。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署名李平的评论表示，“四领袖像将自取其辱，藉张挂领袖像将拥戴的新起点放在胡*锦*涛曾主政的西藏，可能是最坏的选择。一来，中共当局禁止藏民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如今反而连寺庙也要供奉中共四领袖画像，不难想象四领袖画像易成藏民泄忿对象。”
其次胡*锦*涛1989年主政西藏时曾执行拉萨戒严，镇压藏民示威，早已成达*赖信奉者的仇敌。再加上西藏及其它藏民区近期频频爆发示威事件，甚至有僧人自焚抗议。大年初一、初二，四川色达县接连发生冲突，公安开枪，造成至少两名藏人死亡，国际舆论关注。不知胡*锦*涛的慕僚们怎么会选择这样错误的时机。
藏族女作家唯色向媒体表示：“因为现在去西藏的游客也很多，特别是中国内地的人去西藏的非常多。以前他们都不知道西藏里面是有机关的，就是当局是有强迫的行为在里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一到当地一看家家户户都在悬挂国旗，家家户户里面都有毛*泽*东等当局领导人的画像，游客们会以为西藏人是非常热爱中国的，是非常热爱共*产*党的，就会给他们造成错觉，然后就会以为西藏人是爱国的。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一方面对外做秀，一方面对内争得民心，同时取得政策上的作用。”
西藏自2008年发生骚乱之后，冲突仍然不断，当局的高压使得不断有藏族僧人自焚，去年至今已发生十多起藏人自焚事件。有不少前往西藏的网民在微博中表示，西藏布达拉宫附近有许多军警戒备，拍照也会被警告，要求删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为了进一步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搞得草木皆兵的问题？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挪威出手，阻止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内容如下：
挪威媒体披露，由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导致挪、中关系出现波折。挪威打算不支持中国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申请。
据挪威《晚邮报》报道，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挪威权威外交消息人士对该报表示，只要中国当局拒绝与挪威方面进行对话，那么挪威就将很难支持中国希望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申请。挪威外交部没有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博讯 b o x u n.com)
法新社报道说，如果《晚邮报》的报道属实，那将意味挪威在中国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立场上出现重大转变。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在2010年8月访问北京时曾表示，挪威支持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
然而，挪威诺委会2010年底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招致北京强烈不满。北京认为，将和平奖颁发给一名被中国定义为“罪犯”的人是干涉中国内政。自那以后，北京一直拒绝与挪威开展任何高层接触。
北极理事会是一个由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政府间论坛，主要关注于北极地区的环境、原住民、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挪威《晚邮报》指出，中国想要加入北极理事会的初衷是在北冰洋冰川融化的季节开辟一条穿越北极地区的新航路。这条航路一旦开通将大大缩短中国到欧洲的航行时间。
郭将军，‘官员’至今不释放刘晓波，不为刘晓波平反，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愤怒，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倪玉兰女儿赴荷领奖遭逮捕，荷外交部出面和中方交涉》，
2011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中国人权活动家倪玉兰的女儿董璇被禁止离开中国。董璇是在北京国际机场欲登机前往荷兰代其在狱中的母亲接受郁金香奖时被警方带走的，目前受到软禁。
荷兰外交大臣罗森塔尔已召见中国驻海牙大使要求解释。罗森塔尔称，荷兰驻北京大使将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说明。
董璇今年27岁，是倪玉兰和董继勤的女儿。她原定于昨天从北京起飞，经由香港，飞往荷兰，参加1月31日的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的颁奖典礼，替母亲倪玉兰领奖。倪玉兰目前正在中国受审。但董璇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
无法离开北京
董璇说，昨天早上6点多，警察就来敲门并一直跟踪到北京机场，当她换了登记牌后，跟踪的警察联系了机场的一个警察，把她抓到机场派出所。下午一点多，西城分局的警察就又将她带到厂桥派出所，直到晚上7点才放她回家。
董璇说，警方不让她上飞机，也没有给任何理由，并明确说：“你今儿就走不成”。西城分局的警察也说：“你就不能出北京，我们会派人24小时跟着你”。
董璇说：“我这次的最终目的地也是给我母亲领奖，但是现在看来去不成了。他们都不让我离开北京。”
澄清
荷兰民主66党（D66）领袖佩赫托德（Alexander Pechtold）早于本周三就要求罗森塔尔就倪玉兰女儿董璇在北京国际机场被捕的媒体报道作出澄清。
去年，应倪玉兰最亲近的家人的要求，罗森塔尔比往常推迟宣布了倪玉兰获奖的消息。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通常都是于每年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颁发。
空椅子
负责甄选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得主的独立评委会的主席Cisca Dresselhuys称，罗森塔尔于周三告知她董璇被捕的消息。Dresselhuys女士表示，她对此深感震惊，但颁奖仪式将按原计划进行，即使她将不得不“对着一张空椅子说话。”
该奖评委会一直都会考虑将该奖颁给一位异见人士是否将促进他的事业还是会带给他危险。在此次情况下，评委会先咨询了倪玉兰的亲属和律师，然后才决定她应该被授予该奖。“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实际上就做了中国政府希望你做的事：对异见人士保持沉默，”Dresselhuys表示。
杰出贡献
自2008年起，荷兰就将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颁发给对争取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为一名律师，倪玉兰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肆意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宗教自由人士、异议人士、信访举报反腐维权人士、针砭时弊人士、帮助弱势群体人士等人士，恐吓老百姓对此噤声，国际社会实在看不下去了的问题？”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新闻《除夕200名访民北京南站散步抗议被关久敬庄》，内容如下：
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年三十的中午11点左右，北京南站有六名女性访民手举上访材料喊冤，很多访民在旁边围观，引来警察干预后收起材料，这些警察对她们也表示同情，警察当着访民们的面抱怨，称胡温治国无方，贪腐盛行，让警察也过不好年，老百姓无家可归。
大约12点左右，这些访民开始在南站附近公路的斑马线上散步抗议，当时有七名警察阻止大家不许继续走，但人数众多，无法制止，后又赶来六名警察，共四辆警车还是无法制止访民们的抗议行为，于是，警方调来2辆大型客车将抗议的200多人抓进久敬庄关押。
据当时也被关押在久敬庄的广东韶关访民林龙华说，被关押的有江苏、上海、安徽、重庆等地的访民。当日下午，各地驻京办人员陆续将访民们接出久敬庄。林龙华被当地驻京办接出久敬庄后，雇佣黑保安将其押到江西境内后释放。
林龙华因2000年司法判决不公而上诉上访，在十余年的上访过程中，人身自由权被多次侵害。因为上访他被行政拘留2次，关黑监狱2次。还受到“如再上访就会劳教”等威胁。2007年，警方构陷他是法*轮*功，又称其家中藏有管制刀具（家中只有做饭用的菜刀），在被关押40余天后，公安局法制科将案件撤销。林龙华要求警方依法承认错误并给予国家赔偿，法院即不立案也不驳回起诉，至今事情不了了之。
郭将军，除夕200个散步抗议的访民全部被抓、被关、被遣送，没有那个‘官员’会关心这些老百姓的冤情，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7日新闻《北京久敬庄春节冲突，两访民自杀抗议》，内容如下：
据悉，2012年春节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方一百多访民在北京‘去温*家*宝处拜年’。被警方截访后，送到久敬庄分流中心。中午，晚饭每人只发两个包子。被关进屋内没人理,直到晚上八时多,门内闯进一伙高头大汉,闯入到安徽籍人群里将两名男子倒拖出门，后又冲向人一群女人之中见人就抓，引起群体反抗。屋内外的访民抗议。呼喊着：砸烂久敬庄，严惩黑保安，清除黑社会。
双方互对峙一个多小时，准备打架。两名妇女被逼割腕自杀抗议,另有几十人同时呼叫110报警。在此情况下，这群黑保安才急忙离去，走时还说你们小心着，迟早会打死你们这些上访人的。事件持续长达一小时之久，不见分流中心平时对访民喝五喝六的警察干预。
在场陕西省信访局骆处长、宝鸡市信访局驻京人员小贾、太白县信访局鲁局长、公安局姓任的驻京警察，他们无一人上前制止，只对陕西的访民说我们不要参与。
郭将军，进京上访被抓进久敬庄，在久敬庄黑监狱遭受劫访（截访）和虐待，导致访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26日《媒踢爆北京核事故 官方辟谣引恐慌》，内容如下：
25日，日本媒体报导，北京郊外的快中子反应堆实验炉（CEFR）在去年10月发生事故，直到现在仍处于停机状态。事故原因不明，中共政府至今没有公布这一事态。其后，大陆媒体引用“该设施设计和运营单位”的负责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的话“辟谣”，称日媒报导失实。
各路人士纷纷在微博上转发此消息，使其迅速成为微博议论热点。北京作家蒋方舟表示，转发是为了求证、求辟谣。民众表示，官方“越辟谣越令人担心。”
日媒的报导称：“这一消息来自韩国核电人士，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调查后在24日确认”。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朝日CS卫星电视主持人叶千荣在微博上转发此消息，并附报导原文链接。
据大陆媒体报导，万钢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是中国核事业的发祥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坐落在原子能院。中国的第一座快中子实验堆也坐落在该院，中国实验块堆非商业发电所用。核反应堆于2010年7月达到项目验收目标后，处于冷停堆工况。2012年第二季度重新开堆运行......
官方辟谣反引恐慌
对日媒的报导，中共官方立即“辟谣”，称系严重失实，引起各界反弹。大陆前资深检察官，司法考试辅导著名专家，众合教育独家签约名师邹建章表示：“说心里话，看到辟谣以后我反而有点紧张了。”
北京丰台区人士“矮丑穷搓”：感谢日本政府，我知道有发生过事故了。
《大众预言》杂志微博转发日媒报导。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微博表示，关键词：北京郊外有反应堆，开过，停了，今年重开。加拿大一名华人通过微博发表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官方辟谣了，北京还真有核反应堆。”
北京海淀区人士表示，越辟谣越让人担心。看标题就毛骨悚然。
北京西城区市民发微博说：“天哪，没想到北京还有这个，征求过人民意见吗？还评价别的国家呢，却把危险放在一个人口那么集中那么庞大的城市，坑人！”
北京作家蒋方舟微博还表示，话说空气好像也是那段时间突然恶化的……
有人回应称，去年公布的10月北京周边天气和监测有异常吗？得去查查看。
河北廊坊民众表示：如今不怕谣言，最怕辟谣。很多人表示有同感：官方辟谣更令人恐慌。广州人士“吾系蠡麇翻”表示：“这是一个辟谣比谣言更可怕的年代。”
四川成都“春秋将军”表示：“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基本上是没有了。什么权威发布都是扯淡的，官方越说没有的事，老百姓一定会认为有，如果官方都说有了，那肯定是出人命了。
《北青报》办公室，北京自协常务理事田里有禾，转发《北京科技报》总编辑童庆安的微博：“有关民用核设施的设置和安排应有妥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否则易引起公众恐慌和不安，还有可能造成说了人也不信的效果。”
郭将军，为了‘维稳’，官员一贯对事实真相进行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辟谣’，从而引起社会的恐慌，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01月27日新闻《‘党报’再驳美NGO：为西藏牧民建房何以侵犯人权》，内容如下：
此前报道：人民日报驳斥美NGO对中国人权指责：请观察下自己
给老百姓修建住房侵犯了什么人权？
近日，“人权观察”这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中，不乏对中国人权状况指责和声讨的个案。作为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报告》中“中国政府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高达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迁至他处”等语句百思不得其解。改善农牧民群众居住条件，并深受欢迎的“安居工程”，被“人权观察”“观察”后，怎么变成了违反人权的行为？
话题还要回到2006年。鉴于西藏农牧民群众的住房普遍比较简陋，且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改善住房有强烈的愿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全力抓好以游牧民定居、扶贫搬迁和农房改造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的重大决策，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使全区8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房屋。与此同时，这项工程也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视为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新华社对外进行了发布。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西藏的发展问题，而且将主要精力用于西藏农牧区经济的发展和农牧民民生改善问题的研究。我们从1990年开始，在西藏拉萨市和山南地区选择了4个农村社区（分别为拉萨市林周县、曲水县和墨竹工卡县的查巴拉村、春堆村和伦布岗村，以及山南地区扎囊县的扎西林村），进行了20多年不间断的跟踪调查，与此同时，笔者还多次接受西方国家学术机构的委托，对西藏其他农牧区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我们将用亲身的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对“安居工程”及《报告》结论作一个解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报告》所谈及的“将高达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迁至他处”，既不符合基本常识，更不符合基本事实。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西藏已实现定居的农业和半农半牧人口为185万人，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61%。一个直观的基本事实就是，这部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仍生活在他们祖辈生活的社区，根本就没有迁移或者重新安置。比如在拥有102户的春堆村，2010年完成了安居工程的建设任务，其中，90多户在原址重新修建房屋，其余农户在本村选择新宅基地自己建造了新房，还有两个贫困户认为自己原来的宅基地风水不好，政府出资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在其新选的宅基地上建造了新房。
西藏自治区在实施安居工程的过程中，除了大量的农房就地改造和重建外，也进行了一定数量的农户异地搬迁。搬迁最多的人群就是居住在大骨节病和大脖子病多发地区的农牧民。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西藏自治区已经完成对大骨节病发源地的4000个农户进行了搬迁。2007年冬季，我们参加了一个大骨节病考察组，当我们路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一个大骨节病多发地的时候，闻讯赶来的500多名藏族大骨节病患者在严冬里赤着上身，在道路两旁排着长队等候着我们。他们迫切希望政府帮助他们远离病源地，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目前，四川省已通过类似于西藏的安居工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此外，西藏自治区还通过安居工程实施了扶贫搬迁。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扎囊县德吉新村，全村108户712人均来自贫困地区。在新村建好初始，政府动员几十户搬到德吉新村，其余的农（牧）户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观望等待，确认了新村可以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后才将其家庭成员分期分批陆续迁移过去。
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西藏在过去6年实施安居工程的过程中，迁移至他乡的农牧民人数超不过15万人，总数也不到总人口的5%。《报告》中说的80%这样庞大的一个迁徙比例，不知有何根据？
安居工程上马初始，政府委托西藏地方的建筑设计师，根据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设计了几十套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的建筑图案供农牧民选择，通过安居工程为农牧民改造或重建的建筑均为藏式建筑风格。2006年，安居工程一经推出，就深受农牧民的欢迎。我们在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扎西林村五金村长家借住期间，在拉萨市林周县春堆村扎西丹巴村长和其他两个村村长家调查期间，均见到农户希望村长能够帮助他们拿到安居工程的指标，此外，还有一些当年拿到安居指标的农户希望将其新的安居房建在公路旁边。与我们交谈过的农户不下1000家，没有一个农户反对安居工程。道理很简单，政府补贴帮助人民建房，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容置疑的大好事。
近年来，还有个别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学者对西藏自治区在游牧地区实施的安居工程颇有微词，认为西藏保持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保护西藏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这可能与《报告》特别提到对西藏游牧民搬迁的态度一脉相承。
应该注意到，西藏的牧民只是在水草旺盛的夏季才进行长距离的游牧。在漫长的冬季，他们驻扎在海拔相对较低，离公路相对较近的冬季牧场。政府为牧民提供的安居房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特点。截至2010年，西藏自治区已经为30000个牧户建造了舒适温暖的安居房，而且大都分布于牧户拥有的冬季牧场附近的交通沿线。此外，住进安居房的牧户在夏季仍沿袭着长途游牧的习惯，与以往不同的是，游牧队伍中已经少了许多学龄儿童和失去劳动力的老人。老人和小孩留在定居地。
过去，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冬季，他们中大部分不是住在牛毛帐篷里，就是住在用石头和草皮垒砌的被当地老百姓叫作“冬窝子”的居所里。西藏民主改革前，他们的平均期望寿命不足35岁，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30%。政府在他们靠近交通沿线的夏季牧场，建造温暖舒适的安居新房，让孩子有学上，让患者有医治，让老者不再颠沛。如果只关心他们的独特生存方式，但不关心他们经历的痛苦，不仅不人道，更谈不上什么人权。
此外，我们经常看到国外人权学者对安居工程的议论，说把农牧民搬迁后，生活设施不配套，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也有议论说搬迁后没有必要的生活资料，欠银行或者亲戚朋友很多钱，因此，搬迁后老百姓变得更加贫困了。我们驻村调研的情况是，政府通常在老百姓建房后较大规模推进当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或者鼓励农牧民向交通便利、水电等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学校、医院在定居点建设起来，由商务部推行的“万村千乡工程”（超市进农村）也大面积惠及这些社区。政府加大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搬迁后的居民耕地得到了保障。例如，在德吉新村，搬迁前人均耕地0.8亩，搬迁后人均得到耕地2亩，为了解决水利灌溉，2006年政府花了1800万元修提灌站，2009年又花2100万元更换了设备。同时，我们还看到，在交通比较便利的社区，年轻人大量在非农产业实现了就业，做生意，跑运输，开餐馆，当领班的人在德吉新村都出现了。过去，他们的祖辈没有一人从事过非农产业。在实施安居工程中，当时的办法确实是“政府补助一点、自家出一点、银行贷一点”，虽然有些农户向银行贷了款，我们实地了解的情况是，没有一家因为借了银行的钱而陷入贫困的，政府多次补助贫困群众解决贷款偿还的问题。
政府为了老百姓的生存安全，健康安全和改善民生，在充分尊重人们意愿的基础上，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住房条件，或是对其重新安置，这是政府的基本作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是无可厚非且深受人民拥戴的事情，但为什么经过总部设在纽约、自称尊重人权基本标准的人权观察组织的观察后，其结论完全违背基本事实和基本常理？如果不是资料来源严重失真，那只能是别有用心。
对此，网友评论：‘党报驳错了，国外说的是强拆，不要自欺欺人。’‘打着改善居住环境的幌子，来强迫百姓拿出毕生的积蓄，住楼房，来拉动内需，拆的过热了，引起了物价过大的涨幅，受害的就是百姓，假如拆了不用老百姓自己花自己的积蓄，免费提供住所，像俄罗斯一样政府免费给盖房，那才是改善民生，改善居住环境。其实这是一种隐性的强迫消费而已，多少人倾家荡产只为了住房？多少人失去生命或残疾为了住房？’‘不管怎样，强制别人做事就是侵犯人身权利，这帮人心理就没有法律意识，还好意思在党报上发表！’‘能免费盖房吗？妈的，你们盖的房比拆我的房价格翻十几倍！我买不起啊，难道盖得房是给我们看的吗？’‘我愿意住帐篷，我愿意用酥油灯，我愿意烧牛粪，我愿意迁徙，我几千年就这样生活，你管的着吗？’‘2006年政府花了1800万元修提灌站，2009年又花2100万元更换了设备。这样的花钱？’‘当年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城市居民全部赶到乡下去，大概也是为了让他们吸收新鲜空气的吧？’‘你们说好与不好都没用，老百姓呢？愿意吗？’‘游牧民族为啥要定居？当然是侵犯人权了！’‘谁还信呀！’‘我感觉国外说的是强拆的多一些，西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咋还是沿用半个世纪以前的老套啊，继续忽悠！’‘如果你做得光明正大，无愧于心，对于别人的批评，何必狗急跳墙地反驳？！’‘俺现在住的是俺爸,俺爷,俺太爷,俺太太爷......住过的地方.等搬进了楼房,能不能等俺有了孙子,重孙子,也能住啊......新农村就是把人集中,把土地集中,最后就是一个字钱.买房的要交钱,买地的也要交钱！’‘老百姓心知肚明，希望新中国快点来到！’‘无家可归啦:房子一砖一瓦从选材到设计房屋、盖房哪个不是花了心思的。盖房子花了多少心思、多少精力！！！！累的吐血盖的房子，你不说一声上去就拆，丧良心！！你们强拆我唯一家.你们当官？有多少套房子！’‘你驳什么驳啊？只要中国老百姓认可你就可以了。身正不怕影子歪。’
郭将军，‘官员’对正义的呼声和谴责一贯就是‘辟谣’、‘驳斥’、‘反对’，从来不会从民心民意出发迅速反思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工作步入正确轨道，而是将错就错和错上加错，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消极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消极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消极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官匪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人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名义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警惕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平反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恐吓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恶霸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轨道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消极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警惕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消极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消极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消极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消极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官匪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人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名义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警惕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平反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恐吓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恶霸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轨道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消极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警惕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消极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警惕老百姓有伸冤平反的想法和行为，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通过强硬打压百姓伸冤平反而使老百姓对伸冤平反感到麻木或失去信心，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源自红星在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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