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79：关于宪政社会主义谎言，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谎言，有组织有预谋谎言，人权改善谎言，访民在国家信访局撞门自杀，诬陷正义网站里通外国，海门涉外媒者非抓不可，涉嫌围攻摄像头，恶霸村官，绝不为彭宇翻案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这是2012年1月15日 网友委托我转的留言，内容如下：
尊敬的郭将军您好！河北省霸州市辛章办事处策成一村，我们这里的干部，他们欺下瞒上，无视国法，随便买卖土地，随便拉土卖土，钱他们私分，他们还谎报人口，不准百姓上访，贪污国家发的粮食补助款，乱发奖金，等等。我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简直和土匪一样。他们这样为非作歹，就没人管了吗？期待着郭将军为我们主持正义！
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时评《‘有组织、有预谋’正名》，内容如下：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一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它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它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二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3.14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它人、其它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它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三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四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它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郭将军，‘官员’对异议人士、追求民主信仰自由人士、信访维权人士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的正义人士等人，通过攻击其‘有组织、有预谋’而对其进行打击和镇压，从而禁绝一切自治性组织，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对于‘官员’惯用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谎言，请问您怎么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时评《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中共宣称它不采纳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就是不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中共一党专制恶名昭著。这一点，中共自己也很清楚。十七大刚闭幕，中共当局就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饰一党专制的凶恶本质。全文共一万五千字，充斥着空话与谎言。在此我不妨略作批判。
白皮书声称，"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是十足的诡辩。中共无非是用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而已。这并不等于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否则，你是不是要说三、四百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呢？今天，能称得上人民的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获得人民授权。至于说"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人家民主党派在57年提出轮流坐庄，你共产党就把人家打成右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还要逼迫人家民主党派说是自愿选择了你共产党的领导。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蛮横的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压制，民主党派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政党。它们不但不允许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共产党竞选，甚至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它们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归共产党的统战部管，小至吸收党员的数量，大至确定党的领导人，都要经过共产党，而且尽人皆知，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本来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他们去对外冒充民主党派去控制民主党派的。
白皮书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两段话很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世界上有很多种政党制度，而中国则有中国自己的一套政党制度。对此，我有必要多说几句。
严格说来，世界上并没有不同的政党制度。比如说，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两党制，也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多党制。平常有不少人说美国是两党制。其实这话不准确。翻遍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宪法修正案和其它法律文件，你都找不到有哪一条规定美国实行两党制的条文。事实上，美国也远远不是只有两个政党，例如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除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多尔外，还有改革党的候选人佩罗；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又有绿党的纳德。其实，在民主国家，政党不过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一种自然结果。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公民为了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竞选公职，分别组成不同的政党。民主国家对政党的数量并没有限制。至于说在有些国家主要是两个党在竞争，有些国家则是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在竞争，那并不是这些国家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那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了不同的选举制度。一般来说，在实行单一选区制的国家，容易形成两个党竞争的局面，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则更容易形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竞争的局面。
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不过是在政治领域内，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政党，就自然会形成所谓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共宣称它不采纳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就是不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在于是否要结合中国国情，问题只在于要不要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才是中共白皮书的要害所在。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无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新闻《南京官方称彭宇承认与当事人发生碰撞，赔偿1万》，内容如下：
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
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针对舆情反映，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真相
刘志伟综合当事人陈述和法庭调查，向记者介绍了“彭宇案”的基本事实。
2006年11月20日9时30分 左右，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等车时，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徐寿兰急忙跑向后面一辆乘客较少的公交车，当她经过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26岁的小伙子彭宇正从这辆车的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急于转车的彭宇先向车尾看了一下，再回头时发现摔倒在地的徐寿兰，随即将她扶起，并与后来赶到的徐寿兰家人一起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经诊断，徐寿兰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施行髋关节置换术，费用需数万元。此时，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先后报警，但未能达成一致。2007年1月12日 ，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指认他将自己撞伤，并索赔包括医疗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6万元。
当年4月26日，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辩时，没有说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担责任。”6月13日 第二次开庭进行法庭质证时，彭宇在答辩中表示：“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当被问及把原告扶起来出于什么目的时，他回答：“为了做点好事。”在得知原告申请调取的事发当日城中派出所接处警的询问笔录已丢失时，他对由当时处置此事警官补做的笔录提出异议，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和媒体反映这一情况。
7月4日 ，彭宇主动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希望媒体关注此事。该版主立即用短信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十多家媒体和网站记者。彭宇于当日向鼓楼区法院提出准许新闻记者采访庭审的申请。
7月6日 第三次开庭时，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相撞。由于事发当日接处警的城中派出所将对彭宇的询问笔录不慎丢失，在法庭上，该所便提交了由原告徐寿兰儿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询问时，用手机自行拍摄的这份原始笔录照片，以及据此誊写的材料，其中主要内容是彭宇陈述2人相撞时的情况。虽然该照片显示的内容已经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确认，但由于其来自原告的儿子，因而受到彭宇及旁听庭审的媒体记者质疑。
9月3日 ，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相撞事实，其主要理由：一是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原、被告相撞证据（接警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警官证词等），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二是由被告申请的证人，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只看到被告扶起了原告，也就不能排除此前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三是被告本人在接受警方询问和第一次庭审时，并没有表示自己是见义勇为，也没有否认相撞的事实，只不过不是“撞人”而是“被撞”，因而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同时认为，虽然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但由于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也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因而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双方均不具有过错。依据民法通则按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原则，判决被告彭宇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给付原告徐寿兰4.5万元。
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京市中院于当年10月初进行调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均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这些新证据为澄清事实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误读原因
刘志伟说，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追踪“彭宇案”的演化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确认相撞，由彭宇分担一定的损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使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
从南京中院在一审判决后查找到的当事双方报警记录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在随后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双方更详细地说明了各自在碰撞时的行态、动作、感受，且能相互印证。一审法庭调查在找不到碰撞瞬间的目击证人时，警方在事发第一时间的询问笔录就是一个重要证据。但这份笔录被接处警的城中派出所在该所房屋维修过程中不慎丢失。正因为此，彭宇在以后的庭审中一直坚持“无碰撞”答辩。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其二，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从一审判决看，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200多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给付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赔偿款”。这些不恰当的分析推论，迅速被一些关注彭宇案的媒体抓住、放大，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由此不断升温的报道将对此案的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在道德追问中忽略了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此案“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频频见之于报端、广播、荧屏等传媒的“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
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据了解，“彭宇案”在一审期间，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连续报道，包括原、被告及法官等当事人均不堪其扰。徐寿兰老人因摔伤行动不便，在家养病的她不断接到陌生人的谩骂攻击电话，指责她“诬陷好人”；蹲守在她家门口的记者，一次次强行将话筒递进来要求采访。彭宇面对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和来自各方的诘问，也深感烦恼。因而双方在南京中院二审组织的庭前调解中，均提出了不再向媒体披露此案信息的要求。对此，虽有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允许当事人不公开民事调解协议的内容，但对及时公布、解析已被误读的彭宇案真相，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鉴于此案近期又被引起高度关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前，南京政法部门事先征求了有关当事人及亲属的意见，他们同意公开此案的相关情况，但同时希望不要引起新的炒作，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
深刻教训
刘志伟表示，“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首先，应高度重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法院调查的原始证据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发生相撞的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据此判决的结果是适当和正确的，二审之前当事人达成庭前和解协议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审理中出现警方丢失询问笔录等关键证据，一审判决说理、表述不当等问题。虽然相关人员在事后给予了停职、调离和警告的处分，但加强政法队伍制度建设和思想业务建设仍刻不容缓。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导作用，要把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机融入司法裁判全过程。
其次，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彭宇案”被误读和放大的负面效应，既有办案部门操作环节的失误，也反映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为此，要在全社会树立昂扬向上的道德风尚。南京近5年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其中，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为市民耳熟能详，尊为楷模。南京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逐步在全社会营造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道德环境。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倡导公民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应本着包容平和、互谦互让的精神，更多地通过调解、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也更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对此，网友评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抓住撞原告的人！200是赔偿款！口供不慎丢失！亮点啊！神马才是事实啊！？’‘经过四年的努力，南京政府做了大量的和谐工作，终于，可以说彭宇撞人了。政府真伟大，和谐的力量真伟大。四年了，整整四年了！终于我们明白真像了。相信再过四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有政府呢，怕啥呢。’‘你们是政府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也有不信的权利！我嘞了个去！真TMD（他妈的）以为自己说的就是真理啊！这脑残的货是谁把他放出来的！’‘某政权不要脸到极点了，现在连一审判决书都想推翻，还TMD（他妈的）证据充分，证据你一脸！’‘道德底线的再一次抨击，中国的老人摔倒就等死吧。’‘这个社会目前的形态是老百姓都已经过河了，而我们的政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官员时不时的还浑水摸鱼。’‘如今最不可信的是官方的嘴。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不信了。’‘任何消息在未经官方出来辟谣前都不能相信：现在我真的相信彭宇是被诬陷的了！！’‘怎么会丢失证据，你们当公众是傻瓜吗？你们自己的屁股就不端正，还指责‘公众道德滑坡’？’‘忽悠，接着忽悠。现在的政府就是屎屎屎！’‘他不是这么个事儿。判决理由的荒诞，简直令人发指，不是结果，而是判决。’‘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说我是信呢？还是不信呢？一个故事可以编4年，这效率也忒TM（他妈）低了。’‘又出来骗傻子了！’‘当初如果承认撞了，判决里为什么不公布？如果没承认撞，判决就不该成立！根据当时的证据，判决不该成立，这点毋庸置疑！’‘彭宇真可怜，被承认了，可怕的社会。’‘现在的政府已经搞笑到这种程度了。’‘真相只的一个：那就是在中国政府说了算,说你撞了就是撞了。’‘政府啊，你就这么赤裸裸的为了自己的公信，去愚弄我们这些老百姓吗？肮脏，无耻！’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视人民群众如虚无，自说自话，自上而下设计逼真‘证据’和逼真‘事实’，进而对事实真相进行‘辟谣’的问题？”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时评《话说中共的‘人权改善’》，内容如下：
中国的人权有改善吗？
长久以来，中国的人权记录极不光彩，一直为西方民主社会所诟病。虽然近若干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比毛泽东时代有了一些的改善，但以《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以及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相比，则相去甚远。即使不与民主国家相比，翻开自己国家的宪法，看看那上面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文规定，再对照一下现实，就知道纸面上的文字是一套，而实际执行的又是另一套。
长久以来，大陆忌谈人权，甚至连提起“人权”这两个字都好像犯了忌讳，恰如一个秃子忌讳听到别人说“电灯泡”一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大陆竟也办了一份《人权》杂志。这好象是个好消息，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或者将会有一些改善呢？就在这份杂志创刊的同时，当时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为此刊物的创刊所发的贺信又使人们感到从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李鹏在信中说：“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的不同，不同国家和人民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又说“要求所有国家赞同一种观点，接受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李鹏认为人权会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标准，人权不具有普遍性原则，而且也决不准备接受普世所认可的人权标准。如此说来，李鹏的人权观与普世所认定的人权观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当然知道李鹏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这些谬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有什么颜面来谈论人权？！而可以预计的是,这份杂志所刊载的文章也只能是体制内的伪专家循着李大人的指示胡乱发些议论而已，它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绝无补益。
笔者不是人权理论的研究者，在这里也无意就人权的定义和理论花费太多笔墨，只是想就大陆的人权状况做些议论，发些感慨而已。
按一般的理解，人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似应包括生存权以及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社会进步到了今天，各个国家的宪法中似乎都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比如，选举与被选举、信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游行以及人身与个人财产，乃至个人尊严不受侵犯等等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共的人权记录的确是不光彩的。中国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操纵在中共党的手?堙A尽管世界各国都呼吁中共给予百姓参与选举的权利，但中共害怕由于民众参选而导致大权旁落，始终无视外界的强烈呼声。从若干年的实际情形来看，老百姓对选举似已麻木，老百姓不是对选举不感兴趣，而是感兴趣又有何用？而其它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就更难保证。比如，带有政治色彩的结社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中国民主党刚一成立即被定为非法组织，发起人至今仍被关押在监狱中。又比如言论自由，你如果发表了反对共产党的言论，那就必然要被治罪，而且宪法就规定中共是主导一切的，一次反右运动就纯粹由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没有看出共产党的“阳谋”，善意地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导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更不要说异议人士了，他们能在中国立足么？在大陆，执法部门任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至于游行、罢工，如果发生了，那么组织者绝对脱不了干系。
中共对于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常回应说人权首先，或主要是生存权。这种说法也许并无什么太多的错误，但绝对不能以所谓的生存权而抹杀掉人人应该享有的其它民主自由权利，人们当然记得“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更何况中国在保证人的生存权方面尚有着太多的问题，三千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的生存权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千多万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的生存状况也并不乐观。
记得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有一首歌的歌词唱道：“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生理上的“呼吸”都是自由的，但在前苏联，政治上的“自由呼吸”却是不允许的，那么多的反对派及“持不同政见者”的被杀戮就充分证明人权的真空状态，哪还能自由呼吸？而在中共建政前广泛传唱的一首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最后唱道：“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然而，到了1980年代却将歌词中的“向着自由”给改掉了，这就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对自由害怕到了这种状态，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其实，在任何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都不可能保障大众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
李鹏信中的观点如果不是对人权问题的无知，就是故意掩盖他在人权问题上的恣意妄为。但世界的民主潮流总是向前发展的，相信在整个世界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会逐步改善。这倒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将军，直到近日，‘官员’依然执行‘中国特色’的人权政策，而拒绝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于这种人权谎言状况，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2日 时评《郑酋午：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为专制主义披上华丽外衣》，内容如下：
摘要：斯大林式“集权社会主义”、希特勒式“国家社会主义”、毛泽东式专政社会主义、卡扎菲式“大众社会主义”等等各式社会主义都已经失败，邓小平式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危机四起。某些体制内学者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在为专制主义披上华丽外衣。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一
从现在来看，权力不受制约的斯大林式“集权社会主义”、希特勒式“国家社会主义”、毛泽东式专政社会主义、卡扎菲式“大众社会主义”等等各式社会主义都已经失败，邓小平式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危机四起。现在世界大潮是实行宪政民主，尊重人权，保证公平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一些“中国特色派”学者，为了挽救中共，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华炳啸 教授是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2011年12月3日上午9时 至晚7时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经济观察报社等单位主办的“2011中国改革峰会：现状与未来”（主题是“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大会上以《论宪政社会主义的建设性改革路径》为题作了发言（在发言中因时间关系只讲了核心观点）。中国治理与选举网（2011-12-30 ）发表了作者为准备会议发言而提交的论文。在文章中，华炳啸系统地阐述了宪政社会主义理念，粗线条地勾画出了一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图景。应该说，他的探索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消极的方面大，因为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质上也只是为一党主权的专制主义披上华丽外衣。
（一）华炳啸 教授探索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探索的积极意义是，比如，他说：“宪政社会主义就是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阶级鸿沟'和‘专政暴力国家'的最终消解为目标。可见，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宪政民主，发育公民社会，促进民主宪政化、国家社会化、社会自治化、主体自由化，是宪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核心价值就是公正与平等——这里所说的平等首先包括平等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的宪政就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依据良宪，实施宪治。人民主权原则、公意立宪原则、共和治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终极自由原则等核心要素有机构成了良宪的内在尺度，宪政信仰与宪法至上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宪政平衡原则和竞争性选举原则等核心要素构成了实施宪治的条件。”在这里他提到，宪政民主、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竞争性选举、保障人权自由、公正与平等等，这些都是对普世价值的中国式表述，虽然这对现代文明型国家的公民来说已是常识，但对我国在党国体制下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特别是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即第三个问题：宪政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是什么中，主张在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引进了竞争机制，比如，他说：“在治权竞争层面，由执政党党代会经过党内民主程序推荐提名两个执政候选团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竞争。”“在民权参与层面，多元众意型政团通过选举获得众意代议机构议席，并利用这一政治协商民主平台，通过多元利益表达与民主审议，实现参政议政、民主协商，从而彰显民权。”“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民权机关，公民通过人大代表竞选与人大监督直接或间接行使民权。”“所谓四大关系，是指要实现党内关系功能适应化（适应国家宪政民主化要求实行党内功能模块分工）、党政关系宪政制度化、党际关系功能互补化（公意型执政党依宪民主执政与众意型参政党依宪民主审议）和党群关系民主化（如党的总书记由党内差额提名经由全国人大竞选程序首先成为全国人大主席也即国家主席，然后再被党内认定为党的总书记，从而制度性地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要实现这‘四化’，就必须研究制订《政党法》。”在这里他主张全国人大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和中共的总书记）进行党内差额提名竞选，在政府层面，由执政党党代会经过党内民主程序推荐提名两个执政候选团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竞争决出结果、人大代表由竞选产生以及政协也通过各政团选举获得议席，等等，这些具体的建议，对于保守的我国思想界能起到解放思想的一定的领引作用。虽然这样的研究以探索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但由于囿于个人理性的局限与我国现实条件的局限，错谬在所难免。他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促使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型文明，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走出政治困局，力促中共永保政权。所以，他的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也只是为一党主权的专制主义披上华丽的外衣。
（二）没有必要为已死亡的社会主义贴上宪政的标签华炳啸 教授认为，“宪政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为指导，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与社会解放问题。”“‘宪政社会主义’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趋成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宪政民主道路上获得新突破、新发展，并使这种‘中国特色’概念由模糊变得更趋明晰，更具有确定性并能赢得广泛共识与认同，更加凸显其具体的规定性与内在本质。”“宪政社会主义是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与汲取世界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新结晶，是对“中国特色”实践内涵的新概括，并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新突破、新发展。”总之，无非就是宪政社会主义跟社会主义密切相关。但问题是，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社会主义已死亡，请问：有必要为社会主义贴上宪政的标签吗？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 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于1874年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它主要是关于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从资本论第一卷里我们能够将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1)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所有制；(2)假定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3)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中，还提到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进行。
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实践是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尝试开始，二战前，在欧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加了政府或单独执政，在二战后的六十多年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都进行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施行福利政策，凡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包容的福利国家，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样一种范例，但结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普遍缺乏效率，所以只好开辟新路，即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不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实行公私混合经济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现在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世界革命”无望更无果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现在世界上真正实行马、列、斯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古巴和朝鲜。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严重问题，比如，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官僚主义严重泛滥、严重腐败、缺乏效率。现代世界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以私人和私人集团产权占有为基础的公、私混合型的经济。
我国在将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也已在国有制占有一定比率的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企业为一定比率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并存的一种经济制度，或某一特定社会制度下经济体制中各种不同因素的混合。现代世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实际上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因为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已经死亡,现代的世界是以混合经济模式为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社会主义作为招牌贴上宪政标签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三）一党主权实际上是对人类公理的践踏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华炳啸等的制度设计，其目的不是为了实施国民主权而是为了实施一党主权。比如，他说：“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宪政共和体制，实现包容性政治发展。”“在坚持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前提下，必须全面改革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使其在宪政体制下合理分权、适度放权。”“而这种政策竞争既不同于政党竞争，也不同于无原则的以政治人物或宗派组织利益为核心的宗派斗争。我们不能搞政党竞争，也要反对宗派斗争，但必须创造制度条件保障和规制政策竞争，通过党内民主程序和人民民主程序的有机复合，努力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政党政治是‘公意-众意复合型’的政党协商政治，即执政党与参政党合作协商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中国共产党是以‘三个代表’为建党原则的公意型政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最大公意，而参政党则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多元众意，属于众意型政党。”“在支持政治变革的阵营内部，又存在着激进变革力量与稳健变革力量的博弈，也即我们常说的革命正在与改革赛跑。激进变革力量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而稳健变革力量主张由宪法性法律规制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实行公共政策竞争和基于人民同意的政府治理，实行基于公意与众意的多元共治。”“在施政层面实行共产党党代会差额推荐提名两个执政团队进行公共政策竞争的竞选组阁制，实行治权竞争型民主，启动‘治权为民所授’的国家治理授权程序，由人民在政策竞争中做出最后的选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从文中摘引的这些话来看，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想方设法使到危机中的中共的一党主权永固化，即是说，如何设法让中共永远执政。
显然，这既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现在世界上已有90%以上的国家实行了国民主权，民主制度已是世界唯一受到尊敬的制度，作为政治学学者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却在主张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东西，不是很可笑吗？一党主权就是在政治上给中共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其它国民遭受奴役，没有公平正义，这是完全违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的。显然，这也是违背世界公理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已是公理了。现代民主理论正是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宣示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毋庸质疑的信念之上的。《独立宣言》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在“人人受造于上帝”这个意义上，人人才是平等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因为从来就没有接受西方的上帝的概念，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也就无从谈起，在西方人看来那些天经地义的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在中国人看来也就同样没了可信性。
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内战后的《解放宣言》，确立了历经几百年至今不能被人所撼动的西方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品牌口号或理论旗帜被说成是“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以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理论为基础，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管辖权;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组织，有组织就意味着有公共权力，这就需要人人出让部分主权，当然这需要主权者的同意，同意最文明的表示就是公民自由投票。国民主权和人权的逻辑就是如此，这种逻辑推演出来的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其前提是否可靠。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如果进化论站得住脚，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人是进化来的，就没有在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如果“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站不脚，那么国民主权的推论也就站不住脚。这需要我们重新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的正确性，这是一个世纪难题。
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多次提到的“人的尊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国际人权法里，“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是个极为醒目的概念。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就说明在世界人权法中的具体人权名目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人的尊严”本身。尊严是指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它人所尊重。作为平等的内涵是这样解释的，即，这种平等是特指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不是财富平等，不是信仰相同，不是民族无差别，不是身体无好坏等等，而是存在着的每个个体，他们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因为人有尊严，就应该在权利上人人平等，如果不平等，有统治与被统治，就意味着人的尊严的丧失，如是统治着，那就意味着只有霸道和傲慢，如是被统治者那就意味着只有被凌辱和被践踏。华炳啸等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为了一党主权永固，而一党主权意味着这个党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这实际上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公理的践踏。
（四）主权在民论已无法抗拒在国际法上的国家四要素中有一个重要要素是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在现时代来讲仍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个主权由谁来掌握？是君王还是某一个党或是国民？
我国历史上下也有五千年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历了 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两个阶段。君王主权从我国夏朝开始到满清灭亡结束，一党主权是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1928）年开始到现在。君王主权国家和一党主权国家是人治文明型国家而不是法治文明型国家。
世界上有的国家在 君王主权之末期，比如，英国，君王为了适应时代潮流，并保留传统，对君王权力逐渐改革，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慢慢虚化君主权力增强国民主权，英国一直到1887年君主的权力才彻底虚拟化。这种渐进的“和平革命”使到英国的政治变革没有血腥。英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是国民主权的一个典范。也许华炳啸 教授等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受英国式变革的启发，想到了党主立宪制。可是从美国建国实行宪政以来，宪政政体已有两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实行宪政的过程中，既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就是没有党主立宪的。如果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搞成了党主立宪，那在全世界就是首创，其功劳绝对不会比民主制度的发明者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有些国家从 君王主权进入国民主权阶段，但有的国家比如苏联和我国在 君王主权解体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国民主权阶段而是进入了一党主权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只是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这就说明一党主权阶段不是世界历史的普遍阶段而只是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阶段，这也就能够说明一党主权是阶段性的，它终将被历史的后一阶段所超越。苏联、东欧的一党主权时代结束了，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党主权时代随着埃及、突尼斯的民主化也行将结束。因此，一党主权是不会永久的，主权在民论已经不可抗拒。
从二战后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型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党主立宪阶段。中国大陆的一党主权最终也是要结束的，从现在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一党主权社会行将寿终。难道我国真的会脱离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常规像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所梦幻的那样出现党主立宪阶段？我的看法是不可能，既然不可能，但宪政社会主义却在那里胡思乱想，这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当然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历史上，本来是君主专制阶段之后应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苏联和中国等偏要搞一个社会主义试验，结果一亿多条生命被无辜杀死或被折磨致死，最后还是失败了。
尊敬的郭将军您好！河北省霸州市辛章办事处策成一村，我们这里的干部，他们欺下瞒上，无视国法，随便买卖土地，随便拉土卖土，钱他们私分，他们还谎报人口，不准百姓上访，贪污国家发的粮食补助款，乱发奖金，等等。我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简直和土匪一样。他们这样为非作歹，就没人管了吗？期待着郭将军为我们主持正义！
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一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它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它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二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3.14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它人、其它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它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三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四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它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郭将军，‘官员’对异议人士、追求民主信仰自由人士、信访维权人士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的正义人士等人，通过攻击其‘有组织、有预谋’而对其进行打击和镇压，从而禁绝一切自治性组织，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对于‘官员’惯用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谎言，请问您怎么看待？”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中共宣称它不采纳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就是不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中共一党专制恶名昭著。这一点，中共自己也很清楚。十七大刚闭幕，中共当局就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其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掩饰一党专制的凶恶本质。全文共一万五千字，充斥着空话与谎言。在此我不妨略作批判。
白皮书声称，"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是十足的诡辩。中共无非是用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而已。这并不等于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否则，你是不是要说三、四百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呢？今天，能称得上人民的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获得人民授权。至于说"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人家民主党派在57年提出轮流坐庄，你共产党就把人家打成右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还要逼迫人家民主党派说是自愿选择了你共产党的领导。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蛮横的吗？
众所周知，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压制，民主党派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政党。它们不但不允许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共产党竞选，甚至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纲领。它们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归共产党的统战部管，小至吸收党员的数量，大至确定党的领导人，都要经过共产党，而且尽人皆知，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本来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他们去对外冒充民主党派去控制民主党派的。
白皮书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两段话很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世界上有很多种政党制度，而中国则有中国自己的一套政党制度。对此，我有必要多说几句。
严格说来，世界上并没有不同的政党制度。比如说，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两党制，也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多党制。平常有不少人说美国是两党制。其实这话不准确。翻遍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宪法修正案和其它法律文件，你都找不到有哪一条规定美国实行两党制的条文。事实上，美国也远远不是只有两个政党，例如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除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多尔外，还有改革党的候选人佩罗；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又有绿党的纳德。其实，在民主国家，政党不过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一种自然结果。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公民为了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竞选公职，分别组成不同的政党。民主国家对政党的数量并没有限制。至于说在有些国家主要是两个党在竞争，有些国家则是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在竞争，那并不是这些国家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那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了不同的选举制度。一般来说，在实行单一选区制的国家，容易形成两个党竞争的局面，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则更容易形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党竞争的局面。
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不过是在政治领域内，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政党，就自然会形成所谓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共宣称它不采纳所谓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实就是不准中国的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在于是否要结合中国国情，问题只在于要不要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才是中共白皮书的要害所在。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无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
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针对舆情反映，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真相
刘志伟综合当事人陈述和法庭调查，向记者介绍了“彭宇案”的基本事实。
经诊断，徐寿兰摔伤致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施行髋关节置换术，费用需数万元。此时，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先后报警，但未能达成一致。
当年4月26日，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辩时，没有说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一审判决同时认为，虽然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但由于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也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因而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双方均不具有过错。依据民法通则按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原则，判决被告彭宇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给付原告徐寿兰4.5万元。
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京市中院于当年10月初进行调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均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这些新证据为澄清事实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南京中院二审即将开庭之际，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双方撤诉后不再执行鼓楼区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
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误读原因
刘志伟说，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追踪“彭宇案”的演化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确认相撞，由彭宇分担一定的损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使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
从南京中院在一审判决后查找到的当事双方报警记录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发当日分别向警方陈述事实时，均表示与对方发生了碰撞。在随后城中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中，双方更详细地说明了各自在碰撞时的行态、动作、感受，且能相互印证。一审法庭调查在找不到碰撞瞬间的目击证人时，警方在事发第一时间的询问笔录就是一个重要证据。但这份笔录被接处警的城中派出所在该所房屋维修过程中不慎丢失。正因为此，彭宇在以后的庭审中一直坚持“无碰撞”答辩。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其二，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从一审判决看，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200多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给付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赔偿款”。这些不恰当的分析推论，迅速被一些关注彭宇案的媒体抓住、放大，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由此不断升温的报道将对此案的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在道德追问中忽略了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此案“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频频见之于报端、广播、荧屏等传媒的“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
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据了解，“彭宇案”在一审期间，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连续报道，包括原、被告及法官等当事人均不堪其扰。徐寿兰老人因摔伤行动不便，在家养病的她不断接到陌生人的谩骂攻击电话，指责她“诬陷好人”；蹲守在她家门口的记者，一次次强行将话筒递进来要求采访。彭宇面对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和来自各方的诘问，也深感烦恼。因而双方在南京中院二审组织的庭前调解中，均提出了不再向媒体披露此案信息的要求。对此，虽有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允许当事人不公开民事调解协议的内容，但对及时公布、解析已被误读的彭宇案真相，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鉴于此案近期又被引起高度关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前，南京政法部门事先征求了有关当事人及亲属的意见，他们同意公开此案的相关情况，但同时希望不要引起新的炒作，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
深刻教训
刘志伟表示，“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首先，应高度重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切实加强政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法院调查的原始证据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发生相撞的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据此判决的结果是适当和正确的，二审之前当事人达成庭前和解协议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审理中出现警方丢失询问笔录等关键证据，一审判决说理、表述不当等问题。虽然相关人员在事后给予了停职、调离和警告的处分，但加强政法队伍制度建设和思想业务建设仍刻不容缓。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导作用，要把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机融入司法裁判全过程。
其次，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彭宇案”被误读和放大的负面效应，既有办案部门操作环节的失误，也反映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为此，要在全社会树立昂扬向上的道德风尚。南京近5年涌现出6600多名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其中，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陈亚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诚为市民耳熟能详，尊为楷模。南京通过宣传先进典型，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逐步在全社会营造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道德环境。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倡导公民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应本着包容平和、互谦互让的精神，更多地通过调解、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也更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
对此，网友评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抓住撞原告的人！200是赔偿款！口供不慎丢失！亮点啊！神马才是事实啊！？’‘经过四年的努力，南京政府做了大量的和谐工作，终于，可以说彭宇撞人了。政府真伟大，和谐的力量真伟大。四年了，整整四年了！终于我们明白真像了。相信再过四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有政府呢，怕啥呢。’‘你们是政府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也有不信的权利！我嘞了个去！真TMD（他妈的）以为自己说的就是真理啊！这脑残的货是谁把他放出来的！’‘某政权不要脸到极点了，现在连一审判决书都想推翻，还TMD（他妈的）证据充分，证据你一脸！’‘道德底线的再一次抨击，中国的老人摔倒就等死吧。’‘这个社会目前的形态是老百姓都已经过河了，而我们的政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官员时不时的还浑水摸鱼。’‘如今最不可信的是官方的嘴。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不信了。’‘任何消息在未经官方出来辟谣前都不能相信：现在我真的相信彭宇是被诬陷的了！！’‘怎么会丢失证据，你们当公众是傻瓜吗？你们自己的屁股就不端正，还指责‘公众道德滑坡’？’‘忽悠，接着忽悠。现在的政府就是屎屎屎！’‘他不是这么个事儿。判决理由的荒诞，简直令人发指，不是结果，而是判决。’‘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说我是信呢？还是不信呢？一个故事可以编4年，这效率也忒TM（他妈）低了。’‘又出来骗傻子了！’‘当初如果承认撞了，判决里为什么不公布？如果没承认撞，判决就不该成立！根据当时的证据，判决不该成立，这点毋庸置疑！’‘彭宇真可怜，被承认了，可怕的社会。’‘现在的政府已经搞笑到这种程度了。’‘真相只的一个：那就是在中国政府说了算,说你撞了就是撞了。’‘政府啊，你就这么赤裸裸的为了自己的公信，去愚弄我们这些老百姓吗？肮脏，无耻！’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视人民群众如虚无，自说自话，自上而下设计逼真‘证据’和逼真‘事实’，进而对事实真相进行‘辟谣’的问题？”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中国的人权有改善吗？
长久以来，中国的人权记录极不光彩，一直为西方民主社会所诟病。虽然近若干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比毛泽东时代有了一些的改善，但以《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以及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相比，则相去甚远。即使不与民主国家相比，翻开自己国家的宪法，看看那上面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文规定，再对照一下现实，就知道纸面上的文字是一套，而实际执行的又是另一套。
长久以来，大陆忌谈人权，甚至连提起“人权”这两个字都好像犯了忌讳，恰如一个秃子忌讳听到别人说“电灯泡”一样。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大陆竟也办了一份《人权》杂志。这好象是个好消息，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或者将会有一些改善呢？就在这份杂志创刊的同时，当时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为此刊物的创刊所发的贺信又使人们感到从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李鹏在信中说：“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的不同，不同国家和人民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又说“要求所有国家赞同一种观点，接受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李鹏认为人权会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标准，人权不具有普遍性原则，而且也决不准备接受普世所认可的人权标准。如此说来，李鹏的人权观与普世所认定的人权观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当然知道李鹏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这些谬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有什么颜面来谈论人权？！而可以预计的是,这份杂志所刊载的文章也只能是体制内的伪专家循着李大人的指示胡乱发些议论而已，它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绝无补益。
笔者不是人权理论的研究者，在这里也无意就人权的定义和理论花费太多笔墨，只是想就大陆的人权状况做些议论，发些感慨而已。
按一般的理解，人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似应包括生存权以及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社会进步到了今天，各个国家的宪法中似乎都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比如，选举与被选举、信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游行以及人身与个人财产，乃至个人尊严不受侵犯等等方面的民主自由权利。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共的人权记录的确是不光彩的。中国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操纵在中共党的手?堙A尽管世界各国都呼吁中共给予百姓参与选举的权利，但中共害怕由于民众参选而导致大权旁落，始终无视外界的强烈呼声。从若干年的实际情形来看，老百姓对选举似已麻木，老百姓不是对选举不感兴趣，而是感兴趣又有何用？而其它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就更难保证。比如，带有政治色彩的结社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中国民主党刚一成立即被定为非法组织，发起人至今仍被关押在监狱中。又比如言论自由，你如果发表了反对共产党的言论，那就必然要被治罪，而且宪法就规定中共是主导一切的，一次反右运动就纯粹由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没有看出共产党的“阳谋”，善意地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导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更不要说异议人士了，他们能在中国立足么？在大陆，执法部门任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至于游行、罢工，如果发生了，那么组织者绝对脱不了干系。
中共对于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常回应说人权首先，或主要是生存权。这种说法也许并无什么太多的错误，但绝对不能以所谓的生存权而抹杀掉人人应该享有的其它民主自由权利，人们当然记得“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更何况中国在保证人的生存权方面尚有着太多的问题，三千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的生存权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千多万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的生存状况也并不乐观。
记得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有一首歌的歌词唱道：“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生理上的“呼吸”都是自由的，但在前苏联，政治上的“自由呼吸”却是不允许的，那么多的反对派及“持不同政见者”的被杀戮就充分证明人权的真空状态，哪还能自由呼吸？而在中共建政前广泛传唱的一首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最后唱道：“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然而，到了1980年代却将歌词中的“向着自由”给改掉了，这就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对自由害怕到了这种状态，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其实，在任何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都不可能保障大众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
李鹏信中的观点如果不是对人权问题的无知，就是故意掩盖他在人权问题上的恣意妄为。但世界的民主潮流总是向前发展的，相信在整个世界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会逐步改善。这倒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将军，直到近日，‘官员’依然执行‘中国特色’的人权政策，而拒绝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于这种人权谎言状况，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摘要：斯大林式“集权社会主义”、希特勒式“国家社会主义”、毛泽东式专政社会主义、卡扎菲式“大众社会主义”等等各式社会主义都已经失败，邓小平式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危机四起。某些体制内学者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在为专制主义披上华丽外衣。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一
从现在来看，权力不受制约的斯大林式“集权社会主义”、希特勒式“国家社会主义”、毛泽东式专政社会主义、卡扎菲式“大众社会主义”等等各式社会主义都已经失败，邓小平式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危机四起。现在世界大潮是实行宪政民主，尊重人权，保证公平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一些“中国特色派”学者，为了挽救中共，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一）
（二）没有必要为已死亡的社会主义贴上宪政的标签
马克思在
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实践是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尝试开始，二战前，在欧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加了政府或单独执政，在二战后的六十多年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都进行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施行福利政策，凡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基本建立起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包容的福利国家，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样一种范例，但结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普遍缺乏效率，所以只好开辟新路，即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不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实行公私混合经济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现在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世界革命”无望更无果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现在世界上真正实行马、列、斯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古巴和朝鲜。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严重问题，比如，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官僚主义严重泛滥、严重腐败、缺乏效率。现代世界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以私人和私人集团产权占有为基础的公、私混合型的经济。
我国在将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也已在国有制占有一定比率的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企业为一定比率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并存的一种经济制度，或某一特定社会制度下经济体制中各种不同因素的混合。现代世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已实际上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因为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已经死亡,现代的世界是以混合经济模式为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社会主义作为招牌贴上宪政标签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三）一党主权实际上是对人类公理的践踏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华炳啸等的制度设计，其目的不是为了实施国民主权而是为了实施一党主权。比如，他说：“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宪政共和体制，实现包容性政治发展。”“在坚持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前提下，必须全面改革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使其在宪政体制下合理分权、适度放权。”“而这种政策竞争既不同于政党竞争，也不同于无原则的以政治人物或宗派组织利益为核心的宗派斗争。我们不能搞政党竞争，也要反对宗派斗争，但必须创造制度条件保障和规制政策竞争，通过党内民主程序和人民民主程序的有机复合，努力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政党政治是‘公意-众意复合型’的政党协商政治，即执政党与参政党合作协商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中国共产党是以‘三个代表’为建党原则的公意型政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最大公意，而参政党则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多元众意，属于众意型政党。”“在支持政治变革的阵营内部，又存在着激进变革力量与稳健变革力量的博弈，也即我们常说的革命正在与改革赛跑。激进变革力量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而稳健变革力量主张由宪法性法律规制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实行公共政策竞争和基于人民同意的政府治理，实行基于公意与众意的多元共治。”“在施政层面实行共产党党代会差额推荐提名两个执政团队进行公共政策竞争的竞选组阁制，实行治权竞争型民主，启动‘治权为民所授’的国家治理授权程序，由人民在政策竞争中做出最后的选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从文中摘引的这些话来看，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想方设法使到危机中的中共的一党主权永固化，即是说，如何设法让中共永远执政。
显然，这既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现在世界上已有90%以上的国家实行了国民主权，民主制度已是世界唯一受到尊敬的制度，作为政治学学者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却在主张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东西，不是很可笑吗？一党主权就是在政治上给中共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其它国民遭受奴役，没有公平正义，这是完全违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的。显然，这也是违背世界公理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已是公理了。现代民主理论正是建立在美国《独立宣言》宣示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毋庸质疑的信念之上的。《独立宣言》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在“人人受造于上帝”这个意义上，人人才是平等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因为从来就没有接受西方的上帝的概念，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也就无从谈起，在西方人看来那些天经地义的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在中国人看来也就同样没了可信性。
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内战后的《解放宣言》，确立了历经几百年至今不能被人所撼动的西方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品牌口号或理论旗帜被说成是“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以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理论为基础，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管辖权;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组织，有组织就意味着有公共权力，这就需要人人出让部分主权，当然这需要主权者的同意，同意最文明的表示就是公民自由投票。国民主权和人权的逻辑就是如此，这种逻辑推演出来的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其前提是否可靠。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如果进化论站得住脚，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人是进化来的，就没有在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如果“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站不脚，那么国民主权的推论也就站不住脚。这需要我们重新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的正确性，这是一个世纪难题。
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多次提到的“人的尊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国际人权法里，“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是个极为醒目的概念。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就说明在世界人权法中的具体人权名目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人的尊严”本身。尊严是指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它人所尊重。作为平等的内涵是这样解释的，即，这种平等是特指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不是财富平等，不是信仰相同，不是民族无差别，不是身体无好坏等等，而是存在着的每个个体，他们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因为人有尊严，就应该在权利上人人平等，如果不平等，有统治与被统治，就意味着人的尊严的丧失，如是统治着，那就意味着只有霸道和傲慢，如是被统治者那就意味着只有被凌辱和被践踏。华炳啸等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为了一党主权永固，而一党主权意味着这个党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这实际上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公理的践踏。
（四）主权在民论已无法抗拒在国际法上的国家四要素中有一个重要要素是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在现时代来讲仍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个主权由谁来掌握？是君王还是某一个党或是国民？
我国历史上下也有五千年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
世界上有的
从二战后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型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党主立宪阶段。中国大陆的一党主权最终也是要结束的，从现在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一党主权社会行将寿终。难道我国真的会脱离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常规像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所梦幻的那样出现党主立宪阶段？我的看法是不可能，既然不可能，但宪政社会主义却在那里胡思乱想，这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当然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历史上，本来是君主专制阶段之后应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苏联和中国等偏要搞一个社会主义试验，结果一亿多条生命被无辜杀死或被折磨致死，最后还是失败了。
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放着现成的、成功的、经过证明行之有效的民主宪政政治模式和经验不去向中国国民和政府推荐，反而要发明一个反民主的党主立宪模式，我真担心历史上的大错误会重演，大灾难会重现。“主权在民”论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 君主主权和一党主权的否定。主权在民原则为现时代的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它表明具有原构性质的原始权力唯有国民享有才是正当的，任何权力，要么是授予的，要么是篡夺的，任何篡夺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则使这样一种预设成为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共识、一种制度化的程序。它使宪法权力从这些制度和程序中获得正当性。从这一“主权在民”论的立场出发，可以看出，国家领土内的居民的固有权利才是构成国家主权的最真实的主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法理来源。国家主权主要是通过各级政权组织来行使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各级政权，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由“主权在民”论在看来，历史上的 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制度是野蛮的政治制度或者说是古代型文明制度，而现代型文明标志着人类摆脱这种野蛮的进步状态和程度。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专制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是以对于多数人自由的严加限制和对少数人自由的特殊保护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的。现代型文明国家以国民主权政治为其核心内容，将发扬民主、保障人权、实行法治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将自由、公平和效益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以主权在民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民主宪政，它的建立揭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的一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国民的政治统治，通过公正和周期性的自由选举实现了多数人能够参与政治事务的伟大理想。
国民主权论的实施需要有一套具体的制度来运作和保证，这套制度我们称为民主制度。根据民主国家运行的经验，不管是什么具体制度，民主都有一个样板构造，那就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与制衡、公开自由的多党定期选举、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只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样板构造的国家才是国民主权的国家，否则，都不是。任何的政治制度设计不符合这样的样板构造都不是宪政。
（五）国家转型需要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者更为可笑的是认为通过改良可以达到宪政民主的目标。这一观点充分反映在华炳啸 教授文章的第二部分里。这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无知了。文章中还反复说什么“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还是要靠中央上层人物，可是我国中央上层更没有推动民主宪政的想法。改革开放后，能从下层爬上来的人不是太子党就是有裙带关系的人，不是用钱买上来的人就是拍马屁拍到至极的人。这些人不可能有民主宪政思想，加上长期在其位，贪污受贿不知有多少，其亲属也不知捞了多少好处，是地地道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愿意改革吗?领导国家改革的人需要有超越，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超越呢?从历史上来看，能够超越自身利益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另一是有政治理想的人。我国要靠中央上层自上而下进行民主宪政改造，首先应看有没有以上两种人，现实中没有嘛，能靠他们吗?所以，我国的民主宪政改造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中央上层人物身上。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国家都属于人治文明型或古代文明型国家，所有国家在完成由古代文明型向现代文明型转变时使用的变革方式都是革命，我国在政治上的性质是专制主义，宪政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要由前者向后者转变，必须改变政治上的根本性质。系统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系统的根本性质是由系统的基本结构决定的，系统是结构、功能和性质的统一体。既然性质是由结构决定的，那么要改变系统的性质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或者说改变系统的根本结构，才叫革命，如不是这样就叫改良。
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是专制主义。这个根本性质是由我国的政治结构决定的，我国的政治结构即是一党主权的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组织控制下的全国和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中央军委和各大军事单位构成的综合统一体。我国要由专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就意味要改变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而要改变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而要改变国家结构，靠改良（或改革）是不行的，因为改良（或改革）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的一种演进方式。这样，就只能是靠革命，因为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结构。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由于人类向前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人类越来越文明，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非暴力，所以，要进行改变国家根本结构和根本性质的革命也最好是和平式的。我国的政治发展，最终会是通过和平革命促使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变。
郭将军，‘宪政社会主义’是谎言、是伪装，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通过革命特别是和平革命促使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变，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5日 新闻《汕头市长：海门事件涉外媒闹事者非抓不可》，内容如下：
广东汕头市市长郑人豪15日回应有关“海门事件”问题时表示，华电项目是否续建未有定论，还需经过科学环保论证和公开听证等程序。他还称，“海门事件”中部分闹事情节较轻的民众已被释放，事件有少数人受境外媒体影响，用心叵测，“这些人是非抓不可”。
据《广州日报》1月16日 报道，汕头市市长郑人豪表示，海门华电项目是历史遗留问题，该项目05年就开始做前期准备工作，但至今国家仍未批准动工。该项目还需走科学环保论证程序，还需经过海门群众的公开听证程序，郑人豪说：“华电建不建，不由我说了算。”另据郑人豪透露，在“海门事件”中，部分闹事情节较轻的群众目前已经得以释放。郑认为，事件中有少数人受境外媒体影响，用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对此，郑人豪语气坚定地强调：“这些人是非抓不可！”
2011年12月中旬，汕头市海门镇群众因担心即将动工的华电集团发电厂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聚众堵路抗议，随后事件升级，部分村民冲进政府大楼打砸破坏，后汕头市委市政府向村民回应“立即暂停华电项目”，事件才得到平息。
郭将军，‘官员’对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几并借以改正，反而以维稳的名义掌控媒体，颠倒黑白，诬陷老百姓勾结境外媒体、反华势力，进行打击和镇压，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新闻《中共以‘涉嫌围攻摄像头’传唤艾未未》，内容如下：
1月15日晚上 ，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又遭中共当局传唤，理由竟是荒唐的“涉嫌围攻摄像头”。艾未未说：“昨晚被朝阳区南皋派出所传唤，传唤理由涉嫌围攻摄像头。”此前，为了监控艾未未的一举一动，中共当局对其工作室安装了摄像头。对此，中国网友、维权人士予以嘲讽。著名维权人士屠夫表示：“应该是猥亵企图强奸摄像头。”下面是网友的留言：
@outofline2011:疑似@aiww涉嫌围攻摄像头问讯流出：警：昨天中午你在做什么？婶：不记得了。警：中午和谁吃饭你也不记得了？婶：不是和你么，咱俩还喝酒，你忘了呀？警：你，你可别这么说呀！听说你是有担当的人呀 婶：我脑子被打过! 打完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LeeTeyeNew @aiww你对摄像头干什么有意思的事了？有真相么？
@na_sheishei:围"攻" ？ 婶儿啊 你连射相头都搞啊？还群屁！
@Fight4Future:朝摄像头比中指？
@FifthDimen:“围攻摄像头"？摄像头象征着狗眼吗？没见过。请演示一下。
chinaprotester 共匪同志是不讲道理的哦
@cddm0011别忘记了那摄像偷是安置在艾某人院子里呀
@tun_kan物权比人权还重要的怪异社会
@AlanHill13@aiww围攻摄象头？刑法里没有这个罪名的。
@tufuwugan:应该是猥亵企图强奸摄像头。
@ZhouYongzhong 没让摄像头爽？
@444284325 因站姿不雅！眼神太猛？
@dyc741214 真他妈的操蛋！
@begin2012 不是摄政头
@kelachen @aiww 下次可能是你个胖子涉嫌超标放屁污染环境，破坏河蟹被传唤
@freedommanyy @aiww 围攻摄像头 咳咳，咱悄悄的说昂，只要是数码摄像头，最怕镭射灯（激光灯）和紫光灯，咳咳，胆大的孩子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crazytonyli 一个人怎么围攻啊，被围攻？
@shmuel1986 活虐摄像头，哈哈哈
@callmemutian 摄像头也是特权阶级？
@leftry: 用眼神围攻咩？？？？摄像头投诉你了咩。。。。好智能啊
@malagebi2012 匪共像菠萝，浑身长满摄像头，像它的处女膜，看不得摸不得
@jianbo0418 艾神，你又调皮了，是对着摄像头拉尿还是比中指？？？
@AdeySO 居然中国有人姓“摄”的？
@malagebi2012 草摄像头它妈妈——匪共的醉
@free2000fly @aiww 操，这个理由真牛逼。
@renjiaqi 收养流浪猫，涉嫌攻击盗窃国库的硕鼠。
@nadeellee 摄像头也进入了国家机关的序列？
@Suyutong 他们是摄像头的爹还是儿子啊 替摄像头作主呢
@xueshigao2 草他妈的，女人讲贞洁，上一下摄像头总可以吧？
郭将军，‘官员’将异议人士、追求民主自由人士、追求信仰自由人士（如法轮功习练者、藏人、维人、家庭教会等）、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人视为‘异己’。由于这些人有利于反腐，影响‘官员’的权威、独裁，所以，‘官员’对这些人随便找个理由、名义罗织罪名就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新闻《甘肃访民国家信访局撞门自杀，当局援救不力》，内容如下：
今天中午，正在北京上访的成都访民胡金琼致电媒体：甘肃访民申冤未果在国家信访局撞门自杀，当局援救不力。
据悉，今天上午10时许，成都访民李维国、周文明、严塔凤、胡金琼、辛国惠、向阳平、刘堂富等人在国家信访局上访。亲眼目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黑林村村民张义民撞击国家信访局里面的接访大厅大门，倒地后被安保人员强行抬出接访大厅。
相关医务人员到场后，未采取有力救助措施。在等待一段时间后，数名安保人员将昏迷中的张义民强行抬出国家信访局大门。直到今天下午14时许，国家信访局大门前昏迷中的张义民才醒来。
郭将军，‘官员’一贯视访民为‘异己’，没有哪个‘官员’会真正会为老百姓伸冤，也不在乎老百姓的生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2年1月16日 新闻《成都国安人员质询四访民，指天网一贯里通外国》，内容如下：
图片：成都郫县五村千余农民联名控告政府
今天下午，四川省郫县犀浦镇村民维权代表杨少蓉致电媒体：今日被大批国安质询，指天网（六四天网）违法，一贯里通外国。
2011年10月起，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犀园村、双鲢村、大田村、龙岭村、石亭村等五村农民维权代表杨少蓉、叶思秀、宋阳莲、周玉仙、胡平芳、黄正红等多次向媒体投诉当局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非法动用公安干警参与非警务活动、私设公堂等。
据杨少蓉介绍，今天上午，杨少蓉等四名郫县访民去郫县犀浦镇政府了解自己案件的情况。抵达镇政府后，三名国安人员与当地派出所警员赶到现场。质问杨少蓉等为什么在天网发布维权信息，并多次问在什么地方和渠道与天网取得联系。随后，国保人员还告诉杨少蓉，天网创始人黄琦一贯里通外国，勾结外部势力，已经严重触犯法律。
在质询数小时后，国安人员告知杨少蓉，在春节后将对杨少蓉再进行‘定性’询问。
郭将军，‘官员’一贯将境外媒体和帮助老百姓维权的人士视为‘异己’，通过罗织‘里通外国，勾结外部势力’等莫须有罪名，对老百姓及帮助老百姓维权的人进行打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异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异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异己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恶霸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谎言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逼真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铁蹄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伪装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控媒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镇压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栽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所谓‘敏感事物’，借助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而且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人民群众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异己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敏感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敏感事物’，借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老百姓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异己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所谓‘敏感事物’，借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人民群众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由“主权在民”论在看来，
国民主权论的实施需要有一套具体的制度来运作和保证，这套制度我们称为民主制度。根据民主国家运行的经验，不管是什么具体制度，民主都有一个样板构造，那就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与制衡、公开自由的多党定期选举、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只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样板构造的国家才是国民主权的国家，否则，都不是。任何的政治制度设计不符合这样的样板构造都不是宪政。
（五）国家转型需要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者更为可笑的是认为通过改良可以达到宪政民主的目标。这一观点充分反映在
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是专制主义。这个根本性质是由我国的政治结构决定的，我国的政治结构即是一党主权的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组织控制下的全国和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中央军委和各大军事单位构成的综合统一体。我国要由专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就意味要改变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而要改变我国政治的根本性质，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而要改变国家结构，靠改良（或改革）是不行的，因为改良（或改革）是不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的一种演进方式。这样，就只能是靠革命，因为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结构。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由于人类向前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人类越来越文明，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非暴力，所以，要进行改变国家根本结构和根本性质的革命也最好是和平式的。我国的政治发展，最终会是通过和平革命促使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变。
郭将军，‘宪政社会主义’是谎言、是伪装，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通过革命特别是和平革命促使一党主权向国民主权转变，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广东汕头市市长郑人豪15日回应有关“海门事件”问题时表示，华电项目是否续建未有定论，还需经过科学环保论证和公开听证等程序。他还称，“海门事件”中部分闹事情节较轻的民众已被释放，事件有少数人受境外媒体影响，用心叵测，“这些人是非抓不可”。
据《广州日报》
2011年12月中旬，汕头市海门镇群众因担心即将动工的华电集团发电厂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聚众堵路抗议，随后事件升级，部分村民冲进政府大楼打砸破坏，后汕头市委市政府向村民回应“立即暂停华电项目”，事件才得到平息。
郭将军，‘官员’对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几并借以改正，反而以维稳的名义掌控媒体，颠倒黑白，诬陷老百姓勾结境外媒体、反华势力，进行打击和镇压，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outofline2011:疑似@aiww涉嫌围攻摄像头问讯流出：警：昨天中午你在做什么？婶：不记得了。警：中午和谁吃饭你也不记得了？婶：不是和你么，咱俩还喝酒，你忘了呀？警：你，你可别这么说呀！听说你是有担当的人呀 婶：我脑子被打过! 打完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LeeTeyeNew @aiww你对摄像头干什么有意思的事了？有真相么？
@na_sheishei:围"攻" ？ 婶儿啊 你连射相头都搞啊？还群屁！
@Fight4Future:朝摄像头比中指？
@FifthDimen:“围攻摄像头"？摄像头象征着狗眼吗？没见过。请演示一下。
chinaprotester 共匪同志是不讲道理的哦
@cddm0011别忘记了那摄像偷是安置在艾某人院子里呀
@tun_kan物权比人权还重要的怪异社会
@AlanHill13@aiww围攻摄象头？刑法里没有这个罪名的。
@tufuwugan:应该是猥亵企图强奸摄像头。
@ZhouYongzhong 没让摄像头爽？
@444284325 因站姿不雅！眼神太猛？
@dyc741214 真他妈的操蛋！
@begin2012 不是摄政头
@kelachen @aiww 下次可能是你个胖子涉嫌超标放屁污染环境，破坏河蟹被传唤
@freedommanyy @aiww 围攻摄像头 咳咳，咱悄悄的说昂，只要是数码摄像头，最怕镭射灯（激光灯）和紫光灯，咳咳，胆大的孩子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crazytonyli 一个人怎么围攻啊，被围攻？
@shmuel1986 活虐摄像头，哈哈哈
@callmemutian 摄像头也是特权阶级？
@leftry: 用眼神围攻咩？？？？摄像头投诉你了咩。。。。好智能啊
@malagebi2012 匪共像菠萝，浑身长满摄像头，像它的处女膜，看不得摸不得
@jianbo0418 艾神，你又调皮了，是对着摄像头拉尿还是比中指？？？
@AdeySO 居然中国有人姓“摄”的？
@malagebi2012 草摄像头它妈妈——匪共的醉
@free2000fly @aiww 操，这个理由真牛逼。
@renjiaqi 收养流浪猫，涉嫌攻击盗窃国库的硕鼠。
@nadeellee 摄像头也进入了国家机关的序列？
@Suyutong 他们是摄像头的爹还是儿子啊 替摄像头作主呢
@xueshigao2 草他妈的，女人讲贞洁，上一下摄像头总可以吧？
郭将军，‘官员’将异议人士、追求民主自由人士、追求信仰自由人士（如法轮功习练者、藏人、维人、家庭教会等）、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人视为‘异己’。由于这些人有利于反腐，影响‘官员’的权威、独裁，所以，‘官员’对这些人随便找个理由、名义罗织罪名就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今天中午，正在北京上访的成都访民胡金琼致电媒体：甘肃访民申冤未果在国家信访局撞门自杀，当局援救不力。
据悉，今天上午10时许，成都访民李维国、周文明、严塔凤、胡金琼、辛国惠、向阳平、刘堂富等人在国家信访局上访。亲眼目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黑林村村民张义民撞击国家信访局里面的接访大厅大门，倒地后被安保人员强行抬出接访大厅。
相关医务人员到场后，未采取有力救助措施。在等待一段时间后，数名安保人员将昏迷中的张义民强行抬出国家信访局大门。直到今天下午14时许，国家信访局大门前昏迷中的张义民才醒来。
郭将军，‘官员’一贯视访民为‘异己’，没有哪个‘官员’会真正会为老百姓伸冤，也不在乎老百姓的生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
图片：成都郫县五村千余农民联名控告政府
今天下午，四川省郫县犀浦镇村民维权代表杨少蓉致电媒体：今日被大批国安质询，指天网（六四天网）违法，一贯里通外国。
2011年10月起，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犀园村、双鲢村、大田村、龙岭村、石亭村等五村农民维权代表杨少蓉、叶思秀、宋阳莲、周玉仙、胡平芳、黄正红等多次向媒体投诉当局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非法动用公安干警参与非警务活动、私设公堂等。
据杨少蓉介绍，今天上午，杨少蓉等四名郫县访民去郫县犀浦镇政府了解自己案件的情况。抵达镇政府后，三名国安人员与当地派出所警员赶到现场。质问杨少蓉等为什么在天网发布维权信息，并多次问在什么地方和渠道与天网取得联系。随后，国保人员还告诉杨少蓉，天网创始人黄琦一贯里通外国，勾结外部势力，已经严重触犯法律。
在质询数小时后，国安人员告知杨少蓉，在春节后将对杨少蓉再进行‘定性’询问。
郭将军，‘官员’一贯将境外媒体和帮助老百姓维权的人士视为‘异己’，通过罗织‘里通外国，勾结外部势力’等莫须有罪名，对老百姓及帮助老百姓维权的人进行打击，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异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异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异己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恶霸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谎言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逼真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铁蹄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伪装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控媒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镇压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栽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所谓‘敏感事物’，借助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而且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人民群众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异己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敏感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敏感事物’，借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老百姓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异己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制造‘敏感事件’、‘敏感人物’、‘敏感时间’、‘敏感言论’等所谓‘敏感事物’，借这些‘敏感事物’的名义对百姓进行为非作歹，将异议者、追求民主自由者、追求信仰自由者、信访举报者、维权者、帮助弱势群体者等利于反腐和影响官员权威、独裁的人民群众统统列为‘异己’，并对其进行残酷打击和镇压，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源自红星在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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