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1057：关于右派冤案冤魂，重庆借追逃搞文革，俞梅荪及其父冤案，判决书迟到15年，融资受害者上访被镇压，维稳特色市场经济，慈善义工遭刑拘，官员若撤职问题怎解决，右派回忆册被查收，三峡集团27亿救欧洲等是否涉及国际战争问题
问题1：有战友询问：“尊敬的首长，您好！郭旭东将军您好！2011年8月24日网络公开申诉书《湖北省法院出奇迹，判决书送达肖凤珍历经15年》：湖北省黄陂访民肖凤珍，因丈夫谌才银于1994年11月9日无任何法律手续，被关押在黄陂区公安局收审所，并被无辜活活打死。肖凤珍全家的生活也因此改变。
历经公安、检察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侦查、起诉、审判，案件很快就告破，最终将直接打人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同时也查明了黄陂区公安局纵容他人殴打谌才银的事实。
可是，1996年2月1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书》，却是于2010年11月22日送达到肖凤珍的手里。为此肖凤珍提起了《国家赔偿的申请》，虽多次进京上访，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以下是肖凤珍的申诉书：
我叫肖凤珍，现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处理我的国家赔偿申请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我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反映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的丈夫谌才银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1994年11月9日，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之下，将谌才银传唤到公安局并非法予以羁押，同年11月12日，谌才银在黄陂区公安局收审所被人活活打死。
谌才银被无辜殴打致死后，历经公安、检察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侦查、起诉、审判最终将直接打人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同时也查明了黄陂区公安局纵容他人殴打谌才银的事实。但是由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误，直到2010年11月22日，我才收到1996年2月1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书》。
收到这份迟到了15年的判决书后，我立即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的申请，其主要理由是：
1、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请求时效规定。
2、受害人谌才银在看守所内被人殴打致死，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存在严重过错。
3、受害人谌才银并不属于收容审查人员的对象，黄陂区公安局对谌才银的收容审查程序严重违法。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11年3月10号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其理由是：我的赔偿申请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故不予受理。我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款，对于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前但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仍然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由于谌才银一案虽然发生在1994年11月12日，但被依法判决确认的事实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后，且1995年1月1日之前对发生在看守所关押的人犯被打致死的国家赔偿没有具体规定，故应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我们申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号将此案的申诉材料转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但又不作出具体处理意见，问其理由，答复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属于形式错误，应予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上一级人民法院才能受理。如此一来我一个弱女子在武汉中院、湖北省高院之间来回奔跑，至今仍无结果。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为严重违法
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掩盖自己在刑事案件送达文书上的严重错误，不惜以更加错误的方式阻碍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后果是直接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104条、第10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当依法向被告人送达诉状副本，并在判决后向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然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严重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在二审裁定下达十五年之后才向我送达1996鄂刑一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致使我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职，让一个已遭受重大打击，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再次受到了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直接侵害。我从1994年起就乞讨生活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至今，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知道？难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送达行为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吗？
其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形式上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其实处理程序上的错误。
武汉市中院的错误纠其原因，是为维护本地公安的利益，官官相护、权倾一致而作出的极不负责任的决定。作为上级法院理应依法纠正。但奇怪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武汉市中院的法律文书格式不符为由，拒不受理我的申诉，而在我多次的追问之下，两级法院之间居然将责任互相推诿，武汉中院认为省法院将申诉材料下转是错误的，他们可以用通知的方式不予受理此案，而省高院认为：武汉中院的通知形式不是国家赔偿案件的决定形式，他们不能处理。我们弄不明白，既然武汉市中院连法律文书的形式都错了，那么其内容不是更加错上加错，明知武汉市中院下发了错误的文书，湖北省高院又为何不敢纠正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湖北省高院的刑事判决送达错误，直接导致了我的国家赔偿程序障碍。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上、下两级法院相护推诿，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用一句失误而能够解释的通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放纵，对人民群众生命权的犯罪。
肖凤珍，电话：13018031739。
在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官员’竟然隐瞒判决书15年！‘官员’隐瞒判决书已然成为潮流，而且隐瞒时间越来越长。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4日新闻《薄熙来搞‘追逃’，意欲何为？》：
据重庆媒体 2011 年 11 月 17 日披露，今年 1月至11 月，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20728 人，起诉 30768 人， 13 个涉黑团伙被起诉，共 221 名涉黑人员受到法律制裁 ，据市检察院介绍，今年检察机关坚决惩治影响社会安全度的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批捕杀人、绑架、抢劫、抢夺等严重暴力犯罪 8605 人、起诉 10442 人， 批捕 ‘黄赌毒’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及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 7229 人、起诉 10448 人。
我注意到，在这些数字里，还包括着‘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人和‘寻衅滋事’的人，显然，重庆警方依据薄熙来的指示，把那些发表不同意见，包括持批评言论的人，和游行、集会、抗议等的维权者，等等，统统当成了罪犯，严厉打击。什么是‘编造’？难道只有令人肉麻的歌颂他的文章，才不是编造的吗？什么是‘恐怖’？他们认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官员政绩的事，都可以强加这一罪名。难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有保持沉默才是良民吗？其实，最大的‘侵财’犯罪是薄熙来一声令下对民企老板‘大蛋糕’的公开抢劫！但是，谁去追究他呢？！
重庆媒体说，市检察院介绍，今年仍然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赵小平强占菜园坝客运市场、杀害竞争对手，黄赞残害群众、聚众赌博、强行收取保护费、横行乡里等 13 个涉黑团伙 221 人依法起诉。 坚持打黑反腐同步推进，加强与相关部门衔接，注重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群众举报中深挖线索，查处打黑除恶揭露的职务犯罪 46 人，其中厅级干部 2 人、处级 14 人，涉及‘保护伞’犯罪 16 人。
重庆消息人士透露，上述犯罪嫌疑人，不是直接送到看守所，而是先到所谓打黑‘基地’过渡。‘基地’是什么，是没有监控设备的‘农家乐’和‘度假村’，在重庆多达上万家，办案人员可以在那里舒服地吃喝，嫌犯却要受刑，要过鬼门关，已经有了大量的目击者和受难者证实了这一点。包括赵小平在内的许多嫌犯，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酷刑和逼供，而强压之下的口供，由警方引导指向事先拟好的政敌。这与文革没有任何两样。因此，报导中强调‘保护伞’和‘干部级别’，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举多得，既可以为官场倒出空缺位置，安排死党，又可以杀一儆百，凝聚力量，而且，还可以愚弄信息不全的老百姓，骗得一个‘薄青天’和‘王青天’的美名。
同时，重庆媒体还大肆渲染了所谓‘警方为 2000 多民工讨薪’的事迹，表面上看，这是为弱势群体服务，实际上显示了当地法制环境的恶劣，企业老板不能自觉地依照《劳动法》和《经济合同法》，如期支付民工薪水；各级法院不能秉公执法，及时受理审判，为讨薪的民工维权，而是抛开了正常的司法体系，由绝对强势的公安，直接界入经济纠纷，靠国家机器给人造成的恐惧感，震摄企业老板，却不能解开困扰企业的‘三角债’，留下了无穷的‘经济后遗症’。这足以表明，重庆已经堕落成了一个警察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顾忌的城市，他完全靠强权人物薄熙来，王立军的喜怒哀乐行事！
于是，受到警方怀疑的人纷纷逃亡，得罪不起警方的人，大都成了追逃的目标，而抓捕上述嫌犯的多少，就成了干部考核的政绩和硬性指标，故出现了这样一些假大空以至哗众取宠的新闻：媒体报导说，自 2009 年 6 月以来，重庆对近 10 年来的积案和逃犯联动攻坚、全力抓捕，破获各类积案 25135 起，抓获历年命案逃犯 1125 名，破获命案 1665 起，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由于薄熙来急于政绩造势和上位，故逼迫警方使用非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刑讯逼供，有的移花接木，有的轻罪重判，有的枉法追诉，一方面的确提高了效率，抓捕了一些嫌犯，侦破了一些命案；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给后任者留下了上访潮的隐患。这正如为 2000 多民工讨薪成功，却使司法系统失去效力和蒙羞一样。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样一条新闻：中新网重庆 12 月 14 日报导，重庆忠县公安分局 14 日通报称， 32 年前的漏网逃犯王某目前已被捉获，其亦成为当地警方目前抓获的在逃时间最长的逃犯。
可见，它的‘新闻点’有两个，一是时间很长，二是嫌犯已是亿万富豪。我认为，警方的动机和动力正在此处。
文章说，1979 年 7 月，嫌‘打工累又不挣钱’在外闯荡多时的王某、刘某等人聚在一起，谋出快速致富的方法贩卖妇女。几人回到忠县以介绍婚姻为由，将忠县籍女子张某等 17 人，以 450 至 500 元不等的价格拐至河南南阳县、唐河县等地卖与他人为妻。案发后，刘某等三人相继落网，王某则侥幸逃脱。自今年 ‘清网行动’启动以来，忠县警方成立 46 个追逃小组梳理历年逃犯，王某则是其中之一。此时距案发已过去 32 年，当初的办案民警均已退休，追逃民警无丝毫线索。随后，专案组民警来到王某户籍所在地大量摸排、走访，发现其自案发至今 32 年里都没回过老家。文章又描写了几经周折的细节，其称， 12 月 8 日晚，经过七昼夜奋战，专案在河南新乡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而时隔三十余载，此时的王某已成为当地身家近亿的地产富豪。
显然，第一，逃亡的时间越长，警方如能侦破功劳越大，奖励的钱越多，故 32 年前的事就成了新闻，但它们恰恰忘了，刑罚是有追诉期的，像王某这样的发生在 32 年前的积案，没有人命，已属改斜归正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第二，是不是贩卖妇女罪，当年的证人证词已很难找到，连办案警察都退休了，仅凭他的口供，未经法院审判就大肆报导，充分说明重庆搞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而且，第三，之所以警方如此卖力，就是事先已耳闻此人有钱，那些离奇意外的细节，不过是编造来吸引眼球，欲盖弥彰而已。他们抓捕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机强占他的财产。
为了掩盖这种抢钱买官的‘运动式打黑’，薄熙来让媒体大肆报导‘全委会’研究什么‘法治’，但还是由上述新闻露出了破绽。现在，重庆有多少个追逃小组？从忠县看，一个县就有 46 个，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假如主管政法的副书记，一天要听取公安局长汇报的一个小组的情况，就要 46 天啊！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够。也就是说，整个忠县什么也干不成，只有天天搞运动，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么呢？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以追逃‘清网行动’的名义搞‘二次文革’运动的问题？”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2日新闻《成都官方推诿处理前情报员杨和堂强拆案》：今天下午，现年77岁的成都老地下党情报员杨和堂再次赶赴媒体投诉成都官方继续推诿其维权诉求的冤情。
杨和堂说：他近期多次去成都市区两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自己被强拆的冤情，市‘纪委官员’要求其去去‘区纪委’解决。成都市成华区‘纪委’则要求他等待‘政法’部门的调查结果，并明确要求杨和堂不得再次去要求解决问题。
2008年，杨和堂在成都的住房面临城市改造。由于政府工作人员提出的补偿标准过低，杨和堂90余平方米面积的房屋只愿意赔偿8平方米房屋，杨和堂对政府的补偿方案断然拒绝。2008年6月9日，成都当局对杨和堂房屋进行强拆，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约80万元。杨和堂家中所藏黄金、邮票、10万余元现金都不翼而飞。遭强拆后，杨和堂多次去有关部门投诉，在成华区警方部门遭到警员殴打。后多次上访都没能获得政府部门回应。成华区拆迁部门亦十余次与杨和堂进行拆迁谈判，但都未有结果。
而成都市成华区‘信访局’则告知杨和堂，你的问题解决了，大批官员将被撤职，根本不可能解决。
‘官员’道出了真话：‘你的问题解决了，大批官员将被撤职，根本不可能解决。’这说明强拆是国家形势，不解决强拆问题更是国家形势，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3日新闻《三峡集团27亿欧元入股葡萄牙电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Three Gorges Corporation)在购买葡萄牙主要电力企业——葡萄牙电力公司（Energias de Portugal，简称EDP）股份的竞标中胜出。这笔27亿欧元的交易被视为开启了负债累累的欧元区经济体向中国出售资产的先河。
三峡集团在竞标中击败了德国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意昂集团(Eon)、巴西国有控股电力企业Eletrobras，以及另一家巴西企业Cemig。
在提交给里斯本股市当局的一份声明中，葡萄牙政府控股公司表示，三峡集团将斥资26.9亿欧元，收购EDP 21.35%的股份，成为这家公用事业企业的单一最大股东。
这家中国集团的出价为每股3.45欧元，与EDP股票周三的收盘价相比有53%的溢价。昨日这笔交易宣布之前，EDP股价上涨逾4%，至每股2.33欧元。
葡萄牙政府表示，三峡集团还将斥资至多20亿欧元，购入葡萄牙一些风力发电场的少数股权，并且将向EDP提供40亿欧元的信贷额度。
EDP曾是政府垄断企业。这笔交易标志着葡萄牙政府出售了其在EDP所持全部剩余股份。它也是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展开的首批私有化交易之一。
按照葡萄牙与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的780亿欧元纾困协议的条款，葡萄牙政府同意进行全面的私有化，未来还将出售政府在国家电网运营商和国有航空公司所持股权。
各竞标方进行的大力游说——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意昂集团竞标表示的支持——使这笔交易在葡萄牙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议题，反对党坚决要求政府做出明显不偏不倚的决定。
这笔交易是对意昂集团的一次打击，该集团曾希望在快速增长的巴西市场得到一个立足点。EDP在巴西拥有广泛的业务。
意昂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泰森(Johannes Teyssen)表示，他发出的要约——包括将意昂一些可再生能源业务的总部搬到葡萄牙——‘本来对意昂和EDP都是有利的’。但这家德国集团未能让自己的出价‘高于我们认为是一项合适的……投资’的水平。
银行家们表示，EDP在今后三年里每年将需要大约26亿欧元来应付大约108亿欧元的总债务。
葡萄牙投资银行(Banco BPI)称，三峡集团被视为提交了‘就保持EDP战略之独立性和使其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而言的最佳要约’。
里斯本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意昂集团据信提交了每股3.25欧元的出价。
网友评论：中国国企在外投资收购，钱从来都不成问题。要知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党’、‘政府’和‘央企国企’，即使投资失误也无所谓。请问郭将军，三峡豆腐渣工程用的是老百姓的电费加价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今天央企国企又置国内金融海啸于不顾，继续胡乱海外投资，‘出手阔绰’地对富得流油的欧洲进行救济，真是卖国到了极点。卖国已经是‘官员’的时尚，对此，请问您怎样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1日新闻《张福英做慈善义工也遭刑拘，敢问当局还有道德底线吗？》：张福英，男，47岁，辽宁省抚顺市人，是2011年参与公民慈善活动的一名义工，他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流落街头的访民及无家可归的群众发放衣物，是一名活雷锋，可是谁能想到，做好人好事也要坐牢，中国人的耻辱，法律的悲哀。
敬老爱幼、辅助贫困、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在北京有一部分贫困和老弱病残的访民和群众露舍在零下10多度的街头，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谁时谁地都有被冻死饿死的可能，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张福英就是因为替公民慈善机构向这些流落街头的访民及无家可归的群众发放衣物而被刑事拘留的。
替他人送些衣物食品救助他们有什么错？哪一刑法规定对这样的慈善行为可以治罪？莫非张福英没有象郭美美那样有玛莎拉蒂跑车和LV包就不能算慈善行为？莫非当局看着每年都有访民被活活冻死而感到特别兴奋和满足？
张福英先生现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1区12号，我们紧急呼吁国内媒体关注跟踪报导，并强烈抗议公安机关这种野蛮行为，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张福英先生。张福英电话：18641304885。
郭将军，打击上访者和打击帮助上访的人已经是‘官员’的行为潮流，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15日新闻《湘西吉首民间融资受害者进京被秋后算账》：图片1：集资款受害者身穿状服在北京；图片2：当时为了民间集资，这样的大人物（原中组部长张全景）都出场了，老百姓能不上当吗；图片3：当官的都全身而退了，政府公告要取缔民间融资，并要打击闹事者；图片4：受害者当年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今年的‘12.4法制日’前，30位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民间融资受害者到北京上访涉及资金近百亿、历时已超过三年的融资信访案。结果，在北京中山公园遭警察盘问后被截回当地，多位受害者在关押到派出所后被口头训诫。其中，高位截肢的向远凤还被投入牛岩拘留所关押7日。
据悉，所谓的非法集资，是湘西自治州吉首市2003年新一届政府领导上任后，先后多次通过会议鼓动民间集、融资的事件。当时的政府提出‘改造州府老城区、再建一座新吉首’的口号。老百姓见有政府的号召，就纷纷向政府公布的政府大楼、文化馆、体育馆、影视文化中心、人民广场、边城宾馆、商业街等项目的开发商融资。当时政府官员表示，只要民间集资的利率不超过国有银行利率的4倍，就是符合‘中央政策’的。
刚开始，三馆、荣昌、楚原等开发公司融资的月利息是2%，但由于开发规模过大，吉首地区的经济又并不发达，所以资金流对民间融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2008年的月利息达到了6%，当时不仅是老百姓集资，政府官员也都进入了疯狂的集资中。到2008年又一任领导上台后，以内部文件通知参与集资的官员退出，导致资金链断裂，然而取缔民间融资。追回的这一自利行为，使民间融资不可避免地崩盘，事先获信息的官员已全部获利且安全撤出，而老百姓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老百姓被迫大规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民间融资受害者杨晓雁，当时投资了140余万，其中近一半是借亲戚朋友的，民间融资被取缔后，仅仅追回了56万余元，尚有80余万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杨晓雁说：虽然开发商被判刑了，但那些建设项目还在，我们老百姓是信任政府才到处借款投资，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凭什么不退还？
郭将军，‘官员’一味鼓动百姓民间集资、融资，等百姓真这样做了，却又宣布为‘非法’，将企业家判刑甚至判死刑，使老百姓极度遭殃，‘官员’却一个个全身而退，这就是‘官员’紧跟所谓的‘国家形势’的结果，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14日新闻《劫访也与时俱进？湖南郴州驻京办囤积访民》：12月上旬，因法制宣传日和国际人权日的原因，各地方劫访行动真可谓雷厉风行，可敏感时期一过去，大量访民就被困驻京办，如位于北京丰台区玉营桥69号的郴州市驻京办已囤积了12位访民，地方维稳团伙不再火烧屁股将她们劫回当地了。据说，这样囤积的目的是为了套取更多的维稳拨款。
郴州市汝城县的于洪、桂阳县的廖文凤等访民是12月1日到北京，结果在火车站就直接遭劫返回湖南，12月3日在送到汝城县半道时被扔下了车辆。于洪、廖文凤连家都没有回就于12月5日返回了北京，此时法制宣传日刚刚过去，而国际人权日还没有来临，结果于洪和廖文凤被从久敬庄带到驻京办，与陆陆续续送达的邓明祥、卢秀莲、范珍花、何德宝等共计12人一起囚禁驻京办。其中还有一位不敢说出姓名的村干部。
敏感时期没有上访冤民，说明地方领导有方；平常日子访民关押多，产生经济效益高。劫访、维稳‘与时俱进’，由此产生的特色市场经济更是如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非常顺从劫访、维稳这一‘特色市场经济’潮流的问题？”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6月20日新闻《清华反右幸存者刘凤麟要求校方对话》：二○一一年四月底，清华百年校庆，七十八岁刘凤麟（原工程物理系原子能物理实验室二十三岁实验员右派分子）被禁止返校。他家在辽宁省阜新市。他控诉惨遭反右派运动迫害二十二年，一九七七年起维权上访，三十五年来被校方推诿扯皮，如今向校方喊话，要求对话，叙述如下：
蒋南翔、胡键之流良知何在
清华本是大师荟萃，人才辈出，工程师的摇篮，许多学子在反右派运动惨遭整肃诛戮，成制冤造假害人的地狱，五十四年漫长阴暗的时光隧道，血和泪浸润着美丽的清华园。
一九五七年四月，署名小兵的学生在清华南门贴出小字报，要求“不要动用国家机器，强迫人民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要给人民以是否喊万岁的自由。（大意）”被以“反革命罪”囚死在狱中。
孙宝琮（电机系二十二岁学生）撰写的清华第一张大字报提出“自由、民主、宪政”。他在全校万人批斗大会上抗议：“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让历史检验我们是爱国的，让法西斯分子在历史面前发抖吧。”他的慷慨陈词，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被判刑十年，实际坐牢二十余年，在劳改时断了手指。他曾和我关押在一起，如今健在。
徐璋本（工程物理系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与钱学森同学）归国报效，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右社论，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严打专项行动时，他提出成立劳动党，致信毛*泽*东，要与共*产*党竞选。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有严重矛盾，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现已故。
当时，中央派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向师生解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问题。我递纸条问：“列宁早已宣布废止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苏联侵占的大片领土仍不归还？”校党委书记蒋南翔未回答，把纸条装入衣袋。其实中共和毛*泽*东在建党之初就效忠斯大林，认贼做父，在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哪有胆量要回领土。这也罢了，我却因这无人知道的爱国举动，被校党委副书记胡键以“反苏”罪名定成极右派分子，我在清华第九宿舍，三次悬梁自尽，均因舍不下农村的父亲（我九岁失母，父亲把我和两妹妹养大）而未果。我被学校送进海淀区公安局蹲大狱，住牛棚，毁终身，断子绝孙，孤苦伶仃，成贱民。
试问，蒋南翔、胡键之流，你们是不是父母生来父母养？你们的人性和良知何在？你们为保住乌纱帽，竟把黄万里、袁永熙、郭道晖等五百七十三位优秀师生打成右派分子，置于死地！
清华厚黑应付我马拉松上访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我开始上访清华党委，由人事处两次回复污蔑：“当年你大肆向党进攻，属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学校不保留公职，如你不听劝阻要来北京，不予接待，后果自负。”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总书记横空出世，驱妖降福。清华的右派分子全被改正。校党委一纸通知：“你原划右派予以改正，工作由辽宁省彰武县就地安排，即日起发给原工资五十三元，以前的不补发，主要着眼在政治上卸掉二十多年的包袱，要向前看。”（当时刘是在原籍本县西六乡五家村监督劳动的农民，就地安排在本县电机厂当工人。）
一九八六年，清华党委办回复：“你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不能补发，因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希望你要体谅国家的困难。”
二○○○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提到三百九十元退休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求按清华的标准，补退休金及劳教期间工资和精神补偿，这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区两级公安局、市区两级法院，四机关分别回复：“你的问题归清华解决。”二○○五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要求落实的问题，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无法解决。”
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本是反人民和违法的，即便如此，我也完全不符合标准，却被胡键破格定成“极右”，开除公职，蹲大狱。
三十五年来，每年向有关部门寄出上访信三十来封，有的还附两百元作为对方回信的费用，累计发信千余封，我马拉松式的上访，各种《回复》二十多件，均推诿扯皮。到如今，按照任何政策和法律，都应落实“改正”后的善后问题，却被清华推诿为北京市委和中央没有新政策。
图1,1957年底，刘凤麟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蹲大狱之前，摄于清华校外五道口照相馆。
图2，1994年，刘凤麟退休，和无业的老伴，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修鞋，每天可修20至30双鞋，而挣20至30元。挂牌：“原清华工物系右派，七十二岁向您要饭吃，谢谢！”当时准备到北京清华上访，同时在清华或颐和园门口挂牌摆摊为生，又担心上访无望，被保安驱赶扭打，自受其辱而未成行。以下均为刘凤麟诗。
清华右派刘凤麟，讨饭条幅敞心扉；
饥肠辘辘战寒暑，乞求施舍翁妪泪。
皇恩浩荡冤民福，反右阳谋旷古罪；
救星陨落百花妍，横尸饿殍展笑眉。
据悉，党治国（水利系黄万里右派教授的学生右派分子），被送到铜川煤矿劳动教养，却不忘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矿工学习《共*产*党宣言》，被控反革命罪，铜川市法院判死刑，上报陕西省待批。省法院按指标枪毙四名，各地报审七名，党排第五，活了下来，十多年后党出狱，右派被“改正”，领取迟到的水利工程系毕业证。排名前四的现行反革命，虽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徐刍（清华数学系一九五二届留校，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一九五六年被调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回校似有言论不当，被反映到数学所而成右派分子，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劳教多年，表现好，解除劳教留厂就业。十岁儿子送来其离婚之妻的信，因中午不是探监时间，他钻过铁丝网取回信，违反监规，被严刑拷打，后脑部扎入长铁钉而穿孔，一周后因伤势过重，死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按自杀处理。他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
清华现任党政领导良知何在
刘凤麟接着说，剥开清华百年校庆的光鲜画皮，试问现任校党政领导，五十四年来违反党纪国法的罪恶行径，何时画上句号？请以人性和良知，为前任赎罪！还受害者以公道。
中央政法委通知辽宁省政法委，由阜新市细河区政法委负责人两次来我家关注，劝阻我去参加校庆。
我很贫困，返校触景伤感，不去也罢，但在电视上看到刘冰（“反右”祸首，后为校党委书记）、蒯大富（“文革”祸首，后为重刑犯），这两位对清华人欠有血债，竟成校庆日的返校嘉宾！我愤怒！
在校庆之前月，我写成《撕掉清华大学的面纱》万言书，寄给清华校党委书记胡和平、校长顾秉林，请校方对我多年的上访信件提出质疑，我要与校方在国内或国际法庭公开对质，辩论是非，依法审理。年初以来，我先后寄出的五封信，杳无回信。
我年事已高，饱经磨难，疾病缠身，来日无多，在离世之前，右派维权，奋斗不止。活要人权，死要瞑目，等待校方回应。
“反右”和“文革”并未结束
刘凤麟现象很普遍，每年都有反右幸存耄耋老者，倒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不瞑目。
图3、4，5，刘凤麟夫妇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夏日修鞋。
赤日炎炎似火烧，八旬冤民倍煎熬；
炙热檐下求施舍，糟糠含泪备汤糕。
反右蒙难由衷恨，清华尽忠孝犬劳；
伤天害理造极顶，胡键之徒染官帽。
手握臭鞋气难出，九死偷生到临终；
夫妇携手熬未日，忍辱含冤仇恨生。
罄竹难书千古泪，耻辱柱上审奸雄；
一代风流始皇梦，独裁暴政古今殊。
图6，刘凤麟夫妇严冬修鞋，左前侧是积雪；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2008年，七十五岁刘凤麟，因年事已高而歇业。
蹲街守摊伴雪堆，烈风刺骨锁双眉；
数九寒冬透心冷，政治迫害晚景悲。
红色政权练狱里，人性良智化成灰；
伪皇暴政求不死，九月九日晚来迟。
修鞋求食守街头，城管驱赶泪双流；
进得屋内御寒暑，逢遇好心贵人筹。
滴水之恩泳泉报，老命休止来生求；
因缘降至毛贼福，痛恨千载恨万秋。
清华校友感言
●姚燮庭（清华大学机械系66届）：读此文可见，如今，所谓的“右派分子”得到真正平反了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实质的慰藉和补偿，没能享有应有的公平正义与人格尊严。
“反右运动”的错误得到真正改正了吗？没有！因为没有一届政府勇于承担责任、改弦易辙、痛改前非。
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笔勾销；穷困潦倒，精神沮丧，无人问津；维权上访，挂牌喊冤，视若无睹；更有甚者，屡受监控，常被和谐，返校无门，维权无望，只能痛心疾首，遥问苍天。刘凤麟乃其一也！
呜呼，刘凤麟啊，刘凤麟，你真是生不逢时啊！想当年23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原子物理，大有可为。可惜啊，“反右”一风吹，顷刻入监房，红彤彤的天空，黑沉沉的地狱，风云突变两重天。22年受迫害，35年上访难。求爷爷啊，告奶奶，无人问津，无人怜。孤苦伶仃摆鞋摊，风吹日露度晚年。
苍天啊，苍天，你行的什么道？执的什么法！你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黑白两道，你是看得清，还是辨不明……
哀哉，岂止一个刘凤麟啊！神州大地，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备受打击。焚书坑儒胜过秦皇，知识不再，犬儒丛生；专制之下，再无真言，谁要发声，则被和谐；政治改革，休得妄言；民主法治，望而莫及；普世之下，价值何在，知识人啊，一片茫然……
且慢，坚持啊！莫心灰！当今，群众已经觉醒，百姓不再愚忠；世道终究要变，曙光即在前头。记住中山先生遗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同志们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11.6.17）
●石天河（88岁，原四川《星星》诗刊编委右派分子）：刘凤麟维权，精神可嘉。不过，不应认为清华堕落了，是因为这种教育体制，把很多人教得瘟头瘟脑，自己不能独立地思考和认识问题了。（2011.6.18）
●陈奉孝（76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22岁学生右派分子，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虽然我一直参与右派维权活动，但我指出，中共当前不可能给右派平反，道理很简单：怕引起连索反应。（6.18）
●方能御（74岁，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旅美华人，原上海第一医学院19岁学生右派分子）：Thank you Meisun. A complaint by tear and blood。译：此文是血与泪的控诉。（6.17）
●邹吉：通过文字记录下一个个百姓的历史，好让以后的人能够通过历史得到教训，真是一件好事。（6.18）
●岩石：毛*泽*东害了多少人！真是罪大恶极！
●刘凤麟答：此文积我五十四年冤屈的呐喊，是投枪，是匕首！为政者，又是无声回避，证明他们的无能和理亏！有理走遍天下，孰是孰非，放在阳光下,晒晒，证明他们是不是人父人母所生。可是，他们不敢，只能是无声抵赖。
由于毛*泽*东的“造就”，使我没有成为它猢群狗党的同路人，保住了人格。晚年和右派难友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共和、宪政，争人权、讨人性，很荣幸！
各位的鼓励和支持，给我勇气和力量！在独裁天朝之下，我不气馁，永不放弃。人性和良智是战胜邪恶的锐器。让我们携起手来，迎接属于公平正义的胜利。
三十五年来，我投书告御状，面对无视人权，丧失人性的天朝，独自呼喊！无时不处于惶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各位的支援，使我不孤立，感到生命的意义，此生足矣！
我要以今年三月施行的新颁《国家赔偿法》继续与清华交涉，生命不息，抗争不止，奋斗延年！
反右阴风泛神州，毛匪群贼放声吼；
精英学子遭正肃；焦容存照百年后。（6.19）
◆文中诗为刘凤麟作。
郭将军，对右派冤案者上访本应认真对待，然而在当今禁访和严打上访的形势下，有哪个‘官员’会认真对待呢？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关于俞梅荪的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其父在反右中被迫害致死，当时俞梅荪四岁，弟一岁，从小受歧视，‘文革’被抄家挨打，弟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二十二年后其父被一纸通知‘改正’，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补发三百六十元安葬费了事。
一九九四年，俞梅荪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应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求援，支持其搞好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竟反被‘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冤狱三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海老家孤寡残障弟弟的住房又被暴发户私企老板政协委员趁火打劫而非法侵吞。三年来，俞梅荪和弟弟在上海流浪中维权上访和报案，惨遭加倍迫害，如今弟弟常年滞留在精神病医院，无家可归，生不如死。俞梅荪沉冤十八年来，被《文汇报》党政领导推诿和蒙骗，无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劫难没完没了。
二、2010年08月06日文章《俞梅荪：‘右派’的父亲，‘精神病人’的弟弟》，内容如下：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编，曾为青年毛*泽*东刊载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并调查社会现实，发回许多报道，对我国人民了解苏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总编辑），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和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许多年以来，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家父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家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
家父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劝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停业，公司全部撤销，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郊外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7、8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家母携我多次上访，遇见久违22年的家父的同事赵济年（时任国内业务处处长），他两次带我们求见家父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里传出话说没空。我们只好直接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家父档案而得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报道家父发言如下：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5月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家父发言全文，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我以此据理力争，人事处长张秀苒哑口无言，几经争执与周折，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此举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57年家父去世，家母自费用棺木土葬，保险公司给的这860元，尚不足两次的安葬费。）
当时，保险复业招工，我到保险公司工作，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立法工作。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的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但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家父之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办公室的同事周庆瑞，到达方知其在月前刚去世。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记述家父之死
诗人北岛叙述童年：“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的叙述，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家母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家母考证。1979年在为家父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家父被以畏罪自杀，对抗反右派运动的罪名而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北岛之父赵济年与家父同事）。
2008年4月，我去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我俩出了医院，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的话：“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提出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大批判，他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上海师院的次子精神崩溃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应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为同乡好友，分别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学成回国，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冒着生命危险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国；1957年都被定成“极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两次服安眠药而自杀身死，你在17岁时，不也是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警察闻讯上门调查；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精神崩溃。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
天上人间的家庭团聚
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从不理解父亲，一向拒绝母亲要我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50年来，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和家父在上海的两位右派挚友时来我家探望，家父在北京财政部的一位老上级一直关怀我们，如今均已作古。
我俩说起五四运动时，27岁的祖父撰文呼吁营救陈独秀、傅斯年等被捕的北大师生；毅然辞去中国驻苏俄特使的日文秘书（月薪200元大洋），投身于清苦的新闻事业（月薪50元大洋），是我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记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祖母晚年怀念祖父，弟弟为其朗读祖父的旅俄回忆文。弟弟还说，祖母曾对他说：“你哥哥的眼睛长得像爷爷。”这使我很荣幸，勉励自己当以爷爷的大公至正的目光来看世界。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静谧，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尽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3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我俩漫步在公墓墙外的海堤，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1997年，我出狱陪母亲返回温州老家之后，航行在杭州湾回上海接弟弟出院的途中，我对着母亲，唱起这支歌。
傍晚，我俩乘归途的末班车，送弟弟回到在闵行区颛桥的精神卫生中心分院，问其有何感想？晒得满脸通红的他开心地说，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兴的一天。又问对父亲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间团聚了。
六十年祖居被侵吞
夜色降临，我独自出了医院，经由市区返回借住浦东川沙镇地铁工地旁的外地打工仔家中，又回到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由于祖母早已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住房闲置，被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的我的“知青朋友”惠进德无偿借住一年后，他与我家攀兄弟，以保留我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以及日后我弟弟回上海住院由其代管监护事宜为由，要求私下廉价转让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给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以来，他回避保留居住权的承诺，使我俩陷入困境；2004年起，他多次拒绝医院的出院通知，并向我家隐瞒。2007年底，滞留在市区总医院6年的弟弟，被遣送郊外闵行区颛桥分院，他深感出院无望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医生及时发现抢救，施以电休克治疗，每每使其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
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断然拒绝。他还要我“要识时务”。
无奈，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惊悉我家祖居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廉租公房），早在9年前，已被惠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并伪造其私章和签名退掉住房，又用伪造公文《住房调配单》把其迁到郊外北新泾平塘路185弄112号302室（已住着别人而无法迁入）的虚假住房，再把我家祖居非法过户到他的名下，他又利用离婚，把“户主”更名为其“前”妻，又将其儿子的户口迁入我弟弟户籍并立为“户主”，他自己又迁走而“完全脱身”。我弟弟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年我刚出冤狱回故乡，却遭上海滩拆白党暗算，陷入欺诈陷阱，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竟早已被悄然夺走，又“几经易手”，以各种非法手续，“合法”侵吞殆尽。
维权上访反而惨遭侵权
2008年初，为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时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几日，使其回归社会而恢复正常。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我回北京，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受到重视而把我的材料转上海市信访部门处理。
2009年2月，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公室通知，满怀希望回上海，把病愈的弟弟接出医院，一同去上访。没想到，却由作案方--新长宁（房地产）公司信访办公室答复，竟诬弟弟到场办理退房，且一切手续合法。我俩继续上访，区和市两级政府信访办均诬弟弟到场签字退房，致使对方更为嚣张，以致我和弟弟回祖居，对方说是已和信访办沟通，嘲笑上访之无用，把我俩赶出大门，引起周围邻居的公愤。其实，即使我和弟弟去办理退房手续，按照上海市政府有关房管的强制性规定，也是根本办不成的。
弟弟俞颂荪连续被三个信访办诬为到场签字盖章办理退房，倍受刺激，夜不能寐，厌食厌世，极为虚弱，卧床不起，旧病复发，要自杀。出院半年被送回，体重下降15公斤，神智不清，成危重特护病人，作电休克治疗。2010年8月，弟弟在医院又一年，病情虽有好转，仍在特护之中。
惨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
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为财政局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安徽劳改农场20余年获释，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亲友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2年获释回原单位，右派被改正不久，又被陷害而判了无期徒刑，12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
可见，在反右派运动中惨遭劫难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泪史，时至今日，其危害仍未结束。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演说中讲：“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谨以此意来纪念反右派运动的殉难者们。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以‘识时务’的名义欺压百姓、打击群众上访伸冤的问题？”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9年10月29日新闻《右派自印新书〈往事微痕〉被查抄》：大陆一批老右派分子印制传阅刊载反右运动的小册子《往事微痕》，无故遭当局大批抄走，册子主办人铁流对记者说，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紧缩，不及邓小平时代。
大陆老右派学者、原成都日报编辑铁流，就一群右派老人私下撰写、传阅的复印文本《往事微痕》，被当局无故没收，至今未获发还。
记者电话访问现居于北京的铁流，他表示，电话和行动长年受到当局监视，他将《往事微痕》这册内部交流的文稿透过邮局向各地的‘五七老人’投递，但文稿至今未有送达，他到邮局查询，被告知文稿遭‘打非办’没收，但他按邮局提供的‘打非办’电话打去，被告知该单位不存在。
在1952年，因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共*产*党建言‘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而被划为‘极右份子’，在狱中渡过了二十三个春秋的铁流说，他们一群老右派曾在胡*锦*涛上任之初寄予厚望，但目前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认为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比邓小平时代还要萎缩。铁流说自己年事已高，已经再无讲假话的必要，他只想趁着还有时间，将过去的历史诚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所了解。他说自己多年来热爱国家、民族，他希望当局能够对过去的错误有所反思避免重蹈覆辙。
《往事微痕》由一群右派老人包括铁流、庐玉、燕豚符等亲自撰文、印造，内容主要记述当事人在反右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该文本以复印形式大宗邮寄给五七受害人传阅，并不对外发行。但这批刊物无故遭当局没收，铁流在公开信中批判当局的做法是扣押私人邮件、违反国家邮政法、践踏宪法。
同期新闻：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官方网站的报道：该总队的执法三队今年8月11日在西城区‘国二招’召开第七次辖区片会，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张伟在会上说：‘近来，执法三队连续打了几个硬仗。7月底开始，查堵非法出版物《往事微痕》，与安全局、工商、交通等部门联合蹲守邮局，暗访、核查黄某印制非法出版物窝点，并迅速对所涉嫌的复印店召开执法检查。同时，还集中力量对辖区印厂进行筛查，按审批注册逐一核查。’
郭将军，百姓将自己的往事汇编成册互相交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其不涉及经营，何谈非法？限制百姓言论自由已经是‘官员’的‘时尚’，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形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形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形势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卑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官匪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卖国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放任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抛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吃人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掌控所谓的‘对老百姓来讲最致命’的方法，将国家机器、国家公器和媒体转为官员的私有工具，使人民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状无处告，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而且深刻领悟官员为非作歹的国家形势，形成官员争先恐后为非作歹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形势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历经公安、检察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侦查、起诉、审判，案件很快就告破，最终将直接打人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同时也查明了黄陂区公安局纵容他人殴打谌才银的事实。
可是，1996年2月1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书》，却是于2010年11月22日送达到肖凤珍的手里。为此肖凤珍提起了《国家赔偿的申请》，虽多次进京上访，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以下是肖凤珍的申诉书：
我叫肖凤珍，现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处理我的国家赔偿申请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我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反映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的丈夫谌才银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1994年11月9日，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之下，将谌才银传唤到公安局并非法予以羁押，同年11月12日，谌才银在黄陂区公安局收审所被人活活打死。
谌才银被无辜殴打致死后，历经公安、检察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侦查、起诉、审判最终将直接打人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同时也查明了黄陂区公安局纵容他人殴打谌才银的事实。但是由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误，直到2010年11月22日，我才收到1996年2月1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书》。
收到这份迟到了15年的判决书后，我立即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的申请，其主要理由是：
1、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请求时效规定。
2、受害人谌才银在看守所内被人殴打致死，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存在严重过错。
3、受害人谌才银并不属于收容审查人员的对象，黄陂区公安局对谌才银的收容审查程序严重违法。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11年3月10号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其理由是：我的赔偿申请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故不予受理。我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款，对于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前但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仍然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由于谌才银一案虽然发生在1994年11月12日，但被依法判决确认的事实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后，且1995年1月1日之前对发生在看守所关押的人犯被打致死的国家赔偿没有具体规定，故应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我们申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号将此案的申诉材料转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但又不作出具体处理意见，问其理由，答复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属于形式错误，应予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上一级人民法院才能受理。如此一来我一个弱女子在武汉中院、湖北省高院之间来回奔跑，至今仍无结果。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为严重违法
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掩盖自己在刑事案件送达文书上的严重错误，不惜以更加错误的方式阻碍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后果是直接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104条、第10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当依法向被告人送达诉状副本，并在判决后向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然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严重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在二审裁定下达十五年之后才向我送达1996鄂刑一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致使我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职，让一个已遭受重大打击，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再次受到了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直接侵害。我从1994年起就乞讨生活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至今，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知道？难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送达行为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吗？
其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形式上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其实处理程序上的错误。
武汉市中院的错误纠其原因，是为维护本地公安的利益，官官相护、权倾一致而作出的极不负责任的决定。作为上级法院理应依法纠正。但奇怪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武汉市中院的法律文书格式不符为由，拒不受理我的申诉，而在我多次的追问之下，两级法院之间居然将责任互相推诿，武汉中院认为省法院将申诉材料下转是错误的，他们可以用通知的方式不予受理此案，而省高院认为：武汉中院的通知形式不是国家赔偿案件的决定形式，他们不能处理。我们弄不明白，既然武汉市中院连法律文书的形式都错了，那么其内容不是更加错上加错，明知武汉市中院下发了错误的文书，湖北省高院又为何不敢纠正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湖北省高院的刑事判决送达错误，直接导致了我的国家赔偿程序障碍。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上、下两级法院相护推诿，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用一句失误而能够解释的通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放纵，对人民群众生命权的犯罪。
肖凤珍，电话：13018031739。
在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官员’竟然隐瞒判决书15年！‘官员’隐瞒判决书已然成为潮流，而且隐瞒时间越来越长。请尊敬的首长为无助的百姓主持正义！”
问题2：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4日新闻《薄熙来搞‘追逃’，意欲何为？》：
据重庆媒体 2011 年 11 月 17 日披露，今年 1月至11 月，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20728 人，起诉 30768 人， 13 个涉黑团伙被起诉，共 221 名涉黑人员受到法律制裁 ，据市检察院介绍，今年检察机关坚决惩治影响社会安全度的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批捕杀人、绑架、抢劫、抢夺等严重暴力犯罪 8605 人、起诉 10442 人， 批捕 ‘黄赌毒’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以及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 7229 人、起诉 10448 人。
我注意到，在这些数字里，还包括着‘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人和‘寻衅滋事’的人，显然，重庆警方依据薄熙来的指示，把那些发表不同意见，包括持批评言论的人，和游行、集会、抗议等的维权者，等等，统统当成了罪犯，严厉打击。什么是‘编造’？难道只有令人肉麻的歌颂他的文章，才不是编造的吗？什么是‘恐怖’？他们认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官员政绩的事，都可以强加这一罪名。难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有保持沉默才是良民吗？其实，最大的‘侵财’犯罪是薄熙来一声令下对民企老板‘大蛋糕’的公开抢劫！但是，谁去追究他呢？！
重庆媒体说，市检察院介绍，今年仍然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赵小平强占菜园坝客运市场、杀害竞争对手，黄赞残害群众、聚众赌博、强行收取保护费、横行乡里等 13 个涉黑团伙 221 人依法起诉。 坚持打黑反腐同步推进，加强与相关部门衔接，注重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群众举报中深挖线索，查处打黑除恶揭露的职务犯罪 46 人，其中厅级干部 2 人、处级 14 人，涉及‘保护伞’犯罪 16 人。
重庆消息人士透露，上述犯罪嫌疑人，不是直接送到看守所，而是先到所谓打黑‘基地’过渡。‘基地’是什么，是没有监控设备的‘农家乐’和‘度假村’，在重庆多达上万家，办案人员可以在那里舒服地吃喝，嫌犯却要受刑，要过鬼门关，已经有了大量的目击者和受难者证实了这一点。包括赵小平在内的许多嫌犯，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酷刑和逼供，而强压之下的口供，由警方引导指向事先拟好的政敌。这与文革没有任何两样。因此，报导中强调‘保护伞’和‘干部级别’，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举多得，既可以为官场倒出空缺位置，安排死党，又可以杀一儆百，凝聚力量，而且，还可以愚弄信息不全的老百姓，骗得一个‘薄青天’和‘王青天’的美名。
同时，重庆媒体还大肆渲染了所谓‘警方为 2000 多民工讨薪’的事迹，表面上看，这是为弱势群体服务，实际上显示了当地法制环境的恶劣，企业老板不能自觉地依照《劳动法》和《经济合同法》，如期支付民工薪水；各级法院不能秉公执法，及时受理审判，为讨薪的民工维权，而是抛开了正常的司法体系，由绝对强势的公安，直接界入经济纠纷，靠国家机器给人造成的恐惧感，震摄企业老板，却不能解开困扰企业的‘三角债’，留下了无穷的‘经济后遗症’。这足以表明，重庆已经堕落成了一个警察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无所顾忌的城市，他完全靠强权人物薄熙来，王立军的喜怒哀乐行事！
于是，受到警方怀疑的人纷纷逃亡，得罪不起警方的人，大都成了追逃的目标，而抓捕上述嫌犯的多少，就成了干部考核的政绩和硬性指标，故出现了这样一些假大空以至哗众取宠的新闻：媒体报导说，自 2009 年 6 月以来，重庆对近 10 年来的积案和逃犯联动攻坚、全力抓捕，破获各类积案 25135 起，抓获历年命案逃犯 1125 名，破获命案 1665 起，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由于薄熙来急于政绩造势和上位，故逼迫警方使用非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刑讯逼供，有的移花接木，有的轻罪重判，有的枉法追诉，一方面的确提高了效率，抓捕了一些嫌犯，侦破了一些命案；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给后任者留下了上访潮的隐患。这正如为 2000 多民工讨薪成功，却使司法系统失去效力和蒙羞一样。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样一条新闻：中新网重庆 12 月 14 日报导，重庆忠县公安分局 14 日通报称， 32 年前的漏网逃犯王某目前已被捉获，其亦成为当地警方目前抓获的在逃时间最长的逃犯。
可见，它的‘新闻点’有两个，一是时间很长，二是嫌犯已是亿万富豪。我认为，警方的动机和动力正在此处。
文章说，1979 年 7 月，嫌‘打工累又不挣钱’在外闯荡多时的王某、刘某等人聚在一起，谋出快速致富的方法贩卖妇女。几人回到忠县以介绍婚姻为由，将忠县籍女子张某等 17 人，以 450 至 500 元不等的价格拐至河南南阳县、唐河县等地卖与他人为妻。案发后，刘某等三人相继落网，王某则侥幸逃脱。自今年 ‘清网行动’启动以来，忠县警方成立 46 个追逃小组梳理历年逃犯，王某则是其中之一。此时距案发已过去 32 年，当初的办案民警均已退休，追逃民警无丝毫线索。随后，专案组民警来到王某户籍所在地大量摸排、走访，发现其自案发至今 32 年里都没回过老家。文章又描写了几经周折的细节，其称， 12 月 8 日晚，经过七昼夜奋战，专案在河南新乡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而时隔三十余载，此时的王某已成为当地身家近亿的地产富豪。
显然，第一，逃亡的时间越长，警方如能侦破功劳越大，奖励的钱越多，故 32 年前的事就成了新闻，但它们恰恰忘了，刑罚是有追诉期的，像王某这样的发生在 32 年前的积案，没有人命，已属改斜归正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第二，是不是贩卖妇女罪，当年的证人证词已很难找到，连办案警察都退休了，仅凭他的口供，未经法院审判就大肆报导，充分说明重庆搞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而且，第三，之所以警方如此卖力，就是事先已耳闻此人有钱，那些离奇意外的细节，不过是编造来吸引眼球，欲盖弥彰而已。他们抓捕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机强占他的财产。
为了掩盖这种抢钱买官的‘运动式打黑’，薄熙来让媒体大肆报导‘全委会’研究什么‘法治’，但还是由上述新闻露出了破绽。现在，重庆有多少个追逃小组？从忠县看，一个县就有 46 个，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假如主管政法的副书记，一天要听取公安局长汇报的一个小组的情况，就要 46 天啊！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够。也就是说，整个忠县什么也干不成，只有天天搞运动，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么呢？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以追逃‘清网行动’的名义搞‘二次文革’运动的问题？”
问题3：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2日新闻《成都官方推诿处理前情报员杨和堂强拆案》：今天下午，现年77岁的成都老地下党情报员杨和堂再次赶赴媒体投诉成都官方继续推诿其维权诉求的冤情。
杨和堂说：他近期多次去成都市区两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自己被强拆的冤情，市‘纪委官员’要求其去去‘区纪委’解决。成都市成华区‘纪委’则要求他等待‘政法’部门的调查结果，并明确要求杨和堂不得再次去要求解决问题。
2008年，杨和堂在成都的住房面临城市改造。由于政府工作人员提出的补偿标准过低，杨和堂90余平方米面积的房屋只愿意赔偿8平方米房屋，杨和堂对政府的补偿方案断然拒绝。2008年6月9日，成都当局对杨和堂房屋进行强拆，导致直接经济损失约80万元。杨和堂家中所藏黄金、邮票、10万余元现金都不翼而飞。遭强拆后，杨和堂多次去有关部门投诉，在成华区警方部门遭到警员殴打。后多次上访都没能获得政府部门回应。成华区拆迁部门亦十余次与杨和堂进行拆迁谈判，但都未有结果。
而成都市成华区‘信访局’则告知杨和堂，你的问题解决了，大批官员将被撤职，根本不可能解决。
‘官员’道出了真话：‘你的问题解决了，大批官员将被撤职，根本不可能解决。’这说明强拆是国家形势，不解决强拆问题更是国家形势，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4：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3日新闻《三峡集团27亿欧元入股葡萄牙电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Three Gorges Corporation)在购买葡萄牙主要电力企业——葡萄牙电力公司（Energias de Portugal，简称EDP）股份的竞标中胜出。这笔27亿欧元的交易被视为开启了负债累累的欧元区经济体向中国出售资产的先河。
三峡集团在竞标中击败了德国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意昂集团(Eon)、巴西国有控股电力企业Eletrobras，以及另一家巴西企业Cemig。
在提交给里斯本股市当局的一份声明中，葡萄牙政府控股公司表示，三峡集团将斥资26.9亿欧元，收购EDP 21.35%的股份，成为这家公用事业企业的单一最大股东。
这家中国集团的出价为每股3.45欧元，与EDP股票周三的收盘价相比有53%的溢价。昨日这笔交易宣布之前，EDP股价上涨逾4%，至每股2.33欧元。
葡萄牙政府表示，三峡集团还将斥资至多20亿欧元，购入葡萄牙一些风力发电场的少数股权，并且将向EDP提供40亿欧元的信贷额度。
EDP曾是政府垄断企业。这笔交易标志着葡萄牙政府出售了其在EDP所持全部剩余股份。它也是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展开的首批私有化交易之一。
按照葡萄牙与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的780亿欧元纾困协议的条款，葡萄牙政府同意进行全面的私有化，未来还将出售政府在国家电网运营商和国有航空公司所持股权。
各竞标方进行的大力游说——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意昂集团竞标表示的支持——使这笔交易在葡萄牙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议题，反对党坚决要求政府做出明显不偏不倚的决定。
这笔交易是对意昂集团的一次打击，该集团曾希望在快速增长的巴西市场得到一个立足点。EDP在巴西拥有广泛的业务。
意昂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泰森(Johannes Teyssen)表示，他发出的要约——包括将意昂一些可再生能源业务的总部搬到葡萄牙——‘本来对意昂和EDP都是有利的’。但这家德国集团未能让自己的出价‘高于我们认为是一项合适的……投资’的水平。
银行家们表示，EDP在今后三年里每年将需要大约26亿欧元来应付大约108亿欧元的总债务。
葡萄牙投资银行(Banco BPI)称，三峡集团被视为提交了‘就保持EDP战略之独立性和使其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而言的最佳要约’。
里斯本的一些分析师表示，意昂集团据信提交了每股3.25欧元的出价。
网友评论：中国国企在外投资收购，钱从来都不成问题。要知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党’、‘政府’和‘央企国企’，即使投资失误也无所谓。请问郭将军，三峡豆腐渣工程用的是老百姓的电费加价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今天央企国企又置国内金融海啸于不顾，继续胡乱海外投资，‘出手阔绰’地对富得流油的欧洲进行救济，真是卖国到了极点。卖国已经是‘官员’的时尚，对此，请问您怎样看待？”
问题5：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21日新闻《张福英做慈善义工也遭刑拘，敢问当局还有道德底线吗？》：张福英，男，47岁，辽宁省抚顺市人，是2011年参与公民慈善活动的一名义工，他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流落街头的访民及无家可归的群众发放衣物，是一名活雷锋，可是谁能想到，做好人好事也要坐牢，中国人的耻辱，法律的悲哀。
敬老爱幼、辅助贫困、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在北京有一部分贫困和老弱病残的访民和群众露舍在零下10多度的街头，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谁时谁地都有被冻死饿死的可能，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张福英就是因为替公民慈善机构向这些流落街头的访民及无家可归的群众发放衣物而被刑事拘留的。
替他人送些衣物食品救助他们有什么错？哪一刑法规定对这样的慈善行为可以治罪？莫非张福英没有象郭美美那样有玛莎拉蒂跑车和LV包就不能算慈善行为？莫非当局看着每年都有访民被活活冻死而感到特别兴奋和满足？
张福英先生现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1区12号，我们紧急呼吁国内媒体关注跟踪报导，并强烈抗议公安机关这种野蛮行为，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张福英先生。张福英电话：18641304885。
郭将军，打击上访者和打击帮助上访的人已经是‘官员’的行为潮流，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6：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15日新闻《湘西吉首民间融资受害者进京被秋后算账》：图片1：集资款受害者身穿状服在北京；图片2：当时为了民间集资，这样的大人物（原中组部长张全景）都出场了，老百姓能不上当吗；图片3：当官的都全身而退了，政府公告要取缔民间融资，并要打击闹事者；图片4：受害者当年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今年的‘12.4法制日’前，30位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市民间融资受害者到北京上访涉及资金近百亿、历时已超过三年的融资信访案。结果，在北京中山公园遭警察盘问后被截回当地，多位受害者在关押到派出所后被口头训诫。其中，高位截肢的向远凤还被投入牛岩拘留所关押7日。
据悉，所谓的非法集资，是湘西自治州吉首市2003年新一届政府领导上任后，先后多次通过会议鼓动民间集、融资的事件。当时的政府提出‘改造州府老城区、再建一座新吉首’的口号。老百姓见有政府的号召，就纷纷向政府公布的政府大楼、文化馆、体育馆、影视文化中心、人民广场、边城宾馆、商业街等项目的开发商融资。当时政府官员表示，只要民间集资的利率不超过国有银行利率的4倍，就是符合‘中央政策’的。
刚开始，三馆、荣昌、楚原等开发公司融资的月利息是2%，但由于开发规模过大，吉首地区的经济又并不发达，所以资金流对民间融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2008年的月利息达到了6%，当时不仅是老百姓集资，政府官员也都进入了疯狂的集资中。到2008年又一任领导上台后，以内部文件通知参与集资的官员退出，导致资金链断裂，然而取缔民间融资。追回的这一自利行为，使民间融资不可避免地崩盘，事先获信息的官员已全部获利且安全撤出，而老百姓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老百姓被迫大规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民间融资受害者杨晓雁，当时投资了140余万，其中近一半是借亲戚朋友的，民间融资被取缔后，仅仅追回了56万余元，尚有80余万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杨晓雁说：虽然开发商被判刑了，但那些建设项目还在，我们老百姓是信任政府才到处借款投资，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凭什么不退还？
郭将军，‘官员’一味鼓动百姓民间集资、融资，等百姓真这样做了，却又宣布为‘非法’，将企业家判刑甚至判死刑，使老百姓极度遭殃，‘官员’却一个个全身而退，这就是‘官员’紧跟所谓的‘国家形势’的结果，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7：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12月14日新闻《劫访也与时俱进？湖南郴州驻京办囤积访民》：12月上旬，因法制宣传日和国际人权日的原因，各地方劫访行动真可谓雷厉风行，可敏感时期一过去，大量访民就被困驻京办，如位于北京丰台区玉营桥69号的郴州市驻京办已囤积了12位访民，地方维稳团伙不再火烧屁股将她们劫回当地了。据说，这样囤积的目的是为了套取更多的维稳拨款。
郴州市汝城县的于洪、桂阳县的廖文凤等访民是12月1日到北京，结果在火车站就直接遭劫返回湖南，12月3日在送到汝城县半道时被扔下了车辆。于洪、廖文凤连家都没有回就于12月5日返回了北京，此时法制宣传日刚刚过去，而国际人权日还没有来临，结果于洪和廖文凤被从久敬庄带到驻京办，与陆陆续续送达的邓明祥、卢秀莲、范珍花、何德宝等共计12人一起囚禁驻京办。其中还有一位不敢说出姓名的村干部。
敏感时期没有上访冤民，说明地方领导有方；平常日子访民关押多，产生经济效益高。劫访、维稳‘与时俱进’，由此产生的特色市场经济更是如此。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非常顺从劫访、维稳这一‘特色市场经济’潮流的问题？”
问题8：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11年6月20日新闻《清华反右幸存者刘凤麟要求校方对话》：二○一一年四月底，清华百年校庆，七十八岁刘凤麟（原工程物理系原子能物理实验室二十三岁实验员右派分子）被禁止返校。他家在辽宁省阜新市。他控诉惨遭反右派运动迫害二十二年，一九七七年起维权上访，三十五年来被校方推诿扯皮，如今向校方喊话，要求对话，叙述如下：
蒋南翔、胡键之流良知何在
清华本是大师荟萃，人才辈出，工程师的摇篮，许多学子在反右派运动惨遭整肃诛戮，成制冤造假害人的地狱，五十四年漫长阴暗的时光隧道，血和泪浸润着美丽的清华园。
一九五七年四月，署名小兵的学生在清华南门贴出小字报，要求“不要动用国家机器，强迫人民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要给人民以是否喊万岁的自由。（大意）”被以“反革命罪”囚死在狱中。
孙宝琮（电机系二十二岁学生）撰写的清华第一张大字报提出“自由、民主、宪政”。他在全校万人批斗大会上抗议：“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让历史检验我们是爱国的，让法西斯分子在历史面前发抖吧。”他的慷慨陈词，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被判刑十年，实际坐牢二十余年，在劳改时断了手指。他曾和我关押在一起，如今健在。
徐璋本（工程物理系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与钱学森同学）归国报效，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右社论，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严打专项行动时，他提出成立劳动党，致信毛*泽*东，要与共*产*党竞选。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有严重矛盾，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现已故。
当时，中央派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向师生解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问题。我递纸条问：“列宁早已宣布废止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苏联侵占的大片领土仍不归还？”校党委书记蒋南翔未回答，把纸条装入衣袋。其实中共和毛*泽*东在建党之初就效忠斯大林，认贼做父，在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哪有胆量要回领土。这也罢了，我却因这无人知道的爱国举动，被校党委副书记胡键以“反苏”罪名定成极右派分子，我在清华第九宿舍，三次悬梁自尽，均因舍不下农村的父亲（我九岁失母，父亲把我和两妹妹养大）而未果。我被学校送进海淀区公安局蹲大狱，住牛棚，毁终身，断子绝孙，孤苦伶仃，成贱民。
试问，蒋南翔、胡键之流，你们是不是父母生来父母养？你们的人性和良知何在？你们为保住乌纱帽，竟把黄万里、袁永熙、郭道晖等五百七十三位优秀师生打成右派分子，置于死地！
清华厚黑应付我马拉松上访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我开始上访清华党委，由人事处两次回复污蔑：“当年你大肆向党进攻，属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学校不保留公职，如你不听劝阻要来北京，不予接待，后果自负。”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总书记横空出世，驱妖降福。清华的右派分子全被改正。校党委一纸通知：“你原划右派予以改正，工作由辽宁省彰武县就地安排，即日起发给原工资五十三元，以前的不补发，主要着眼在政治上卸掉二十多年的包袱，要向前看。”（当时刘是在原籍本县西六乡五家村监督劳动的农民，就地安排在本县电机厂当工人。）
一九八六年，清华党委办回复：“你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不能补发，因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希望你要体谅国家的困难。”
二○○○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提到三百九十元退休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求按清华的标准，补退休金及劳教期间工资和精神补偿，这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区两级公安局、市区两级法院，四机关分别回复：“你的问题归清华解决。”二○○五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要求落实的问题，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无法解决。”
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本是反人民和违法的，即便如此，我也完全不符合标准，却被胡键破格定成“极右”，开除公职，蹲大狱。
三十五年来，每年向有关部门寄出上访信三十来封，有的还附两百元作为对方回信的费用，累计发信千余封，我马拉松式的上访，各种《回复》二十多件，均推诿扯皮。到如今，按照任何政策和法律，都应落实“改正”后的善后问题，却被清华推诿为北京市委和中央没有新政策。
图1,1957年底，刘凤麟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蹲大狱之前，摄于清华校外五道口照相馆。
图2，1994年，刘凤麟退休，和无业的老伴，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修鞋，每天可修20至30双鞋，而挣20至30元。挂牌：“原清华工物系右派，七十二岁向您要饭吃，谢谢！”当时准备到北京清华上访，同时在清华或颐和园门口挂牌摆摊为生，又担心上访无望，被保安驱赶扭打，自受其辱而未成行。以下均为刘凤麟诗。
清华右派刘凤麟，讨饭条幅敞心扉；
饥肠辘辘战寒暑，乞求施舍翁妪泪。
皇恩浩荡冤民福，反右阳谋旷古罪；
救星陨落百花妍，横尸饿殍展笑眉。
据悉，党治国（水利系黄万里右派教授的学生右派分子），被送到铜川煤矿劳动教养，却不忘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矿工学习《共*产*党宣言》，被控反革命罪，铜川市法院判死刑，上报陕西省待批。省法院按指标枪毙四名，各地报审七名，党排第五，活了下来，十多年后党出狱，右派被“改正”，领取迟到的水利工程系毕业证。排名前四的现行反革命，虽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徐刍（清华数学系一九五二届留校，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一九五六年被调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回校似有言论不当，被反映到数学所而成右派分子，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劳教多年，表现好，解除劳教留厂就业。十岁儿子送来其离婚之妻的信，因中午不是探监时间，他钻过铁丝网取回信，违反监规，被严刑拷打，后脑部扎入长铁钉而穿孔，一周后因伤势过重，死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按自杀处理。他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
清华现任党政领导良知何在
刘凤麟接着说，剥开清华百年校庆的光鲜画皮，试问现任校党政领导，五十四年来违反党纪国法的罪恶行径，何时画上句号？请以人性和良知，为前任赎罪！还受害者以公道。
中央政法委通知辽宁省政法委，由阜新市细河区政法委负责人两次来我家关注，劝阻我去参加校庆。
我很贫困，返校触景伤感，不去也罢，但在电视上看到刘冰（“反右”祸首，后为校党委书记）、蒯大富（“文革”祸首，后为重刑犯），这两位对清华人欠有血债，竟成校庆日的返校嘉宾！我愤怒！
在校庆之前月，我写成《撕掉清华大学的面纱》万言书，寄给清华校党委书记胡和平、校长顾秉林，请校方对我多年的上访信件提出质疑，我要与校方在国内或国际法庭公开对质，辩论是非，依法审理。年初以来，我先后寄出的五封信，杳无回信。
我年事已高，饱经磨难，疾病缠身，来日无多，在离世之前，右派维权，奋斗不止。活要人权，死要瞑目，等待校方回应。
“反右”和“文革”并未结束
刘凤麟现象很普遍，每年都有反右幸存耄耋老者，倒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不瞑目。
图3、4，5，刘凤麟夫妇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夏日修鞋。
赤日炎炎似火烧，八旬冤民倍煎熬；
炙热檐下求施舍，糟糠含泪备汤糕。
反右蒙难由衷恨，清华尽忠孝犬劳；
伤天害理造极顶，胡键之徒染官帽。
手握臭鞋气难出，九死偷生到临终；
夫妇携手熬未日，忍辱含冤仇恨生。
罄竹难书千古泪，耻辱柱上审奸雄；
一代风流始皇梦，独裁暴政古今殊。
图6，刘凤麟夫妇严冬修鞋，左前侧是积雪；在阜新市八一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寓门口摆摊。2008年，七十五岁刘凤麟，因年事已高而歇业。
蹲街守摊伴雪堆，烈风刺骨锁双眉；
数九寒冬透心冷，政治迫害晚景悲。
红色政权练狱里，人性良智化成灰；
伪皇暴政求不死，九月九日晚来迟。
修鞋求食守街头，城管驱赶泪双流；
进得屋内御寒暑，逢遇好心贵人筹。
滴水之恩泳泉报，老命休止来生求；
因缘降至毛贼福，痛恨千载恨万秋。
清华校友感言
●姚燮庭（清华大学机械系66届）：读此文可见，如今，所谓的“右派分子”得到真正平反了吗？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实质的慰藉和补偿，没能享有应有的公平正义与人格尊严。
“反右运动”的错误得到真正改正了吗？没有！因为没有一届政府勇于承担责任、改弦易辙、痛改前非。
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笔勾销；穷困潦倒，精神沮丧，无人问津；维权上访，挂牌喊冤，视若无睹；更有甚者，屡受监控，常被和谐，返校无门，维权无望，只能痛心疾首，遥问苍天。刘凤麟乃其一也！
呜呼，刘凤麟啊，刘凤麟，你真是生不逢时啊！想当年23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原子物理，大有可为。可惜啊，“反右”一风吹，顷刻入监房，红彤彤的天空，黑沉沉的地狱，风云突变两重天。22年受迫害，35年上访难。求爷爷啊，告奶奶，无人问津，无人怜。孤苦伶仃摆鞋摊，风吹日露度晚年。
苍天啊，苍天，你行的什么道？执的什么法！你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黑白两道，你是看得清，还是辨不明……
哀哉，岂止一个刘凤麟啊！神州大地，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备受打击。焚书坑儒胜过秦皇，知识不再，犬儒丛生；专制之下，再无真言，谁要发声，则被和谐；政治改革，休得妄言；民主法治，望而莫及；普世之下，价值何在，知识人啊，一片茫然……
且慢，坚持啊！莫心灰！当今，群众已经觉醒，百姓不再愚忠；世道终究要变，曙光即在前头。记住中山先生遗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同志们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11.6.17）
●石天河（88岁，原四川《星星》诗刊编委右派分子）：刘凤麟维权，精神可嘉。不过，不应认为清华堕落了，是因为这种教育体制，把很多人教得瘟头瘟脑，自己不能独立地思考和认识问题了。（2011.6.18）
●陈奉孝（76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22岁学生右派分子，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虽然我一直参与右派维权活动，但我指出，中共当前不可能给右派平反，道理很简单：怕引起连索反应。（6.18）
●方能御（74岁，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旅美华人，原上海第一医学院19岁学生右派分子）：Thank you Meisun. A complaint by tear and blood。译：此文是血与泪的控诉。（6.17）
●邹吉：通过文字记录下一个个百姓的历史，好让以后的人能够通过历史得到教训，真是一件好事。（6.18）
●岩石：毛*泽*东害了多少人！真是罪大恶极！
●刘凤麟答：此文积我五十四年冤屈的呐喊，是投枪，是匕首！为政者，又是无声回避，证明他们的无能和理亏！有理走遍天下，孰是孰非，放在阳光下,晒晒，证明他们是不是人父人母所生。可是，他们不敢，只能是无声抵赖。
由于毛*泽*东的“造就”，使我没有成为它猢群狗党的同路人，保住了人格。晚年和右派难友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共和、宪政，争人权、讨人性，很荣幸！
各位的鼓励和支持，给我勇气和力量！在独裁天朝之下，我不气馁，永不放弃。人性和良智是战胜邪恶的锐器。让我们携起手来，迎接属于公平正义的胜利。
三十五年来，我投书告御状，面对无视人权，丧失人性的天朝，独自呼喊！无时不处于惶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各位的支援，使我不孤立，感到生命的意义，此生足矣！
我要以今年三月施行的新颁《国家赔偿法》继续与清华交涉，生命不息，抗争不止，奋斗延年！
反右阴风泛神州，毛匪群贼放声吼；
精英学子遭正肃；焦容存照百年后。（6.19）
◆文中诗为刘凤麟作。
郭将军，对右派冤案者上访本应认真对待，然而在当今禁访和严打上访的形势下，有哪个‘官员’会认真对待呢？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问题9：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关于俞梅荪的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其父在反右中被迫害致死，当时俞梅荪四岁，弟一岁，从小受歧视，‘文革’被抄家挨打，弟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二十二年后其父被一纸通知‘改正’，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补发三百六十元安葬费了事。
一九九四年，俞梅荪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应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求援，支持其搞好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竟反被‘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一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冤狱三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海老家孤寡残障弟弟的住房又被暴发户私企老板政协委员趁火打劫而非法侵吞。三年来，俞梅荪和弟弟在上海流浪中维权上访和报案，惨遭加倍迫害，如今弟弟常年滞留在精神病医院，无家可归，生不如死。俞梅荪沉冤十八年来，被《文汇报》党政领导推诿和蒙骗，无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劫难没完没了。
二、2010年08月06日文章《俞梅荪：‘右派’的父亲，‘精神病人’的弟弟》，内容如下：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把弟弟俞颂荪接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那样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祖父俞颂华（1893－1947），1919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编，曾为青年毛*泽*东刊载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并调查社会现实，发回许多报道，对我国人民了解苏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总编辑），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和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会面；许多年以来，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各种帮助，还掩护他们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因从小受其父俞颂华的影响，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我国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家父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家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
家父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劝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停业，公司全部撤销，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抑郁症。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7年回北京郊外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了钳工；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7、8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家母携我多次上访，遇见久违22年的家父的同事赵济年（时任国内业务处处长），他两次带我们求见家父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里传出话说没空。我们只好直接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家父档案而得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报道家父发言如下：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5月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家父发言全文，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我以此据理力争，人事处长张秀苒哑口无言，几经争执与周折，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此举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57年家父去世，家母自费用棺木土葬，保险公司给的这860元，尚不足两次的安葬费。）
当时，保险复业招工，我到保险公司工作，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立法工作。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的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但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派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家父之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与家父同办公室的同事周庆瑞，到达方知其在月前刚去世。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记述家父之死
诗人北岛叙述童年：“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的叙述，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家父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在后来的一个夜晚，家母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家母考证。1979年在为家父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家父被以畏罪自杀，对抗反右派运动的罪名而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北岛之父赵济年与家父同事）。
2008年4月，我去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他认真地看着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我俩出了医院，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的话：“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而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提出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大批判，他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上海师院的次子精神崩溃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应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派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罗隆基、王造时为同乡好友，分别考入清华大学而赴美国留学政治学，学成回国，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冒着生命危险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国；1957年都被定成“极右派分子”而被迫害致死，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两次服安眠药而自杀身死，你在17岁时，不也是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警察闻讯上门调查；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精神崩溃。弟弟提议，我俩深深的三鞠躬。
天上人间的家庭团聚
我俩在墓地里倘佯，这里安葬着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制作精美，造价昂贵，其中有剧作家右派分子吴祖光的雕像，也有一些极尽奢华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纪甚轻，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宽大为怀，与世无争，不应有恨。
1997年，我冤狱释放，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俩向父亲墓鞠躬后，仔细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我从不理解父亲，一向拒绝母亲要我去扫墓，要不是弟弟说起此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50年来，陆怡（祖父的学生、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和家父在上海的两位右派挚友时来我家探望，家父在北京财政部的一位老上级一直关怀我们，如今均已作古。
我俩说起五四运动时，27岁的祖父撰文呼吁营救陈独秀、傅斯年等被捕的北大师生；毅然辞去中国驻苏俄特使的日文秘书（月薪200元大洋），投身于清苦的新闻事业（月薪50元大洋），是我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记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祖母晚年怀念祖父，弟弟为其朗读祖父的旅俄回忆文。弟弟还说，祖母曾对他说：“你哥哥的眼睛长得像爷爷。”这使我很荣幸，勉励自己当以爷爷的大公至正的目光来看世界。
亭子周围是小桥流水和鲜花树丛，空旷静谧，没有任何人。大嗓门的弟弟高谈阔论，放言无忌，我俩尽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连连回绝，他有太多的话要诉说了。3小时后，经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这里真是天堂啊！
我俩漫步在公墓墙外的海堤，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你的身旁……。”不觉流下眼泪。1997年，我出狱陪母亲返回温州老家之后，航行在杭州湾回上海接弟弟出院的途中，我对着母亲，唱起这支歌。
傍晚，我俩乘归途的末班车，送弟弟回到在闵行区颛桥的精神卫生中心分院，问其有何感想？晒得满脸通红的他开心地说，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兴的一天。又问对父亲有何感觉？他说，愿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终于沟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间团聚了。
六十年祖居被侵吞
夜色降临，我独自出了医院，经由市区返回借住浦东川沙镇地铁工地旁的外地打工仔家中，又回到闷热污浊，浮躁压抑，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上海滩。我要为弟弟讨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由于祖母早已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住房闲置，被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的我的“知青朋友”惠进德无偿借住一年后，他与我家攀兄弟，以保留我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以及日后我弟弟回上海住院由其代管监护事宜为由，要求私下廉价转让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给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以来，他回避保留居住权的承诺，使我俩陷入困境；2004年起，他多次拒绝医院的出院通知，并向我家隐瞒。2007年底，滞留在市区总医院6年的弟弟，被遣送郊外闵行区颛桥分院，他深感出院无望成“无期徒刑”，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医生及时发现抢救，施以电休克治疗，每每使其昏死过去而丧失记忆。
为此，我向这位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断然拒绝。他还要我“要识时务”。
无奈，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惊悉我家祖居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廉租公房），早在9年前，已被惠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并伪造其私章和签名退掉住房，又用伪造公文《住房调配单》把其迁到郊外北新泾平塘路185弄112号302室（已住着别人而无法迁入）的虚假住房，再把我家祖居非法过户到他的名下，他又利用离婚，把“户主”更名为其“前”妻，又将其儿子的户口迁入我弟弟户籍并立为“户主”，他自己又迁走而“完全脱身”。我弟弟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却无住房的黑户。当年我刚出冤狱回故乡，却遭上海滩拆白党暗算，陷入欺诈陷阱，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竟早已被悄然夺走，又“几经易手”，以各种非法手续，“合法”侵吞殆尽。
维权上访反而惨遭侵权
2008年初，为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时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几日，使其回归社会而恢复正常。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我回北京，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受到重视而把我的材料转上海市信访部门处理。
2009年2月，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公室通知，满怀希望回上海，把病愈的弟弟接出医院，一同去上访。没想到，却由作案方--新长宁（房地产）公司信访办公室答复，竟诬弟弟到场办理退房，且一切手续合法。我俩继续上访，区和市两级政府信访办均诬弟弟到场签字退房，致使对方更为嚣张，以致我和弟弟回祖居，对方说是已和信访办沟通，嘲笑上访之无用，把我俩赶出大门，引起周围邻居的公愤。其实，即使我和弟弟去办理退房手续，按照上海市政府有关房管的强制性规定，也是根本办不成的。
弟弟俞颂荪连续被三个信访办诬为到场签字盖章办理退房，倍受刺激，夜不能寐，厌食厌世，极为虚弱，卧床不起，旧病复发，要自杀。出院半年被送回，体重下降15公斤，神智不清，成危重特护病人，作电休克治疗。2010年8月，弟弟在医院又一年，病情虽有好转，仍在特护之中。
惨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
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为财政局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安徽劳改农场20余年获释，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亲友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2年获释回原单位，右派被改正不久，又被陷害而判了无期徒刑，12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
可见，在反右派运动中惨遭劫难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泪史，时至今日，其危害仍未结束。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演说中讲：“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谨以此意来纪念反右派运动的殉难者们。
郭将军，请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以‘识时务’的名义欺压百姓、打击群众上访伸冤的问题？”
问题10：有战友询问：“郭将军，您好！2009年10月29日新闻《右派自印新书〈往事微痕〉被查抄》：大陆一批老右派分子印制传阅刊载反右运动的小册子《往事微痕》，无故遭当局大批抄走，册子主办人铁流对记者说，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紧缩，不及邓小平时代。
大陆老右派学者、原成都日报编辑铁流，就一群右派老人私下撰写、传阅的复印文本《往事微痕》，被当局无故没收，至今未获发还。
记者电话访问现居于北京的铁流，他表示，电话和行动长年受到当局监视，他将《往事微痕》这册内部交流的文稿透过邮局向各地的‘五七老人’投递，但文稿至今未有送达，他到邮局查询，被告知文稿遭‘打非办’没收，但他按邮局提供的‘打非办’电话打去，被告知该单位不存在。
在1952年，因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共*产*党建言‘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而被划为‘极右份子’，在狱中渡过了二十三个春秋的铁流说，他们一群老右派曾在胡*锦*涛上任之初寄予厚望，但目前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认为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比邓小平时代还要萎缩。铁流说自己年事已高，已经再无讲假话的必要，他只想趁着还有时间，将过去的历史诚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有所了解。他说自己多年来热爱国家、民族，他希望当局能够对过去的错误有所反思避免重蹈覆辙。
《往事微痕》由一群右派老人包括铁流、庐玉、燕豚符等亲自撰文、印造，内容主要记述当事人在反右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该文本以复印形式大宗邮寄给五七受害人传阅，并不对外发行。但这批刊物无故遭当局没收，铁流在公开信中批判当局的做法是扣押私人邮件、违反国家邮政法、践踏宪法。
同期新闻：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官方网站的报道：该总队的执法三队今年8月11日在西城区‘国二招’召开第七次辖区片会，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张伟在会上说：‘近来，执法三队连续打了几个硬仗。7月底开始，查堵非法出版物《往事微痕》，与安全局、工商、交通等部门联合蹲守邮局，暗访、核查黄某印制非法出版物窝点，并迅速对所涉嫌的复印店召开执法检查。同时，还集中力量对辖区印厂进行筛查，按审批注册逐一核查。’
郭将军，百姓将自己的往事汇编成册互相交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其不涉及经营，何谈非法？限制百姓言论自由已经是‘官员’的‘时尚’，对此，请问您如何看待？”
针对这些问题，郭旭东将军转告大家：
“我们应努力学习‘革命正派性’修养。
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军队向另外一个国家发动的国家形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思维、隐形、超限战争），足可以轻松地使被侵略的国家亡党亡国。自2000年起，他国军队向中国发动的国家形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主要表现是：
1、将形势殖民地列为杀害中国人的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从而达到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2、发动国家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从而使中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并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3、发动国家卑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国家恐怖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2），国家官匪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3），国家卖国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4），国家禁访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5），国家放任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6），国家维稳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7），国家抛弃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8），国家吃人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9），国家自由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如问题10），（以上论战内容均可在红星在前网论坛搜索到），等等，结果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掌控所谓的‘对老百姓来讲最致命’的方法，将国家机器、国家公器和媒体转为官员的私有工具，使人民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状无处告，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而且深刻领悟官员为非作歹的国家形势，形成官员争先恐后为非作歹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形势殖民地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4、在国家致命殖民地武器侵略战争（此论战内容可在红星在前网搜索到）的基础上，进一步怂恿中国说，为了让中国‘飞速崛起’，中央就要让官员完全放开手脚工作，不要让官员有任何约束，而要做到这点，中央就要清楚，‘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在中国整个官场已经常规化，官员在和老百姓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想占上风，但有时候未必就能占上风，如果让官员掌控对老百姓来讲最致命的方法，将国家机器、国家公器和媒体转为官员的私有工具，使老百姓有话无处说，有状无处告，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也难占上风，那么就要让官员深刻领悟到官员为非作歹的国家形势，形成官员争先恐后为非作歹的不可阻挡的潮流，注意一定要让官员和老百姓斗争到底，绝不可以向老百姓妥协，最终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作被统治阶级，死心塌地地服从阶级秩序，如果官员妥协了，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官员始终占上风，官员才能真正放开手脚工作，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从而使中国不仅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而且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形势殖民地国家，且使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掌控所谓的‘对老百姓来讲最致命的方法’，将国家机器、国家公器和媒体转为官员的私有工具，使人民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状无处告，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深刻领悟官员为非作歹的国家形势，形成官员争先恐后为非作歹的不可阻挡的潮流，肆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管自己是否有错误，都始终占上风为荣为美，同时进一步导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及央企等官员肆意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严重恶化中国的金融危机，达到他国军队妄图消灭中国人口的目的。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作为革命军人，一定要关心民众疾苦，侠肝义胆，做一个正派的人。我们应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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